许子东：作家的一天——1936年8月5日的鲁迅日记
一 大陆新村9号
1936年8月5日，我们现在知道，这一天距离鲁迅（1881—1936）生命的终点还有两个多月，但鲁迅并不知道，或者说他大概知道，但不确切。鲁迅怎么度过他的一天？当时，鲁迅住在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一座砖木结构、红砖红瓦的三层楼房，一楼黑铁皮门内有个小花园。走进台阶是会客室，有西式餐桌、书橱、留声机，工作台据说是瞿秋白送的，还有一个玻璃屏风，屏风后面是一个中式的八仙桌，日常用的餐桌，还有衣帽架。二楼的前间，朝南的房间，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有书桌、藤椅、黑铁床。这里，建筑面积222平方米，使用面积估计也就一百五六十。三楼有阳台，有周海婴和保姆的卧室。
这个一百五六十平方米的大陆新村9号，是除了绍兴老家和北京八道湾四合院以外，鲁迅一生里住过“最阔气”的住宅了。
晚清和民国时期，大部分作家都不能完全靠稿费谋生。非常有名的作家，很多时间也要有别的谋生方式，或者编报纸杂志，如李伯元、吴趼人、黎烈文、孙伏园，包括后来的金庸等；或者在大学当教授，如胡适、周氏兄弟、闻一多、老舍、沈从文、朱自清等。极少数作家，在某一时期进入“官场”，鲁迅在教育部当佥事，胡适任国府驻美大使，陈独秀、郭沫若、茅盾也都曾经是职业革命家。但这些都是特例，人数远比办报教书的少。即使是职业革命家，表面身份、日常工作也还是要办杂志、编报纸，比方说夏衍、茅盾在香港。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周树人每月津贴60元。之后，任教育部佥事俸银200多元。 [1] 厦门大学，400大洋聘约，转到中山大学应该更多。1927年到上海后，基本上专业写作。有几年也在南京大学兼职“特约著述员”，每月300块。
《鲁迅日记》里对收支有清晰记载。月平均有300元到500元收入，固定100元寄给母亲和朱安，另外100元自己买书。余下来生活费用的也就是200元左右，小康偏上。鲁迅去世以后，许广平很后悔没有让他抽更好一点的、贵一点的烟，以至于损害了他的肺。抽烟还要挑牌子，可见后期鲁迅在经济上谈不上富有——看美国电影不会吝啬，跟北新书局谈版税是要计较的。
有人算过一笔账，鲁迅从1912年到1936年这24年里总收入124400银圆，其中55000元是薪金、讲课费，另外一半多一点是版税、稿费。 [2] 24年12万，每年就是5000元了，每个月差不多就400元了，如果平均来说，算不上发财，但也够生活。这是民国时期的中国作家的一个典型。
二 1936年8月5日鲁迅日记
1936年8月5日的日记，全文如下——
5日 昙。上午得赵越信。得依吾信。得吴渤信。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下午岛津（津岛）女士来。晚蕴如携蕖官来。三弟来。夜坂本太太来并赠罐头水果二种。夜治答徐懋庸文讫。 [3]
鲁迅日记通常纯粹记事，平实简单，这一天已算比较详细。两天之前8月3日的日记就是三个字——“雨，无事。”无事也要记一下。
8月5日日记提及三封来信、四个来访。我们在这其中最关心两件事：一，鲁迅和许广平、海婴去了须藤医院；第二，鲁迅这一天写完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三天前鲁迅的日记里就说过收到徐懋庸的信，所以这三四天里有了这篇文章。
最后几年给鲁迅看病的，主要就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须藤父亲是杂货商，几个堂兄都曾在上海经商。早在1893年，须藤考入日本的第三高等医学院，十年后毕业参加日本陆军，曾经驻扎朝鲜。1918年退役，中校军衔，之后就到上海开医院。医院有一两百人，规模不小。鲁迅是通过内山完造认识须藤医生的。这之前，鲁迅看过不少日本医生，十几二十位，看得最久的就是这位须藤。因为鲁迅自己学过医，又在日本待过，和医生能够用日文交流，这些都是原因。医院离鲁迅的住处是2.4公里，往返也比较方便。
鲁迅去世是1936年10月19日，须藤医生撰文《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 [4] ，1936年11月15日发表，不到一个月。但内容接近的日语文章，则发表在1936年10月20日到23日 [5] ，即鲁迅先生去世第二天（写得真快）。根据《鲁迅日记》，最后的三年鲁迅请须藤医生看病，一共150次以上。须藤对鲁迅一生的健康状况比我们知道的多。他说鲁迅七八岁开始牙就不好，治乳牙以后“因为蛀牙的缘故夜里疼得睡不着，让父母很困扰，甚至被父母斥责连这点疼痛都无法忍耐” [6] 。那时绍兴没有牙医，最多就是拔牙的，其他人牙痛就去求仙问菩萨，所以鲁迅的蛀牙恶化，牙根腐坏，到23岁，大部分牙齿已经缺损，27岁装了假牙。因为牙病导致胃扩张、肠迟缓，以及其他消化器官均受影响。鲁迅到死，他的食量只有常人的一半。鲁迅“常常说自己生来就不知道饥饿和美味为何物”。这个也还是须藤的原话，“因其消化器官机能的衰退造成营养不良，其结果就是筋肉薄弱，当他自己觉察到时，体重已不到四十公斤。由于先生天生体质特异的缘故，不管是原稿的起草或是读书研究，常常都是在夜间进行，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加上体质筋骨虚弱，神经过度疲劳，成了恶性循环。” [7] 所以，须藤医生认为鲁迅弃医从文也是牙痛的结果。
据须藤记载，鲁迅的病情1936年1月开始恶化。1月3日鲁迅的日记就说，“夜肩及胁均大痛”，就去了须藤医院。3月2日，“下午骤患气喘，即请须藤先生来诊，注射一针。” [8] 连续几天都有记载，3月8日说，“须藤先生来诊，云已渐愈。”可是到了5月8日，日记里记载都是自己在发低烧。
三 鲁迅之死：误诊所致？
《鲁迅传》的作者朱正说须藤的医道不高明，只是因为来往久了，鲁迅对他有信任 [9] 。周建人（鲁迅的弟弟）曾告诉鲁迅，须藤是日本退役军人，乌龙会的副会长，鲁迅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10] 史沫特莱（鲁迅的美国友人）要介绍个肺病专家，鲁迅开始还不同意，到了5月31日，病情严重，冯雪峰看不过去，就去找了茅盾，茅盾做翻译打电话给史沫特莱，请来了一位美国医生叫邓恩。
鲁迅在散文《死》里面讲到了这个美国医生——
今年的大病……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及熟识，肯说话。……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11]
这么悲惨的情况，人家说病没法治了，鲁迅还能够用幽默的笔墨书写。《死》是鲁迅最好的散文之一。同一次诊断，周建人后来在1949年的《人民日报》上写文章 [12] ，说鲁迅病重时也曾看过肺病专门医生，医生说病严重，但还可治。“第一步需把肋膜间的积水抽去，如果迟延，必不治。须藤却说肋膜下并无积水，但只过了一个月，他又说确有积水。”才开始抽水。
到底在5月底之前，鲁迅的病是怎么医治的，怎么诊断的？
鲁迅自己在5月15日致曹靖华的信里说，“日前无力，今日看医生，云是胃病，大约服药七八天，就要好起来了。”
就是说5月的时候，须藤医生诊断是胃病，吃药七八天。
5月23日，鲁迅又写信给赵家璧说，“发热已近十日，不能外出；今日医生开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断定。何时能好，此刻更无从说起了。”
到了5月份的时候，发烧的原因都搞不清楚。
我们后来知道这段时间正是鲁迅为“两个口号”论争操碎心思的时候。严家炎教授在2003年《中华读书报》上撰文 [13] ，说须藤先生在鲁迅死后应治丧委员会要求，写了一份医疗报告，可是这个报告有可疑。须藤说是1936年3月开始抽肋骨积水，但多方资料显示，比方说鲁迅自述、周建人文章、鲁迅书信等，实际是在美国医生诊断之后，到1936年6月才开始抽积水。
病医不好也许不全是医生责任，但是改动报告，推卸责任，显然有违医德。40多年后，1984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将馆藏的鲁迅X光片请了23位医学专家研究，读片以后的结论是——根据病史摘要和1936年6月15日后前位X线胸片，一致诊断：一、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皮包；二、二肺中上部慢性肺结核病；三、右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根据逝世前26小时的病情记录，大家一致认为，鲁迅死于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
这个结论从医学上证明了须藤医生误诊，如果死于肺结核是自然死亡，如是自发性气胸，其实是可以抢救的。10月18日凌晨，自发性气胸，如果当时立刻抽气减压，有可能转危为安。
8月5日日记除了写鲁迅夫妇为了儿子去须藤医院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更加重要，就是“答徐懋庸文讫”。《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鲁迅晚年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却不一定是鲁迅自己写的。此文关系整个3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思潮变化和派别斗争。
四 “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
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文艺界至少有六次文学论争，鲁迅卷进了其中的五次，而且都是主角。最后一次就是“两个口号”之争，影响深远，对晚年鲁迅的心力也是消耗巨大。如果说之前鲁迅一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么这一次却是有苦难言。原因是这次论战离文艺思潮远，离政治人事近。以前自以为与右派论争，鲁迅理直气壮；这次是和“自己营垒中人”暗战，鲁迅不大擅长。
鲁迅在《花边文学》序言里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 [14] 这里所谓“同一营垒的青年战友”，指的是廖沫沙。廖沫沙60年代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文革”初他和邓拓同属“三家村”。年轻时，革命文青廖沫沙写文章令鲁迅很不开心。详细情况很琐碎，都是一些文字误解，但鲁迅对于这些误解不会忘却。有人化名绍伯，在《大晚报》副刊调侃鲁迅气量狭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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