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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江:“多元宗教观”——新文化运动“多元性”的一个论域

更新时间:2022-01-11 00:26:43
作者: 王中江  

  

   【摘 要】:“新文化运动”复杂而又多元。其多元性表现在诸多层面,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考察。“宗教观”是其中的一个层面。当时参与论辩的人有不同的背景和理念。围绕宗教的本性及功能和角色,围绕宗教与科学、知识、理性以及艺术的关系,围绕宗教是否可以被取代,它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和余地,还有孔教究竟是不是宗教,如何对待基督教等一系列问题,人们展开了理性的论辩,不管是立场和方法,还是观点和看法,都多种多样,充分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中宗教观的多元性。

   【关键词】:多元  宗教观  新文化运动  论域

  

   对“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视野、多元性认知和反思正在超越和克服过去对它的一些单一描述和单向度化约。产生这种转变的趋势有赖于人们眼光的扩大和新的方法的引入,但更主要是取决于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多元性这一内在根据。不断展现的一些探讨表明,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多元和复杂的世界,不管是就它的局部方面说,还是就它的整体方面看,都是如此。这在新文化运动的“宗教观”中同样得到了印证。新文化运动的“多元宗教观”或宗教观的多元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它不仅指参加“宗教”论辩的人有着非常不同的立场和看法,而且即使属于同一阵营、主要倾向上相近的人他们的具体看法上有差别,甚至同一个人他的立场前后也有变化。促成新文化运动“宗教观”多元性、复杂性的原因,正如造就新文化运动多元性的原因那样是多重的。人们强烈的求知欲、对真理的热忱、独立思考精神、批判性思维、自由论辩及开放性竞争等因素,则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试想一下,如果围绕宗教没有自由的、开放性的讨论和论辩,如果人们的立论、立场没有对手,没有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争论和批评,当然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的“宗教观”的多元性,更不会有它的建设性。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中的宗教观是有深度、广度和高度的多元性,就像新文化运动决不是单纯的否定性它同时又是多元的建设那样。在下面的具体讨论中,笔者将通过不同的方面呈现出新文化运动中宗教观的复杂性面貌和内涵,证明为什么说它是多元的,并借此扩大和深化对新文化运动“多元性”的认知。

   一、对宗教的本性、功能和角色的各种判断

   新文化运动知识人围绕宗教展开的讨论、争论和论辩有一些焦点,这些焦点的一部分现在属于宗教学中探讨的重要问题,比如宗教的本性、根源、功能和角色等。新文化运动的宗教观的“多元性”首先就表现在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论辩中。从宗教学的专门领域来说,当时参与争论和论辩的知识人大部分都不是从事宗教学研究的,他们自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受邀参加《少年中国》组织的宗教讲演大会的人——王星拱、梁漱溟、李煜瀛等都非常谦虚地表示他们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合适人选。他们是广义的知识分子并扮演着多重角色。这些人对宗教有一定的了解也有自己的见解,但同时又很有限,因此他们对宗教本性、根源、功能和角色的看法也不能用后来的专业化标准来衡量。

   当时参与讨论和论辩的知识人,对宗教不管是肯定、同情,还是否定和排斥,抑或是折衷、调和,他们大都认为讨论宗教,首先需要对宗教做出界定,需要揭示它的本性或本质,这是考察它的其他问题的前提。他们做出的界定不那么严格,有的界定有很强的个性,有的是借用别人的。如作为科学主义者的王星拱(1888-1949)说,宗教是由两个原素组成的,一个是“信从”,另一个是“崇拜”,两者缺一不可。这不能算是对宗教的严格定义,而是揭示了宗教的某种特征。王星拱说的“信从”,兼有相信和接受两个意义,它比一般所说的“信仰”两字的意义要弱。他认为如果问题只是涉及到信从而没有涉及到崇拜,那就不属于宗教问题而属于哲学问题。就宗教而言,那就不仅需要信从,而且需要崇拜。信从是产生崇拜的基础,没有信从就没有崇拜。信从主要是指相信有超人权力的存在,相信这种权力能够支配人的生活。崇拜就是从这里发生的,一方面它是心理的崇拜,一方面它是仪式的崇拜。王星拱强调说,崇拜是宗教的灵魂,“不但崇拜的心理,是宗教所必需的,并且崇拜的仪式,也是宗教所必需的。没有仪式的崇拜,就没有庄严静肃的情境,没有这些情境,就不能引起与保存崇拜的心理。崇拜的心理,所不能保存,则信从就要动摇了。”

   人文主义者的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参与了宗教的辩论,也参与了“科玄”论战。按照他的定义,“宗教是各个人信仰的对象”。这种“对象”包括了形形色色的东西,人或非人、超人、主义或事情,只要人们信仰,它就是人的信仰对象;信仰是从人的情感而不是从人的理智中产生的;信仰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信仰纯粹是个人的,人们彼此不能相喻。梁启超强调信仰对象的广泛性,不限于一般所说的超自然神灵。人们之所以信仰这些东西,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情感需要。但说人们的信仰完全不能相互理解,这是夸大其词。梁漱溟认为,人们精神上需要的东西不同于他们满足物理身体需要的东西,张三用了李四就不能用,它可以相喻和彼此分享。

   具有佛教信仰同时又是儒家人文主义者的梁漱溟认为,世界上的具体的宗教形态虽然很多,但它们有一致的地方。这种一致的地方,就是它们的共同的必要条件。从这里出发,他定义宗教说:“所谓宗教的都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的。”梁漱溟很自信地说,他对宗教的这一定义对已有的宗教都是适用的,没有一个能够例外,最多它只是对争讼不已的孔教,还有对新立意开辟的赫克尔的一元教、倭锵的精神生活论有些不合。根据这一定义,梁漱溟说宗教之所以为宗教有两个根本条件:一是宗教的目的在于安慰和勖勉人的情志;二是宗教的根据在于超越背反一般的知识。前者是让人得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质言之,不外使一个人的生活得以维持而不致于溃裂横决,这是一切宗教之通点。宗教盖由此而起。”后者可以说是超出、外乎理智的“神秘”和“超绝”。梁漱溟的说法也适用于哲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

   人们对宗教的界定说明,还有一种情形是借用西方的说法或以此为出点引申出自己的看法。如同是科学主义者的恽代英和周太玄(1895-1968)就是这样。恽代英从宗教的起源来界定宗教。他先列出了几位西方人的解释,如Cicero(西塞罗)把宗教看成是回念一切崇拜的神祇;Lord Herbert of Cherbury(赫伯特勋爵)认为宗教的真谛是相信神的存在;Robert Ranulph Marett(马雷特)是宗教对不寻常经验世界的追求;Samuel Laing(莱恩)认为宗教是将一切怪异的现象都归于超自然的原因;Andrew Lang(安德鲁·朗格)认为宗教是对大神和祖先的崇拜;Herbert Spencer(斯宾塞)认为宗教是从信奉肉体之外的灵魂等产生的。恽代英没有接受其中任何一个说法,他更出这些解释是想让人知道人们对宗教有不同的界定。他认为宗教是从恐怖、希望、误认、误解、美感和想像等六个原因中产生的。他说这六种原因“有起于本能的情感,有起于智识的暧昧。起于本能的情感的,今人与古人恰是一致……起于智识的暧昧的,今人虽远胜于古人,但因一方人智有所穷尽,一方情感多所引诱,所以虽大哲学家大科学家,每仍跳不出宗教藩篱。”

   同恽代英的思路类似,周太玄先也是先列出了西方对宗教的一些定义,然后为宗教的起源提出解释。这些说法来自莫勒(Max Müller)、耶韦勒(Rēville)、达尔莫默斯德得(Darmesteter)、斯宾塞(Spencer)、居友(Guyau)、涂尔干(Emile Durkheim)等。他们界定分别是,一,宗教是解释那些不可解释的事物和满足那些不能满足的热望(莫勒);二,宗教是人类生活中一种感情绳索,它使人的精神和他所承认的宇宙力量达到一种神秘的冥合(韦勒);三,宗教是包括了所有的非科学的知识和权力(达尔默斯德得);四,宗教是用默许的教条和禁制来解释神秘并承认人类知识有达不到的普遍知识(斯宾塞);五,宗教是以神话、非科学的现象和系统的教条为象征来引起人的幻想和信仰(居友);六,宗教是用界别和禁例来说明信仰和实行(涂尔干)。在这些定义中,周太玄认为居友和涂尔干的定义则比较可取。他像恽代英那样更倾心于从宗教的起源上来认识它。他认为宗教起源于四种东西,即神话、灵魂不死、象征物和仪式等。这些也是宗教的内容。在这些内容之外,促成宗教的因素还有人的苦与乐、恶念的强制、环境的索解等。宗教产生之后,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持续,人们信仰它,也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文化运动知识人对宗教的界定和解释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就隐含着他们对宗教的功能和角色也将有不同的评判。上述几位参与宗教论辩的人是如此,其他没有谈到的人也有类似情形。恽代英、周太玄侧重于从宗教的起源来解释宗教,这为他们否定宗教的作用和消解宗教提供了一个前提。既然宗教的起源和产生都有原因和条件,如果这些原因和条件没有了,那么宗教将不复存在;既然促成宗教的条件有的原本就不是好东西,它怎么可能会产生出好的结果,扮演出好的角色。恽代英解释宗教的起源,其中两项说是由于“误认”和“误解”,这是“知识的暧昧”,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宗教是虚伪的信仰”,说即使精粗浅的物质主义不能满足人安身立命的需要,那也不能借助于充满迷信的宗教。肯定宗教的人强调宗教对人的安慰作用(如梁漱溟),但恽代英反驳说,用虚伪、迷信的东西去安慰人,那不是真正的安慰,真正能安慰人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譬如真理。他说:“聪明的人不用宗教,亦能得着安慰;不聪明的人若只得着宗教的安慰,于文化人道又有许多坏处。我知道许多普通所谓聪明的人,因为问了几个‘为甚么?’便发生了烦闷自杀的事。但是我想这不是说人类需要宗教,宁是说人类需要最澈底的真理。最澈底的真理,不但能指导人的路径,而且能安慰人去走这一条路。这话是可信么?就我的钝根,我都十分以为是可信的事。”

   王星拱从宗教的“信从”、“崇拜”和“神秘”出发,认为这些态度不对,有很多坏处(如笼统的总解决、以不知为知、惟心的构造等)。所谓宗教鼓励人上进,减除人的苦恼,这也可以用教育和用美育来代替。王星拱还从决定论与非决论这两个矛盾出发,认为宗教对人的期望都没有帮助作用。不少科学主义者整体上都不承认或否定宗教的积极作用,因为宗教是迷信,人们信奉的都是虚幻、神秘等不真实的东西。如果这些对人有作用那也是坏的作用。持这种立场的还有西方人,如罗素等,他也参与到了宗教论辩中。罗素告诉中国人说,宗教在欧洲是杀人和毒害,很幸运中国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毒害,当然正在迅速变化的中国也要避免产生这种毒害。罗素对宗教的极端性否定,影响了不少中国知识人。因为当时他在许多中国知识人的心中是一个偶像。

新文化运动中的人文主义者一般对宗教的价值都持肯定的立场,至少是持同情的立场。上述梁启超、梁漱溟、屠孝实等是这样;此外的方东美、田汉、周作人等也是如此。也有低调温和的科学论者,对宗教持也没有完全否定,如陆志韦。人文主义者普遍认为宗教能使人上进和奋发,能使人对生活充满乐趣和情趣,能使人达到超越。梁启超指出,宗教让脆弱的人在恐惧时有倚靠,在绝望时有安慰,这是下等宗教的作用,高等宗教的决不是如此,“我在我所下的宗教定义之下,认宗教是神圣,认宗教为人类社会有益,且必要的物事;所以自己彻头彻尾承认自己是个非非宗教者……要而言之,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梁漱溟从宗教是用超绝知识的不可思议来安慰人来论证宗教的真正必要,这同时也就肯定了宗教对人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的不可或缺性。只是,梁漱溟独有情钟的是佛教的出世间理想。他说,一般所说的宗教的必要,如令人情感丰富热烈,令生活勇往奋发,令人有悲悯心,和牺牲精神等,这可以叫做人有了宗教式的宇宙观。但这种东西不一定只有宗教能给人。宗教的真正必要是在佛教的出世间中,是在佛教的宇宙无常中适性、安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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