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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梧:走向共同富裕

更新时间:2022-01-09 23:23:00
作者: 宋晓梧  

   共同富裕是我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本质体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央提出构建共享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这对于我们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概括说,实现共同富裕既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举措,也是维护社会中长期稳定的重要环节,更是坚定社会主义政治信仰的群众基础。邓小平同志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最后也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党一直坚持的目标,从来没有放弃过。

  

   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

  

   既然我们党一直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为什么这个问题现在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要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的社会经济状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在比较长的时间形成了一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机制,那时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抑制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经济发展速度也比较慢。改革开放是从培育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职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起步的,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步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要素参与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得到释放,要素参与分配进一步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条件。

  

   4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很多问题,其中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包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现在群众很不满意的问题。

  

   现在中央强调共同富裕,实现小平同志说的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应当说,这是早就既定的目标。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中央突出共同富裕,绝不是回到平均主义大锅饭。自十五大以来,党的多个重要文件中都一再重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列,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去年中央还发了文件,提出进一步完善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只要坚持这三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就不会重蹈平均主义大锅饭覆辙。

  

   同时我想强调指出,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而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胡润2020全球富豪榜》资料显示,虽然在财富总额方面,美国富豪比中国多了6.587万亿美元,但中国的十亿美元级富豪有799位,比美国还多173个。

  

  

  

   中美财富超过10亿美金富豪人数比较

  

  

   资料来源:《胡润2020全球富豪榜》

  

   据世界财富研究机构发表的数据,我国拥有千万资产的206万人,亿万资产的14.5万人。同时我国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人还有6亿,据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有7.1亿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

  

   二、共同富裕的目标

  

   经济发展的目标比较好确定,如翻两番,GDP增长或人均GDP增长幅度等等。共同富裕可否也明确几个大的衡量指标?现在共同富裕的内容十分宽泛,如果从主攻方向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入手,我认为还是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目标的。当然,度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也很多,有的很学术化,如基尼系数、泰尔指数、五等分法,以及基于五等分法的阿鲁瓦利亚指数、收入不良指数等等。根据国内外相关资料,我抛砖引玉,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度量指标,供大家批判。

  

   一是城乡差距缩小到1.5:1以下。浙江2020年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可能全国最小,1.9:1,有的县接近1.5:1。但从全国看,目前还在2.6:1左右。二是行业差距缩小到2.5:1以内。2019年从行业门类看,最高行业职工平均年收入是161352元,最低行业职工平均年收入是39340元,两者相差4.1倍。如暂把农林牧副渔行业剔除,则最高最低行业差距也在3.2倍。三是地区差距。不再用地区人均GDP作为衡量区域是否协调发展的指标,主要看地区之间是否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平抑城乡差距也有十分重要作用。四是中等收入群体达到7亿,占总人口的50%以上,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大约在4亿左右。五是最重要的指标,即通过二次分配,全国的基尼系数下降到0.35以内。到2035年或2050年,以上几个主要指标基本实现了,是否可以说我们初步构建了共享社会,达到了共同富裕?

  

   三、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理论应用误区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左右我国基尼系数曾高达0.49,其后逐步回落,近几年在0.46左右,还略有所回升。基本的判断就是在高位波动略有回升。世界范围看,我国属于收入分配差距最高组别。 对此群众是很不满意的。国家发改委体改研究所的《体制与管理》2021年第7期公布了2020年改革民意问卷调查数据。关于收入分配这一项,认为目前我国收入差距非常大的占37.7%,比较大的占45.6%,两者合计为83.3%。

  

  

  

   图1 2020年改革民意问卷中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查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体改研究所《体制与管理》2021年第7期

  

   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十一届委员时,五年两会的民意调查,收入分配差距大都入选不满意项目的前三位。可以说,多年来的民意调查结果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反差很大。这也正说明中央强调提出共同富裕符合人民群众的迫切期盼。

  

   导致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当说,从上世纪80年代打破平均主义起步的分配制度改革,在一定阶段必然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有其合理性。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本世纪以来,平均主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问题了,分配差距过大或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主要问题。其中包括城乡差距扩大,这是影响基尼系数增长的主要因素,还有行业职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及不同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等。可以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现在成为学者们讨论的重点,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回顾改革历程,在这样一个以打破平均主义为主到缩小收入差距为主的变化过程中,发生过许多理论争论。有的理论运用是否恰当,现在值得反思。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与长期存在的三个理论应用误区密切相关。

  

   一是低劳动力成本国际竞争理论。中国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是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之一。很长时期内流行一种理论,认为只能靠低劳动力成本加入世界竞争,这是中国唯一具有的国际竞争力。一旦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中国就会丧失难得的赶超机遇。但长期实施低劳动力成本竞争,财富难以分配到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身上,必然造成国内两级分化。本世纪初,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了,许多人还是坚持低劳动力成本竞争理论,如果呼吁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为普通职工长工资、加强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的职能、开展劳资集体谈判等,只要这些政策可能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他们就认为这是“自损国力”。似乎坚持低劳动力成本竞争一百年不变才是大道理、硬道理,劳动者合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是小道理、软道理。可是社会财富大量积累,谁来消费?于是一些人又论证我们的精英阶层,消费要与国际接轨,包括国有企业高管人员工资要和国际接轨。 “精英接轨欧美,劳工比肩越缅”的论调流行了至少十多年。低劳动力成本竞争理论的运用没有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时俱进,陷入严重误区。

  

   二是刘易斯拐点理论。刘易斯认为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被吸收完之前,普通劳动力的成本是增长不了的。因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效应为零,增加农业劳动力对农业产出无效,甚至是负效应,这样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只要城市给的工资比他们在农村干农活的收入高一点,他们就可以接受,所以农民工工资低很正常,珠三角一带农民工曾经十多年工资近乎冻结也很正常。不仅农民工工资低很正常,他们进城后还会压低城市普通劳动者的工资,这样推论,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整体普通劳动力成本低都很正常。刘易斯理论是有一定指导性的,在农业富余劳动力未被转移完之前,对普通劳动力价格上长确实有抑制作用,有普遍意义。但在不同国家,这种抑制作用有多大,拐点两侧的变化曲率有多大,需要结合体制、机制、政策等具体研究。比如刘易斯拐点在日本、台湾、韩国出现的情况如何?北欧国家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为什么基尼系数一直不高?我们必须借鉴好的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研究。如除了户籍制度之外,承包地和宅基地政策对城乡劳动力流动起了什么作用?不能大致用一些数量分析掩盖我们具体的体制、机制、政策问题。我们长期用户籍制度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农民工进城同工不同酬,显然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刘易斯没有研究过用户籍制度行政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更没有涉及行政性垄断行业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我们要立足中国转轨过程中的制度、机制、政策来研究自己的分配问题,不能一股脑儿把城乡普通劳动者低工资打包都推给刘易斯理论去解决,掩盖我们体制、机制和政策等存在的问题。

  

三是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库兹涅茨分析一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于1955年提出分配差距倒U字假设。这是局限于当时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库兹涅佐本人并不认为这一倒U曲线是普遍真理。我国一些人在运用这一理论时,有意无意地片面强调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合理的,似乎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关系不大,只要GDP增长到一定程度,例如达到一万多美元的高收入阶段,收入分配差距就自然缩小。因而,集中一切力量把GDP搞上去就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最优战略性选择。但是近年来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说明,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情况描述。经济的增长,不一定导致收入差距的缩小。美国人均GDP早超过6万美元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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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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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50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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