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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文学学科研究发展报告

更新时间:2022-01-10 23:48:44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  

  

   无论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还是从政治史、社会史的角度来看,2021年都是具有节点意义的特殊一年。回望2021年的文学研究,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学研究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鉴往知来,向史而新”的风貌,在研究对象、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表现出一定的总结性、创新性、当代性和多样性。

   年度文学研究的整体风貌

   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革命、文学创作的新变与研究理念的创新,深刻影响着2021年文学研究的问题关注、价值取向、路径方法,影响着文学研究更新迭代的内在逻辑。

   学术热点的形成往往与现实密切相关,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总是直接间接地对文学研究形成深刻影响。这一年,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全国文代会、作代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在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下,文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明显增强。用更宏大的历史观审视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问题,用更开放的学科观建立文学研究和生活实践的关系,用更包容自信的文明观刷新学术研究的视野,在历史、现实、未来有机结合中总结历史经验、阐发当代价值,正在成为文学研究的自觉追求。

   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深层次影响着文学研究的基本图景。这一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载人航天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了新的大台阶;中国抗疫取得巨大成就,堪称奇迹,为世界各国防控疫情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支持,让中国人民倍感自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研究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明显增强,立足中国当代社会实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中国问题、时代问题,研究系统性问题、原创性问题,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

   这一年,科学技术更加深入地影响到文学形态和文学发展,也更加深入地渗透进文学研究的对象、资源、观念和方法中。网络文学、科幻文艺、媒介文化、后人类、技术与人文等,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疆界;数据库建设、大数据方法、数字人文、人工智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新文科概念和跨学科理念深入人心。

   年度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和成果

   2021年,文学研究成果丰厚,创新的理论构建、广阔的学术视域、丰富的问题视角、多样的研究方法,在文艺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学科中都有体现,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党百年伟大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回顾与总结成果斐然

   在历史的重要交汇点,以百年视野回顾和总结文学发展伟大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鲜明现实意义,这是2021年度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和亮点。从年初开始,《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和一些学术社团,围绕“中国共产党100年的理论与实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的领导与百年文艺”等主题开设专栏、召开研讨会,一方面从百年视野总结和反思文学自身的根基、特质和走向,另一方面深入解析复杂文学场域,努力寻求研究新变,呈现出历史性和当代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批评性和建设性相融合的鲜明姿态。

   总结党领导文艺经验,探求新文学精神文化价值。文学研究界将百年党史和文学史联系在一起,以百年视野回顾和总结文学发展历程,反思文学的本质内涵和文化价值,彰显文化自信。陈思和梳理了党在不同时期领导文艺工作的不同方法,对文学批评功能和性质的变化做出细致勾勒,指出新文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然盟友,还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陈晓明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面向、世界性的面向、大众化的面向、伦理建构的面向、民间再发现的面向、网络与视听开启的新媒体面向六个方面,梳理了百年中国文学建构的精神价值。张清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百年发展与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党在领导文艺工作中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走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道路,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积极探索创新,积累了丰富经验。赵学勇探讨了延安文艺与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结合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解读延安文艺精神的当代性。蒋述卓研究“爱国主义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生成的互动关系。李永东从“解放”这一主导性观念出发,总体呈现中国现代文学的“解放”书写。谢刚、江震龙研究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阐发了民族共同体诗学的概念。王兆胜认为,百年来的中国散文离不开作为主体的“国体”规约,应更多地从国体散文角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在散文中的行程、特点、规律、价值和意义。

   反思文学研究历程,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涵。张福贵对百年党史与中国新文艺的逻辑演进及艺术呈现进行深入探讨,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文艺在历史逻辑和思想发展上具有一致性,“党史精神”影响着中国新文艺的内在品质。蒋述卓认为,国家话语各元素之间存在相互牵制、相互补台、相互对话协商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进行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谭好哲认为,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观经历了宣教、认识、审美、文化四个阶段。高建平认为,“他律”“介入”“为民”三个概念构成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线索。傅其林认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三个经典文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三次高峰。董学文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引进形态推向创造形态,从理论形态推向实践形态,从实践形态推向制度形态,逐步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二)“两个结合”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面向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经验,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学实践的关系,成为2021年文学研究的重要面向。人民文艺、民族形式、文化自信、理论自觉、现实主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高频词汇。

   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2021年,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不断深化。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一文强调,新时代文学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牢记“国之大者”,把握历史主动,勇于担当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新时代文学的强大力量。李屹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蕴含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实现重要突破。董学文、王一川、张德祥、丁国旗、王列生、李西建、范玉刚等专家从人民性、时代性、科学体系、批评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发。

   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化、中国化的价值和路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与中国文艺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实现当代化和中国化。赖大仁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发展历程,认为“人民文艺”是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和文艺实践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进文艺观念,引领文艺实践,促进文艺事业蓬勃发展。张永清提出,在反映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根本观点确立与巩固的过程中,苏联化渐趋弱化、中国化逐步强化,表明了新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民族自觉。段吉方分析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文本传播的“三大主线”,即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思想”。胡亚敏认为,马克思晚年摘编的《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拓展和深化,其观念和方法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指导意义。

   深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赵敏俐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将古代文学研究的视角由传统的重视教化与陶冶性情,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文学本体的认识,建构了一个以“批判继承”为主导的阐释体系。党圣元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批判,形成了从建设性批判到创新性转化的传统文化观。韩高年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下的文学观和社会历史观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主导性思想和方法,古典文学研究面貌为之一变。泓峻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民间文艺传统的重视,与儒家“观诗”“怨刺”“诗教”“乐教”等民本思想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廖可斌通过对俗文学研究的百年回顾指出,俗文学研究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三)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和当代关怀日益凸显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随时代变迁而发展,文学的魅力和活力也在时代变迁中被不断定义和重构。文学研究首先要把握文学的历史维度,尽可能客观地还原其赖以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和评价作品、作家和文学现象;同时,文学研究从来都是一个现实与历史对话的过程,在对话中发现历史意义,在对话中实现当代价值。2021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和当代关怀日益凸显,“有史料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史料”成为共识。

   史料研究和文献学凸显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出土文献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廖群利用清华简《系年》论证《史记》称引左氏《春秋》的原貌,程章灿从永州摩崖石刻看文献生产的地方性,刘成国以新出墓志探讨宋代文学研究的拓展等,皆是利用新出文献对传统问题作出新开掘。在现当代文学领域、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史料研究和文献学研究成果颇丰。严家炎、洪子诚、吴俊、吴义勤、王尧、刘福春、黄发有、金宏宇、杨庆祥、黄平、斯炎伟等,通过不同方式推进了“有史料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史料”的研究进展。除了一般的作家作品考证等外,与当代文学相关的会议、学习班、编辑部等看似“边缘”的史料研究也深受重视。

   经典重读和重写文学史深化文学研究的当代关怀。经典重读被置于更为广阔的文本群落之中,阐释力求与时代和文本展开多重对话。张新科认为,把握古代文学经典的建构途径,有助于我们当下对“两创”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探索。莫砺锋通过对辛词陆诗的重读,揭示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许子东、李继凯、张丽军、李建军等对《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文学经典的重读深入具体语境之中,又站在历史之外,呈现出面向当代的关怀意识。《文艺争鸣》讨论当代性的外延和内涵、当代文学作品如何经典化等问题,《当代文坛》就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问题展开讨论,凸显文学史书写的当代意义。

   此外,呼吁重建文学批评、强化批评功能,探索社会生活变迁、新技术革命对文学生产、消费以及学术生产的全方位影响,都使文学研究的现实诉求日益强烈。

   (四)研究方法、研究资源的拓展成为文学研究新的生长点

   学术创新往往伴随产生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的拓展,而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又必然推动学术研究产生新的增长点。2021年,文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的拓展取得重要进展。文学研究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方面齐头并进,数字人文和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越发普遍。

数据库、文献平台等电子文献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中华经典古籍库、浙江大学智慧古籍平台等,正在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基础设施。以数据为基础的量化分析方法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思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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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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