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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澎:2020年日本社会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22-01-11 00:13:35
作者: 胡澎 (进入专栏)  

  

  

   2020年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众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秩序遭受重大冲击。新冠肺炎疫情也给日本社会带来深刻影响,中日两国研究日本社会的学者均不约而同地将研究聚焦于疫情,关注其进展、应对及给社会带来的影响等。因此,2020年的日本社会研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所进步,特别是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一、国外日本社会研究动态及主要成果

   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的蔓延,对日本的学术界产生了不小影响。有的学术会议不得不中止,有的采取视频会议的方式,如第141届社会政策学会、第28届日本社会福祉士会等社会领域的学会年会改为线上召开。11月13—14日,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召开了第93届日本社会学会年会。年会设学史学说、农村渔村、阶层阶级移动、社会运动、灾害、文化与社会意识、福祉保健医疗、性与性别、民族、历史与社会史生活史等多个分科会,论文发表者众多,其中不乏高质量的学术成果。9月12—13日,日本东北大学召开了第30届日本家庭社会学会年会,年会上发表的论文涉及老年人护理、东亚女性生育意识、家庭经济、婚前关系、离婚对子女的影响、遗产、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等诸多课题。

   2020年日本社会研究领域有多部著作出版。其中,《社会再建构的挑战:地域、多样性、未来》[①]一书汇集了活跃于都市社会学、地域社会学、冲绳研究、移民研究、地域福祉、残障问题研究、宗教社会学、生活史调查领域的多位年轻学者的论文,对日本当今社会问题、社会课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2020年的日本经济和社会一方面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沉重打击,表现为中小企业雪上加霜,雇佣领域失业人数增加,困难群体增多等,另一方面,疫情又带来了电子商务和网上办公的兴起,不少著作都在探讨疫情下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如:森民夫、佐藤俊和的《住在地方到东京上班——新冠时代的新生活》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下,电子商务、网上办公兴起后离开东京到地方城市居住这一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可行性。[②]《新冠疫情下的搬家——20世纪20年代的人生设计》一书指出,不一定必须选择在东京市区工作,可逃离大都市,去自己喜欢的地方,做自己喜欢的工作。[③]

   2020年,人口与社会保障依然是日本社会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佐川嘉久的《日本不远的将来——超少子老龄化如此改变你的身边》一书在少子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探讨了男女两性的价值观、少子化的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一亿总活跃”的目标与实现、“看护离职”如何降为零、女性的社会参与以及男女平等等话题。[④]明石顺平的《捉襟见肘的年金——统计所反映的我们的现实》一书探讨了在少子老龄化问题难解、日元贬值、通缩危机的背景下,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如何解决养老金的赤字问题,对日本的养老金制度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⑤]高阪悌雄的《残障基础年金与当事人运动——新的残障者收入保障的确立与政治力学》[⑥]一书通过对残障者、官僚、政治家等群体的调查,梳理了1985年养老金制度修订过程中残障者基础养老金制度的确立过程。该书以历史资料分析见长,为考察日本残障者福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2020年,在日本家庭领域研究方面, 菅野久美子的《遗弃家庭成员的社会——孤立、无缘、放置的结果》,聚焦于与家庭或社会脱节且高达1000万的“孤立者”或“孤独者”,指出工作群体中男性“孤立者”人数最多,应充分关注这一群体。[⑦]另外,《育儿休假法》实施以来,休育儿假的男性人数虽有所增加,但比例仍很低。《现实情况是怎样的?男性育儿休假:没想到这两年居然是这样》的作者休了两年育儿假,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思考撰写了此书。[⑧]小室淑惠、天野妙在《男性的育儿休假——家族、企业、经济如此改变》中写道,虽然有80%—90%的年轻男性职员希望休育儿假,但真正休育儿假的才7%。作者认为,让更多的男性休育儿假或许是解决人口减少问题的一个突破口,也是让日本企业更具活力的一个途径,应使之义务化。[⑨]斋藤早苗在《男性休育儿假之困:“职场的氛围”是一个阻碍》一书中深刻剖析男性休育儿假少的原因,认为日本职场的氛围不利于男性员工休育儿假,应改善环境,健全育儿与工作兼顾的生活和工作方式。[⑩]

   20世纪90年代以来,“蛰居族”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目前,日本成年人中约有100万“蛰居族”,辍学的中学生里八人中有一人将来有可能会成为“蛰居族”。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不出门的年轻人和“蛰居族”有所增加。人们对“蛰居族”的看法通常较为负面,对其未来普遍感到忧虑。而柏木理佳的《蛰居是“金蛋”》一书从一个新视角对“蛰居族”进行了独特的观察和思考。作者采访了大量“蛰居族”,认为他们在网络和动漫的世界里成长,大部分人具有电脑软件设计的能力,也能赚到钱。因此,作者认为人们不必过多担忧“蛰居族”的未来,只要他们能够安心学习,发挥自己的特长,并与地方社会保持联系就能够发挥自身价值,或许“蛰居族”对那些年轻人口大量流失的地方社会会有所贡献。[?7?6]

   针对日本人口不断减少导致劳动力匮乏的现象,日本政府于2018年修改了《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简称《入管法》),并于次年实施接收外国人政策。2020年,移民问题是社会研究的一个重点。室桥裕和关注作为新移民城市的新大久保市,那里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外国人大多来自越南、尼泊尔、印度、中国和中东国家。《新大久保纪实:漫步移民最前线的都市》一书是他对这一地区外来移民所进行的实证研究。[?7?7]毛受敏浩的《移民引导日本的未来——后新冠与人口锐减时代的处方》一书,从中长期的视角对未来日本接收外国移民进行了展望。他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后,日本将会真正走上接收移民政策的道路。[?7?8]南野奈津子的《一起思考对外国人的援助——有关系、建立关系、多元协作》一书,探讨今后如何在法律、医疗、教育、劳动、福祉、难民支援等方面对生活困难的“在日外国人”进行援助。[?7?9]

   社会研究领域的学术刊物在2020年推出了不少专辑。以《社会保障研究》为例,2020年发表的论文涉及面广,包括公共养老金的财政、民众生活现状与困难、育儿休假津贴、家庭经济、社会保障与教育等问题。“从70年残障者福祉的历史检验当今的福祉改革”专辑是为纪念《身体残障者福祉法》制定70周年而推出的,多篇论文对残障者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反思,涉及残障者的自立问题、社会福祉中的“自我责任”问题、残障者生活的地域社会的变化、残障者福祉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与“市场原理”等内容。此外,“新冠肺炎危机给福祉带来了什么——‘新冠肺炎’疫情下社会福祉应采取怎样的措施”专辑刊登了多篇来自第一线的研究报告,涉及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儿童、重度残障人士、家庭暴力受害者、生活窘困者等各个群体采取的支援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10月1日,日本顶级学术机构“日本学术会议”按照惯例向内阁提交了105名会员的推荐名单。菅义伟首相批准了99人入选,拒绝任命其中6人。而这6名会员中多人曾针对政府设立“安全保障关联法案”和“共谋罪”等议题提出过反对意见。内阁此举在日本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引发强烈震动,被认为是“对学术的亵渎”“明显的违法”“压抑了思想的自由”。以东京大学教授为首的学者10月13日向日本政府提交了逾14万人的联署签名,日本社会学界不少学者也签名表示反对,日本女性主义经济学会、社会政策学会、日本劳动社会学会等社会学领域的机构都发表了抗议声明。

   二、国内日本社会研究动态及热点问题

   2020年,中国出版了多部日本社会方面的译著,有学术著作,也有纪实类书籍。如:斋藤茂男《妻子们的思秋期》《饱食穷民》[?7?0]、吉川洋《人口与日本经济》[?7?1]、每日新闻大阪社会部采访组编辑《看护杀人》[?7?2]、小林美希《不让生育的社会》[?7?3]、藤田孝典《贫困危机:日本“最底层”社会》[?7?4]以及日立东大实验室《社会5.0 以人为中心的超级智能社会》[?7?5]等多部著作。这些译著将日本战后至今特别是当今社会发展道路上出现的社会问题呈现给中国读者,对于中国读者全面了解日本社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将有助于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

   (一)新冠肺炎疫情与危机治理研究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蔓延以来,给日本的经济、社会带来诸多影响。日本是一个灾害大国,自古以来地震、台风、海啸、火山、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个人信息泄露、列车脱轨事故、危险品泄漏、食品安全事件、福岛核泄漏等突发事件不断。因此,日本的灾害、灾害治理、危机管理、风险社会等一直是日本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2020年,有多篇论文从危机管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视角对这一百年未遇之疫情进行研究。《日本学刊》2020年第2期特设专题“日本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经验与启示”,邀请王德迅等多位专家对日本公共卫生以及应急管理体制进行研究。除此之外,还涌现了多篇论文,体现了学者对于日本危机管理、灾害治理的思考。如:《日本危机管理机制研究》一文认为日本拥有较为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日本危机管理中体现了“等级型+网络型”的特点,危机管理的行政机制是“垂直结构+水平结构”的动态复合型结构。日本危机管理的法律机制较为完善,多方参与的特点比较突出,同时在信息机制中重视前沿技术的应用。[21]《日本灾害信息传播应急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一文,梳理了日本的灾害信息传播法律法规、灾害瞬时警报系统、媒体应急机制以及媒体灾害信息传播实践经验,分析了日本灾害信息传播应急机制的现状和经验。[22]《日本危机管理体系中的事后检证制度》一文,聚焦日本的危机管理事后检证制度,认为其具有以查缺补漏为目的的“向前看性”、对象的明确性、检证机构的透明性和专业性等特征。[23]《日本健康危机管理体制解析》一文指出,日本注重对相关领域社会问题的立法工作。在预防机制和应对机制方面,政府各级部门间能够做到权责明确、相互协作。国家层面加强了首相对于危机管控的能力,地方层面则注重发挥地方保健所的作用。[24]《战后日本社会的“危”与“机”》一文,探讨了二战结束至今,日本在经济复苏、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平稳增长、“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经济低迷以及经济缓慢恢复等时期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危机”,认为日本善于将“危机”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契机”“转机”“时机”,这对于重建社会以及重构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协调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促使日本的社会治理向纵深发展。

   为了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日本采取了禁止外国人入境、停工停学、保持社交距离等多种措施。这些措施给日本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了很大影响,民众的社会生活和就业受到威胁,社会安全网遭受从未有过的冲击。《强化社会安全网: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劳动政策分析》一文,梳理了日本疫情期间出台的特例措施以及劳动政策,包括:大幅度修改雇佣调整补助制度,为无保险劳动者新设紧急雇佣安定补助制度,为无停工工资劳动者新设停工补助制度,为应对疫情带来的生活难题而新设停课休假补助、支援制度等,把虽未失业但因疫情收入减少者纳入生活援助范围。作者认为,这些政策加固了保护就业的第一层网,避免了失业者的大量出现,对于抑制失业产生了一定效果,但在如何应对救助需求增大、制度的常态化、提高救助效率以及克服财政资源制约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改进。[25]

有多篇论文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像一面放大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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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21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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