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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瑞平: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2-01-10 15:23:16
作者: 江瑞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在“世界变局与中日关系”和“世界变局与世纪疫灾”两大互动框架下,分析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日关系从来都是在与世界变局的强烈互动中演变、发展的。世界变局遭遇世纪疫灾,主要变化趋向都因之而进一步加速,从而对刚刚于2019年6月开始推动形成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产生了深广影响。其主要表现集中在四大层面:新兴市场群体加速崛起提供新机遇,大国实力对比加速调整带来新挑战,世界经济中心加速东移拓展新空间,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引发新需求。

   【关键词】百年变局 中日关系 世纪疫灾 新机遇 新挑战 新空间 新需求

  

   引言:从契合新时代到后疫情时代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同为世界大国,在这一百年变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世界百年变局的每一重要层面,无不凝聚着中日两国及其互动的浓重身影。步入2020年,一场世纪疫灾突如其来,迄今仍在全球肆意蔓延,许多国家堕入失控状态,造成空前深重的生命危机和经济衰退,产生空前深广的全局性、历史性影响,也强烈冲击和全面加速了世界变局;世界变局的每一重要层面,无不镌刻出世纪疫灾留下的强烈印记。百年变局遭遇世纪疫灾,产生剧烈碰撞,引发激烈震荡,位居其中的中日两国及其相互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冲击和深广影响。

   2012年9月,日本政府非法推动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全面恶化,包括长期中断首脑互访。2017年5月,以北京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契机,中日关系显现转圜迹象。2018年5月,借出席日本主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之机,李克强总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迈出中日首脑回复互访的第一步,中日关系加速转圜。2018年10月,经双方努力,实现了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对中日关系转圜产生了进一步促进作用。尤其是到201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出席日本主办的G20领导人会议),与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并达成十点重要共识,宣布双方要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推动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同时还约定,翌年开春实现习近平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进一步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进行全面战略谋划与系统布局。按此节奏发展下去,中日关系似能迎来彻底转圜、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而在世界历经百年变局,尤其是中美冲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日关系实现转圜和发展,不仅会对中日两国,也会对地区秩序和全球格局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然而,令有关各方始料未及的是,进入2020年,一场世纪疫灾突如其来,不仅导致已经约定的习近平访日被迫搁浅,刚刚启动构建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也势必受到直接冲击和深广影响,再度显示多层面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尤其是在疫情肆意蔓延的一年半时间里,围绕中日关系的有关重要条件已经并仍在发生深刻变化,包括与习近平主席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的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已于2020年8月28日辞职;作为第三方对中日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也于2021年1月20日下台。尤其重要的是,如前所述,与中日关系形成密切关联和高度互动的世界百年变局,也受到世纪疫灾的巨大冲击和深广影响,显现多层面的重大变化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中日关系在百年变局遭遇世纪疫灾之后,即将迎来后疫情时代。从契合新时代到后疫情时代,中日关系将会发生何种变化?发展前景将会怎样?成为有关各方高度关注的重大议题。

   面对世纪疫灾造成的深广影响逐步显露,习近平主席在许多重要场合反复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1]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总体态势与主要表现怎样?对中日关系影响如何?本文拟对这一重大议题从四大层面展开讨论,欠妥之处,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新兴市场群体加速崛起提供新机遇

   (一)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首要表现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构成世界百年变局公认的最重要变化和最主要趋向。习近平2017年底首次谈到世界面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时,首先指出的就是“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2]国务院新闻办2019年9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也明确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3]

   从一开始形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开始,世界就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来主导的。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启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大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抓住“百年未见之”大机遇,积极参与和充分利用国际大循环推动自身发展,经济增长全面提速,开启了整体快速崛起的历史进程。进入新世纪,这一进程再度提速,崛起势头更趋迅猛。如在1990-201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由51761亿美元增至348551,增长达5.73倍;而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同期由183452亿美元增至517438亿美元,仅增长1.82倍。这意味着近30年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幅,要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15倍。结果必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快速提升。若按名义汇率来计算,这一比重在2000年为20.9%,2019年已提升至的40.2%,即在进入新世纪后的不到20年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和地位攀升了一倍!若按购买力平价(PPP)来计算,这一比重在1990年为36.7%,2000年升至43.2%,2008年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达到51.3%,到2019年更升至59.7%,而发达国家所占比重到2019年已降至40.3%。IMF的数据还表明,在本世纪前20年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样也整整攀升了一倍,由30%左右攀升至60%左右,这意味着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的60%,要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来贡献和支撑。直接受此影响,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国际投资以及世界经济运行的其他重要层面,地位和影响也在快速提升。[4]

   (二)新兴市场崛起中的中日协力

   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中日两国及其互动发挥了多层面的重要作用。首先,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占据突出重要地位。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支撑、推动和引领作用,进入新世纪后尤其如此。如在2000-201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增长了4.9倍,而中国则增长了10.6倍,是前者增长幅度的2.4倍。同期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提升的19.3个百分点(从20.9%到40.2%)中,有12.7个百分点是由中国贡献的,贡献率高达65.8%!而同期中国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7.2%提升至40.6%,19年间提升了23.4个百分点。[5]

   其次,东亚始终处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前沿地带和核心地区,而日本通过其主导和推进的所谓“雁型模式”,在东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60年代,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即所谓“亚洲四小龙”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很快即被国际社会誉称为第一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上世纪70年代,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组成的“亚洲四小虎”,也紧随“亚洲四小龙”之后,步入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行列。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随之形成持续高速增长势头。而无论是“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还是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亚唯一发达国家日本的示范、引领和推动。如在1985年,在中国和“亚洲四小虎”的对外贸易中,对日贸易占比分别高达28.5%和27.3%。[6]

   再次,1997年金融危机后,加强区域合作越来越成为东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和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强力支撑,而中日作为东亚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携手推进合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2020年11月15日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功签署,没有中日两国的协调合作,显然很难实现。2019年RCEP15国的经济总量为25.6万亿美元,而中日两国合在一起即达到19.4万亿美元,所占比重高达75.8%。[7]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日两国正在推动围绕“一带一路”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设施联通层面的合作,对“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与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达成共识,中日要加强围绕“一带一路”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正式签署了《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2018年10月安倍访华,双方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取得重大成果。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日,与安倍达成十点重要共识,包括日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联结多样化地区的富有潜力的构想。中方欢迎日方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将继续着力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扎实成果。[8]

   (三)疫情加速新兴市场群体崛起

   走出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始终未能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状态,在疫情爆发之前更进一步显现增速放缓迹象。如在2017年,全球实际GDP增长率还有3.8%,2018年已降至3.6%,2019年更降至2.9%,创下金融危机以后的最低水平。世纪疫灾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2020年出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最新数据(2021年4月),2020年全球经济出现了3.3%的负增长。2021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全球实际GDP增长率预计可能反弹至6.0%。而在疫情引发的2020年经济衰退和2021年经济回升过程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形成“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的明显特点,其结果必然是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比重和地位因疫情而进一步攀升,这显然意味着疫情进一步加速和强化了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的势头。依据IMF上述最新报告,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3%,其中发达国家为-4.7%,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为-2.2%,分别比全球平均和发达国家少下降了1.1个和2.4个百分点;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6.0%,其中发达国家为5.1%,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又高达6.7%,分别又比全球平均和发达国家多增长了0.7个和1.6个百分点。[9]

   (四)面向新兴市场的第三方合作

疫情加速新兴市场群体崛起,为后疫情时代的中日关系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新机遇。日本传统的对外经贸布局,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中心和主体的。到上世纪90年代,面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及其在全球经贸格局中比重和地位的快速提升,日本已经开始对其对外经贸布局进行重大调整,越来越重视发展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并为此而逐步形成并全力推进“新兴市场战略”。[10]面对疫情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产生的加速态势,日本势必进一步加强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发挥着促进、支撑和引领的作用,在疫情导致的经济波动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显现的“衰退更轻,回升更劲”态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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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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