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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历史学学科研究发展报告

更新时间:2022-01-10 23:47:30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  
摆脱朝代兴衰隆替、政治体制胡汉之别等认识框架是观察中国历史连续性的新视角。

   第二,敦煌学、丝绸之路和文化交流研究。荣新江、刘进宝、郝春文、项楚、赵声良从多学科、多维度展现了敦煌学视域中中古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张涌泉认为,藏经洞文献的入藏与莫高窟所在三界寺僧人道真修复佛经的活动密切相关。杨富学认为,敦煌文化既是多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王小甫、王铿、荣新江等人的文章展现了全球史视域中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要成果。石云涛认为,大量域外植物入华不仅对中古的农业生产、饮食文化等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

   第三,社会变迁与思想、制度演进及国家治理研究。杨际平认为,北朝隋唐《地令》或《田令》并不决定北朝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杨华认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礼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也存在对礼制性质和时代判断不够清晰等问题。阎步克论证了古代官阶制度、服饰等级与官僚等级的关系。张鹤泉认为,北魏建国后实行虚封五等爵制,这种虚封爵为后世所继承。沈刚以秦简为主复原了秦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面貌。

   第四,经典文献、出土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李凭、姜霄提出,五省官书局合刻本是二十四史版本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荣新江、史睿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收录了中国、德国、俄罗斯、芬兰、日本等6国22家公私收藏单位所藏373件吐鲁番文献。景蜀慧主持修订的《陈书》,以上海涵芬楼影印中华学艺社辑印《陈书》为底本,形成一个校勘精良的修订本。王连龙整理了南北朝上千方墓志。

   第五,民众生活史研究。伊沛霞等编《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补充了正史和方志少有记载的人物思想及日常情形。孙晓辨析了自汉至宋女性形象审美文化的流变及其原因。宁欣研究了唐宋时期城市社会进程中社会中下阶层的变化及其特点。

   (三)宋元明清史

   宋元明清史研究在基层治理、疾病史和灾害史研究等方面展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

   第一,基层治理研究。谷更有、徐畅、刁培俊、黄志繁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出土简牍与乡吏性质再思、中国古代乡村的“被治理”和明清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文化认同等方面,探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方向。陆韧、林晓雁进一步明晰了元代基层治理的制度创设。黄纯艳、陈菡旖认为,南宋财政中央集权进一步深化,地方财力不断弱化。柏桦、李静认为,明清时期府县官对下的政务运作中既存在制度的因素,也有个人的智慧。常建华认为,乾隆前期湖南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背景之下。王洪兵认为,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周曲洋认为,李椿年与王鈇为达到“定户”与“均税”目的,分别采取不同思路推行经界。申斌认为,嘉靖时期各地赋役经制册籍的普遍编纂不仅是各地赋役改革的需要,也是新的财政管理技术知识的扩展及其对主政者产生影响的体现。

   第二,疾病史和灾害史研究。史学界不仅关注了历史时期的灾疫,而且拓展到对疾病史和灾害史研究理路的讨论。于赓哲、杨会宾、刘鹏、王雨濛讨论了疫病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内容涉及疫病对于观念的影响、明清医家的儒学化和地域化以及简易纱棉口罩的历史渊源等。余新忠、冯尔康、李玉尚、丁见民讨论了防治新冠肺炎疫情对医疗社会史学科建设的启示、历史上的灾异文化,以及早期英美对于医疗信息的共享。周琼、方修琦、夏明方、余新忠、马俊亚讨论了灾害史和灾害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及疾病和灾害的影响。

   世界史

   世界史研究在学科发展史、三大体系建设、全球史和跨国史、医疗疾病史以及其他领域,均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学科发展史

   2021年,世界史研究者推出不少总结学科百年发展历程的文章。晏绍祥认为,经过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在世界古代史这个传统上由欧美学者垄断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刘景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世纪研究呈现出整体世界史观兴起、从中西比较到专题探索、研究热潮方兴未艾等特征。侯建新、郑阳认为,要更加重视一手资料的积累和使用,尽快补足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短板和空缺。钱乘旦认为,体系问题是世界近代史乃至世界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张象认为,将世界现代史的起点定在20世纪初更为科学,其下限以定在20世纪末为宜。

   (二)三大体系建设

   近年来,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俞金尧认为,当前史学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从事宏大叙事研究的人很少,历史学家有责任提供当今时代所需的宏大叙事。刘德斌认为,大变局形势下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研究,有责任对当前世界局势发展变化的根源给出自己的解释。朱孝远认为,中国学者对文明史研究中出现的错误史观、错误立场、错误理论以及各种强制性阐释,要加强批判力度。

   (三)全球史和跨国史

   全球史不仅是一种视野,也是一种史学方法。刘文明认为,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全球史著作的译介,以及之后全球史理论的探讨,国内全球史研究向实证化、微观化方向发展,国内学者原创性全球史成果呈上升趋势。张文涛认为,建设中国全球史学科不仅是克服西方中心论、走自己学术道路的现实需求,还是破除中国“威胁”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求。曹小文认为,我们追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不仅仅是研究空间上的拓展与历史主体多元化的刻意塑造,而且是通过不断发掘人类历史时空内涵的文化积淀构建的新型全球史。姚汉昌认为,加拿大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尔夫以全球视野来审视历史学在人类各主要地区的发展,弱化了西方对历史学产生与发展的作用,强调了史学的普遍性。李剑鸣认为,美国革命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跨国事件,主要不是缘于普通民众的诉求和行动,而是缘于精英领导人的活动和主张。蔡萌认为,跨国史在反思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同时,也要警惕矫枉过正的倾向。刘祥认为,未来的史学研究应实现跨国史与民族国家历史的平衡,两者应相互补充。

   (四)医疗疾病史

   姬庆红认为,古罗马帝国遭受过各种瘟疫的创伤,尤其是帝国中后期的三场大瘟疫成为帝国陷入全面危机乃至衰亡的主要因素之一。古罗马的部分农学家、医学家和史学家对应对瘟疫发挥了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向荣认为,如何应对重大疫情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与国家治理能力密切相关。赵秀荣认为,考察近代英国以及欧洲抑郁症概念的流变,及对这种疾病认知的转变,可以反映文明、理性的进步,有助于更深刻理解英国社会的文化建构。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理论等方面均取得明显进展。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不少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重大事件,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历史启示。陈其泰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重视事实和“求真”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实事求是”是互相贯通的。周文玖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导,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产物。张杰认为,《社会进化史》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方法写成的社会发展史著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时期的重要著作之一。周励恒认为,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奠基到充实、从学理阐释到参与社会改造的进展。汪兵认为,胡绳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科学阐释,对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科建设影响深远。陈峰认为,在本土化、中国化渐成主流的趋势下,域外学术仍然是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生成演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汪荣祖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虽然历经风雨,但发展依然呈现蓬勃之态,唯物史观仍然是历史研究难以忽略的理论。董欣洁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在世界史领域的阐释和论断,反映出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长期的、复杂的共生关系。

   (二)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讨论涉及古代、近代两大时段,涉及史学批评、学术史、学科发展等内容。樊丽莎等认为,司马迁对西域“行国”的记述,将绝大部分西域定居与非定居的牧业民族解释为与匈奴“行国”同俗的游牧民族。瞿林东认为,《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的评价多有失实乃至错误之处,对唐代史学持贬损乃至否定的倾向。刘小龙认为,《明实录》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对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牛润珍等提出,清代将史官议叙范围扩大并运用于史馆修史,保障了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王记录认为,乾嘉学者考文征献,推动了史学的实证性和客观化。

   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方面,庾向芳认为,民国时期的清史学体现了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下转型期中国史学的特征。刘澍认为,晚清士大夫表现出对古埃及史的浓厚兴趣,希望中国可以从中找出可资借鉴的经验。时培磊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趋势表现在加强与时代的互动、培育学术新人、增强团队合作,以及积极探索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方面。赵庆云认为,引入概念史的研究视角,借助概念史的理论资源与方法工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方向。

   (三)西方史学理论

   与此同时,学界同样重视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现状。董立河认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理论家再度显示出对宏阔历史观念的热情,呼唤一种新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希望它能够同历史研究联起手来。王晴佳认为,尽管斯金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认同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立场,但他也同时承认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重大影响。顾晓伟认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并非截然分立,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再到重新整合的过程。刘耀辉认为,霍布斯鲍姆不反对史学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因为这体现了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

   总之,2021年的历史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同时,在跨学科研究、原创性史学理论成果的推出等方面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展望2022年,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史学界一定会更好地处理时代主题与学术探讨的有机结合问题,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努力推进各领域研究纵深展开,推动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行稳致远。

  

   (执笔:晁天义、张云华、徐鑫、武雪彬、郭飞、周学军、于世华。因篇幅原因,本报告有所压缩,相关论文名称等信息一概从略,详细内容请参见各学科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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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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