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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石健:社会分工、家户制与中国的国家演化

更新时间:2022-01-11 00:15:37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石健  

  

   在人类社会,国家性质相同,国家形态却多样。对于后者,过往探讨较少。中国不仅有漫长的历史,而且有独特的国家形态。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国与家紧密相连的表述,如“国之本在家”,直到当下的“家国情怀”等,但缺乏对二者关系内在基础的探究。这与历史中国的经验思维相关。黑格尔曾说:“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他们的法理学也是如此,仅仅把规定的法律告诉人;他们的伦理学也仅仅讲到决定的义务,而不探索关于他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而这并非不可改变。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家为何在历史中囯的国家演化中具有特殊地位?二是家作为历史中国国家形态构成的基本要素,为何有一个形成过程,并特别牢固?三是在个体化趋势日益猛烈的当下,为什么还要讨论“家户制”这一古老的话题?

   一、社会分工与三种国家形态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无疑是国家研究的经典著作,为后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指引。但在过往的研究中,比较多的是一种线性研究,即因为社会分工造成社会分化,产生阶级和阶级对立,并出现了用以控制冲突的国家。但是,由于自然和地理等因素的不同,在不同的地域,社会分工的路径和形式有所不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完成了三次大分工,并在第三次大分工后才产生国家。有些国家经历第一次社会分工后就停止了,有些国家主要经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只有极少数国家很早就经历了第三次大分工。这样就导致了不同国家的起点、形态和演化路径有较大差异。

   国家来自于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发展有两个基本线索。一是人类社会最初都发源于血缘关系。“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二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是由整体到个体。“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这种社会的构成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并型塑着国家形态。

   社会分工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标志。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不同的国家形态。

   第一次大分工表现为游牧部落从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由此产生了控制阶级冲突的国家。但是,这种因为游牧部落分离而产生的国家,是以游牧部落为基础的。游牧部落尽管与原始的氏族组织有所不同,但前者从氏族社会脱胎而来,具有很强的组织整体性。部落是游牧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虽然存在家庭,但是家庭是作为部落的一部分存在的,不能独立出来,不具有独立的基本单元的性质。部落成员或家庭离开了部落就无法生存。“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组成部分。”正是在一个个部落的基础上形成了部落制国家。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史记·匈奴列传》对匈奴的部落制国家形态的特性有具体的描述。在世界许多地方,部落制一直延续到现代,并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起源。

   第二次大分工表现为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农业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产业革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第一次最为深刻的变革,也是人类跨越野蛮进入文明国家时代的门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动物仅仅是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农业可以通过生产工具的改进,提供生产力,获得更多产品,“从而生活资料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有了生产剩余,能够使得一部分人脱离直接的生产活动,并占有财富,从而产生国家政权。但是,农业生产是人与土地的结合,人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的再生产高度重叠,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紧密结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成为农业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固定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稳定的社会关系,使得血缘关系更加稳定和固化。因为部落在不断的迁徙流动中,会造成原有的血缘关系的中断,促使另一个血缘团体的人的加入。而农业会造成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等血缘团体的独立存在和延续。因此,农业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不是部落,也不是个人,而是血缘家庭。这一社会组织形态扩展到政治生活领域,使国家政权表现为家族世袭,并通过一家一姓将国家共同体联结起来。这便是家族制或者说是基于血缘关系的身份制国家。

   第三次大分工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第三次大分工是商业从农业和手工业中分离出来,造成了双重结果。一是财富占有更不平衡,因为财富占有不同而产生的阶级及其阶级冲突更加激烈,由此产生了国家政权。二是人类社会关系及其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造成了自然的整体组织的解体。“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商业的流动性和城市的出现,使得个人不再是血缘组织的依附物,而是脱离了原生的血缘组织,具有了独立性。“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其中,最为显著的标志是具有个人权利的公民的出现。社会“是个体自然人的联结,再因为地域国家的形成产生出个体公民,进而由个体公民组成国家公共权力”。国家正是由一个个具有独立地位和权利的公民个人所构成的。

   需要注意的是,人类社会经历的三次大分工并不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出现的。总体上看,第二次大分工及其由此产生的农业文明具有普遍性。这是因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在人类社会初期,经历了第三次大分工而形成的国家极少,典型而不普遍,且国家演化中断。恩格斯因此指出:“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它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但是,这种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由于其内在的‘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而难以为继,文明和国家的演化得以中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农业作为决定性生产部门的古代,通过第三次大分工产生的古希腊国家,恰恰属于“早熟”,而非中国。

   二、家户制作为历史中国的根基

   与古希腊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产生和演化属于正常状态,而且成为农业文明最为集中的概括。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农业文明在中国特别发达,并产生出以家为基础的国家形态,即所谓“家天下”。它反映了两个特点:一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家庭构成,集家为国,家国一体;二是作为将政治共同体联为一体的国家政权由一家一姓所执掌,一家统治天下。中国作为典型的以家为基础的国家,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便是家户制国家。

   恩格斯在谈到第二次大分工时指出:“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为这种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在恩格斯看来,从原始氏族社会解体后,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共产制家庭公社”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体家庭尚未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这一阶段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印度和俄国,主要表现为村社制。这一制度十分久远,一直延续到20世纪。

   印度和俄国的村社制对于这两个国家的构造和演化具有特殊的地位。在印度,村社制“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或者改由哪一个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在俄国,由于特殊的地理和气候原因,村社制得以长期延续。“‘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村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社会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了的,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由此可见,在印度和俄国,国家正是由一个个村社组织起来的,从而形成村社制的国家形态。

   与印度和俄国一样,中国也曾经历了“共产制家庭公社”阶段,只是其表现更具有家族性。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农民以聚族而居的方式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并居住在一个地方,形成宗族集体村社。个体家庭寓于宗族村社之中,并依附于宗族村社。这种形式直到21世纪在中国西南一些地域还可以看到其残余形式。“公社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单位要比单个家庭更为活跃和重要。”“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国语·齐语》)在宗族集体村社基础上,形成宗法封建国家,宗族村社隶属于各个封建主,农民的直接主人是各个封建主,他们与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国王不发生直接的联系。

   具有革命意义的变化发生于战国时期。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家庭的生产能力有所提升。另一方面,出于战争的税役需要,由统治者进行“分家立户”,将过往的宗族大家拆分为一个个小家,登记户口,成为国家的“编户”。“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分家立户”造就了一种新的制度,这就是不同于村社制的家户制。家户制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个体家庭不仅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也开始成为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单位。“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从前,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每个农家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据其家庭成员的资格取得社会地位。”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户”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国家政权从中央,经由郡县、乡里,抵达家户,对所有国民编制户籍,并征收赋税和劳役,由此将国家政权与全体人口直接联结起来。

   家户制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家构建的需要。它一经出现,便与村社制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结果,型塑出家户制国家。所谓家户制国家,就是以家户制为基础的国家形态。与村社制国家相比,它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单位,既有增加生产的动力,又有发展生产的压力,能够最大限度促进农业生产。这与村社制造成的经济社会停滞格局有所不同。中国得以创造世界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与家户制密切相关。二是将一家一户与国家政权紧密联系起来。国之本在家。“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

国家政权要获得持续的统治,需要从家户获得财政和人口。而分散的一家一户不能自我保护,必须依靠国家政权。“家户是个人的社会保障和安全根基。国家只要稳固了家户,不仅能够获得财政、兵役,而且能够获得秩序和忠诚。”由此构成中国的国家结构的家国一体、国高于家的特性,家与国形成命运共同体。正是家户制,塑造了中国人的家国意识和责任伦理。一方面,家户成员将“发家致富”和“光宗耀祖”视为自己的荣耀与责任。“一个人既生在某家,就必须抱定生死与共,风雨同舟的精神,为这家族团体的事业而努力。家族的事业就是他自己的根本事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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