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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石健:社会分工、家户制与中国的国家演化

更新时间:2022-01-11 00:15:37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石健  
”另一方面,家户成员由“齐家”到“治国”,由“孝亲”到“忠君”。“在家庭生活中灌输的孝道和顺从,是培养一个人以后忠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现政权的训练基地。家庭培养孝子,使其长大成为忠臣。”

   家户制作为历史中国的根基,也成为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源。王朝兴盛于家户制。每当新的王朝产生之后,国之大计便是授田于民,兴家定户;而家庭破产、户口逃匿,正是王朝走向衰败之时。但是,由于家户制将经济社会单位与政治统治单位联为一体,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国家总能够通过家庭的自我再生产而重新恢复,总能够通过户口将人口统合为一体,因此能够保持其持续性。对此,黑格尔赞叹道:“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美国历史学大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说:“中国由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绵延不断,才使中国的古文明得以持续到20世纪。”但是他们没有能够认识到,正是家户制才能使中国在王朝的不断更迭中成为唯一持久的中国。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明有不同类型,并会产生出不同的国家形态。历史中国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在农业文明进程中产生的家户制超越了村社制,成为中国的国家形态领先于世界并得以持久的重要基础。包括韦伯、福山在内的西方学者,从现代国家的角度定义中国的国家“早熟”,恰恰说明中国的国家演化在相当长时间内是领先于世界的。寻根究底,中央集权制、官僚制是重要的制度元素,而家户制则是基础性的制度元素。

   三、家户制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地位

   任何一种制度都具有时代性。家户制是农业文明时代产生的一种先进性制度。它的使命和历史性贡献在于适应农业文明及其相应的国家形态,它的缺陷和弱点恰恰也在于此。

   任何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便会具有相应的惯性。愈是对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度,其惯性愈强大。中国的家户制是适应农业文明产生的。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发达起来了。但与农业相比,手工业和商业处于依附地位。手工业和商业未能得到独立发展,相反受到农业文明的影响。在长期历史上,中国的手工业和商业以家户的方式出现,难以如西方突破家庭的限制,经由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工厂。与此同时,历史中国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手工业和商业人口专门编制户口,不是支持而是抑制。手工业和商业因而很难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

   任何一种制度都是适应特定的文明和国家需要的,愈是对于一种文明和国家形态有价值的制度,对于另一种文明和制度愈具有惰性。家户制强调稳定性,是适应农业文明的缓慢进程而产生的。这种稳定性建立在个体对家庭集体及其国家的归属和依附基础上。对于家庭集体和国家而言,个体更多的是责任,而缺乏独立性,也缺乏相应的创造性。费正清指出:“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并由此汲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汲取了力量在于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惰性在于个人局限于共同体之中,个体创造能力受到抑制。这种状态使得中国难以突破既有的制度限制,创造出新型的文明和国家形态。

   中国是在外来的工业文明冲击下被迫走向新型的文明和国家的。为了走向新文明,建立新国家,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其中有人将中国落后归之于家庭,认为“万恶家为首”,提出“毁家”,主张“破家为国”,争取个性自由。在这之后,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特别是1978年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进程加快,已经由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转变为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是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标志着,工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且占主导地位的生产部门。在城市和工厂,家庭不再是基本的经济单位。人们更多的是以独立的个体进行生产和社会交往,法律赋予了个人独立平等的地位和身份,社会愈来愈走向独立个体自由缔结的契约社会。正是在此背景下,率先开启第三次大分工并因为复兴古希腊罗马文明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文化大量进入中国。“国家个体化发端于西方社会并随之波及全世界”。

   中国是在家户制的基础上开启现代化的。在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的当下中国,必然会遭遇“家归何处”问题。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否会复制西方个体主义?能否从传统的家户制中汲取资源?

   其一,经过改造的家户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家户制是在农业文明进程中产生的一种先进制度,这一制度首先是适应了农业生产发展。在私有制条件下,这一制度蕴含着社会分化的倾向。正因为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行人民公社制,试图避免一家一户生产有可能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但是,家户制有适应农业生产的因素。邓子恢认为:“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家庭小群体,团结一致,利害与共,能够自觉地全心全意地对生产负责,以适应农业生产复杂、多变的情况,经过它们长期的努力,已经创造出一套优良的传统耕作方法和管理经验。由此使它们虽然经历了千百年的曲折,仍保留了它的生命力,使其成为整个农村经济肌体组成的细胞。”人民公社制抛弃了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从而限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废除人民公社体制的农村改革最重要成果便是实行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命题。改革开放出现的非国有经济形式,也大都是以家族的方式出现的。这说明久远的家户制仍然能够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成为现代国家建构中的积极因素。“只有正视或者尊重传统,才能汲取当下发展的丰富资源,使社会步入链接式发展轨道,而不至于大起大落。”

   其二,经过改变的家户制为现代国家建构提供必要的组织资源。家户制是一种不断强化家户共同体的制度。在由共同体进入以个体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作为个体的人走出传统的共同体之后,需要重新建立社会联结,否则会陷入“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这种原子化敌对状态。在西方,当人们走出家庭共同体时,宗教、俱乐部等社会组织将独立的个人与国家联结起来。即便是碎片化的治理体系,社会组织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个人吸纳进治理系统中,从而缓解原子化状态带来的社会冲突。在历史中国,家户是社会和国家的基本组织资源。旧的家庭制度有压抑个性发展的一面,但经过改造后的家庭仍然可以成为重要的组织和治理资源。特别是在社会组织不发达的当今中国,家庭是个体建立社会联结的基础。即使是在未来,家庭仍然是重要的社会单元。就如人不可以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人类社会也不可以离开家庭而实现自身的繁衍和延续。孙中山曾经设想通过若干家族,比通过无数个单个人建立现代国家更容易。同理,在现代国家治理中,通过家庭而不只是单个的个人,更为有效。

   其三,经过改造后的家户制内含的责任伦理有助于现代国家的治理。家户制强调人对人、人对家庭、人对国家的责任。这种责任具有对等性。“尊卑制(与我们那种由契约关系决定的个人独立制相反)的一个好处是,一个人自动认识到他在他的家庭或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他有一种安全感,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履行了指定给他的那部分职责,他可指望这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反过来也对他履行应尽的职责。”过往家户制的责任伦理建立在尊卑制基础上。随着尊卑制的改变,其内在的责任伦理有助于在个体化的社会中强化人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意识。在西方,伴随个体化社会出现的是个人权利的伸张。但过分的个人权利扩张会影响国家的治理和持续。“‘个体主义’之于现代社会具有双重性,既有现代社会基础性地位的一面,又有内含的消极因素。”中国正处于快速个体化进程之中,强化人的责任意识特别重要。这种责任意识发源于家庭。邓小平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尽管家庭所承担的责任有所变化,但家庭蕴育的责任意识则是无法替代的。

   其四,家户制内含的家国一体和家国情怀对于主权国家的建构具有特殊价值。家户制一头联结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一头联结作为国家共同体的“国”,内生出家国一体的结构和家国共存的情怀。这种结构和情怀对于现代国家建构是必不可少的要素。现代世界是一个彼此联系又相互竞争的世界,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基本单位。任何人都首先生活在主权国家内,并具有国民身份。国之不存,家之难依。家户制内含的家国一体和家国情怀有助于在世界竞争中建构人们的国家意识,增强国家认同。家户制认为人的权利来自于久远的祖宗历史,来自于国家的保护,个人有义务维护祖国的地位和尊严。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石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暨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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