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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作家的一天——1936年8月5日的鲁迅日记

更新时间:2022-01-11 08:44:03
作者: 许子东  
鲁迅认为这个绍伯就是田汉。“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15] “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横站”就是说打仗时面对敌方,但又害怕后面有人攻击,所以不能正对着敌方,就得横过来。“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 [16] 在1935年给萧军、萧红写信时,鲁迅把这种愤怒进一步放大,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 [17] 这段自我描写真的令人感慨,“受了伤”,“舐干”伤口,因为什么?就因为廖沫沙、绍伯这些年轻人的文字?还是另有一些“给谁也不知道”的难言苦衷?

  

   20年代中期写《坟》《热风》,鲁迅并没有明确的“同一营垒”的概念,孤身一人在《野草》里,伤口也可以舔舔,痛苦愤怒就他一人,不要考虑那么多阵营、战线,所以也不需要“躲”起来舔伤,“给谁都不知道”。营垒、战友、阵线、敌我、后方、横站等,这些都是军事概念,或者说是政治术语。鲁迅骨子里是个文人。

  

   1935年9月12日给胡风信,鲁迅描写他在“左联”的处境:“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18]

  

   后来不少研究者感兴趣这封信里的“工头”到底是谁?是不是讲周扬或夏衍?当时胡风、冯雪峰、丁玲和鲁迅关系比较好。这些人事派别的斗争后来一直延续到延安——“鲁艺”对“文抗”。丁玲、冯雪峰在50年代很早被打成反党集团和右派,胡风是反革命集团。1966年,周扬、夏衍等也成了黑帮。“文革”后胡风、冯雪峰、周扬等都平反了。可是丁玲和周扬之间,始终还是有些意见。本书并不关心文艺派别的斗争演变,更关注的是鲁迅的心态。鲁迅一直很敏感奴隶受压迫、奴才麻木忍让,现在居然有“工头”在他背后抽鞭子,他却什么都不能说,为了这个事情还向外国人撒谎。用鲁迅的原话说:“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19]

  

   五 “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夏济安在《鲁迅与“左联”的解散》 [20] 一文中引胡适的话,说很晚才看到鲁迅给胡风的信,推测鲁迅如果当时不死,他将怎么介入之后的中国文坛。鲁迅当时不知道,就在他抱怨“横站”苦境时,1935年下半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在莫斯科决定,“左联”应当解散。此时红军已经到达陕北,意识形态工作由总书记张闻天和王明、康生等负责。王明委托萧三带信到上海,先给鲁迅看,再转给周扬(地下党电台被破坏了,周扬和陕北断了联系)。1936年1月19日鲁迅看信以后觉得很突然,没法接受。他把信转给了周扬、夏衍,周扬等“左联”领导决定要执行王明代表中央的指示。

  

   为什么看到要解散“左联”的信,大家态度会有不同?因为周扬他们是战士,服从命令是天职。鲁迅是文人,自己没想通,怎么执行命令?茅盾后来有回忆,说夏衍他们主张“左联”解散,要成立新的文艺界抗日组织,门槛低,只要抗日就可进来。他们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名义上是“左联”的领袖。可是鲁迅不肯见夏衍,情况有点尴尬。

  

   茅盾跑来跑去无功而返,他说自己就是一个传话的人,这是几十年以后的回忆。 [21] 但当时鲁迅对他的朋友说,内幕如何,我不得而知,指挥的或者是茅(茅盾)与郑(郑振铎)。“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22] 说明鲁迅对处在中间的茅盾,也有看法。

  

   此事僵持数月,1936年4月25日,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海,他是左翼地下党里面除了瞿秋白以外,最被鲁迅信任的人。他参加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从陕北重回上海时,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都给他布置任务,还带了电台。

  

   冯雪峰后来回忆,到上海马上去鲁迅家里,鲁迅见面第一句话就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23] 冯雪峰后来说,这句话以及鲁迅说话的表情,他永远都记得。

  

   然后,冯雪峰和鲁迅讲了长征、陕北、红军等。鲁迅又讲了上海的情况,冯雪峰说他记得鲁迅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说,“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另外一句就是说“我真想休息休息”。 [24]

  

   1936年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年初大病,去世是10月,4月25日就是鲁迅去世前半年。“破坏大计”,就是指他不加入新的统战的文艺团体。鲁迅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敌人也可以用。”与“国防文学”相对,胡风在鲁迅家里见到冯雪峰以后,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朱正《鲁迅传》说,这个口号表面上是胡风提,实际上是冯雪峰建议,也就是陕北带来的意思。 [25]

  

   作为口号,“国防文学”更容易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点长,但重要的是这个口号是谁提的。大背景是走向国共合作、西安事变,“国防文学”是战略调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原则坚守。用今天的术语,前者是与时俱进,后者是不忘初心。

  

   王明名义上还是党的领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中共五十年》 [26] ,说这两个口号都是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提出来的。周扬等人在1936年初提出“国防文学”,依据的是1935年8月1日为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而鲁迅等人1936年5月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依据的是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因“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而发表的宣言,宣言里提出了“武装民众,进行抗日”。王明说,周扬和鲁迅不同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都是依据这两个中央文件,所以归根结底这两个口号都是他起草的,时间上一个是1931年,一个是1936年。

  

   一个政治集团、政治力量为了自身利益而变换口号,非常正常。可惜文学家转弯没那么快。文人的理想,不仅为了利益、形势,更多出于理念、信仰。好不容易经过近十年战斗,鲁迅也有了阵营、敌我、横站之类的意识,突然又转向要他搞统战,用几年前刚刚批判过的民族主义(今叫“国防文学”)口号,鲁迅适应不过来。毛泽东后来说,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但是从“两个口号”之争的情况看,鲁迅确实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就在“两个口号”之争时,鲁迅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936年6月5日,鲁迅因病停了日记。他的日记之前连续25年没有中断过,可是在1936年6月停了25天。这时不止一篇文章由冯雪峰代笔。胡风对鲁迅说,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一笑说,我看一点都不像。 [27] 胡风这个回忆是否准确,也难说。

  

   六 鲁迅:胡说!胡说!胡说!

   再回到1936年8月5日,鲁迅日记提到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徐懋庸这个名字也因为这篇文章永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徐懋庸当时二十几岁,写杂文模仿鲁迅风格,鲁迅曾给他的杂文集写过序。

  

   1936年徐任“左联”宣传部部长,也是新创办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的理事。1936年8月2日,就是我们看到那篇日记的前三天,他给鲁迅写了封信,里面直接批评鲁迅:“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言行”“恶劣的倾向”等,很不客气。“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除了批评鲁迅、批判鲁迅支持的口号,徐懋庸还尖锐地责骂鲁迅身边的一些人,比方说“胡风的性情之诈”,“黄源的行为之谄”,“巴金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信中说鲁迅,“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还说,“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 [28]

  

   当然,读了这么一封极不客气的来信,8月3日那天日记:“雨。无事。”其实是生气,怎么没事?鲁迅成为文坛领袖,已经十多年了。这是他提拔的一个年轻人,居然跑出来这样和他说话,语言嚣张,态度不逊,而且这封信不仅是徐懋庸个人的骄横,还代表着“左联”其他一些实际领导的观点。在鲁迅看来,这是来自自己营垒的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攻击,所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过万字,罕见地把徐懋庸的信放在前面——通常鲁迅写辩论文章,都是把人家的文章附录在后面。

  

   现在知道,这篇文章是冯雪峰代拟的初稿,鲁迅花了几天时间做了修改、增补,在我看来这是一篇非典型的鲁迅文章,鲁迅以前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格式的文章。

  

   这篇文章跟鲁迅一贯的文风有什么不同?

  

   第一,这篇文章里有大段的政治宣言,因为徐懋庸质疑鲁迅支持的口号危害统一战线,鲁迅在文中加了重点号,直接声明自己的立场。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我是看见的 ,我是拥护的 ,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 ,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 ,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 。 [29]

  

   这样政治表态的宣言文字,实在不像鲁迅的文风。

  

   第二,这篇文章里不再运用鲁迅常用的讽刺、讥笑、拐弯抹角骂人,而是直接正面,从政治人格上指责对方:

  

   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胡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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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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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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