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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

更新时间:2022-01-09 22:54:12
作者: 李培林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非常罕见的巨大社会变迁,呈现诸多独有的特点,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进行,跨越式发展和发展阶段叠加,人口规模庞大,世界影响深远。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中国在发展的理念、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比较优势、发展的约束条件、发展的瓶颈问题、发展的目的等一系列重大发展议题上,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为构建新发展社会学奠立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新发展社会学  中国经验  社会变迁

  

   中国的走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迄今为止世所罕见的巨大历史变革,它必然会产生广泛、深刻和长远的世界影响。在人类发展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位置发生过这样大的变动,这无论是对现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体系,还是对既有的现代化理论,都是一个新事物。

  

   社会学伴随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发展,每一次现代化的巨大变迁,都产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的发展理论。基于欧洲的现代化实践,产生了社会学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基于美国的现代化实践,产生了大家熟悉的“芝加哥学派”、后工业社会理论和网络社会理论;基于拉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实践,产生了发展社会学的“世界体系论”“依附理论”,等等。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被称为“东亚奇迹”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实践,至今还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和学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包括中国社会学在内的东方社会学,更加需要理论上的建树。中国学者也在试图创建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的理论体系,如经济学家提出了 “过渡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等,社会学家也提出了“转型社会学”“实践社会学”等。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需要自身的理论构建,是因为迄今为止各种关于现代化的理论,都很难准确概括、理解和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过程。我们需要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视野,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从国际社会学的理论构建来看,“新发展社会学”是一个具有学术积累传统、丰富实践基础和理论构建潜力的选择。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国在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比较优势、发展的约束条件、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的国际环境、发展的根本目的等一系列重大发展议题上,基于自身的新发展经验,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认识,为构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特色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也有许多共同点和相通之处。但中国式现代化也有一些鲜明的特色,即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独特之处,如现代化的庞大人口规模、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时进行、不同发展阶段的叠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百年屈辱的历史记忆、东方现代化的世界影响,等等。不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些特色,就很难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走向。

  

   第一,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一场非常罕见的巨大社会变迁。这种“罕见”突出体现为它的巨大人口规模。世界现代化进程已进行了几百年,至今全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还不到10亿人。在人口比较集中的现代化经济体中,欧盟有4亿多人,美国有3亿多人,日本有1亿多人。而中国是14亿多人共同走向现代化,东方和西方现代化的版图将会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大国和小国崛起的逻辑完全不同。这种现代化的庞大规模,是西方一些政客决意打压中国的一个深层理由。当中国还处于解决温饱问题的发展阶段时,他们会认为中国的发展有助于维护世界经济社会格局的稳定。但现在情况不同,在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下,他们会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意味着自身的相对衰落。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少民众,也存在一种可以理解的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焦虑。中国人口规模如此庞大,如果中国人民都过上西方发达国家民众那样的生活,那世界需要多少资源、能源和财富?世界是否会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爆发争夺财富、土地、资源的冲突和战争?但这种焦虑和担忧,并不能成为剥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权利的理由,而且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也一再证明,人类有能力化解这种新的“马尔萨斯陷阱”,就像中国的发展实践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西方学者当年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

  

   第二,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有两个同时进行的重大转变。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迁,由两个重大转变组成:一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即经济体制变革转轨的过程;二是从农业社会、乡村社会、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两个转变的同时进行,在现代化历史上非常特殊。有学者把中国现代化放在“市场转型国家”的理论框架去解释,与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行比较,其实中国与它们除了存在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根本差异,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这些国家大多数在市场转型之前,就已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不像中国有那么大的社会结构的改进弹性;也有学者把中国现代化放在所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理论框架中去解释,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过程进行比较,而实际上后者并不存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发展维度。而对中国经济起飞和现代化过程的解释,经济体制的变革创新始终是一个关键性的变量,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也始终是驾驭中国巨大变迁的快车的关键。我们原以为,经济体制的变革是阶段性的,一旦实现转变就会基本稳定下来,因为体制变动是有摩擦成本的,而社会结构的转变则是更加长期的和艰难的。但现在看来,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特别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广泛影响,经济体制仍然需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不断地进行适应性的深化改革和创新。这种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同时进行的双重重大转变,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第三,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和发展阶段的叠加。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根据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曾断定,现代化是一个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城市化、文化世俗化、组织理性化的整体过程,是从传统社会结构类型转变为现代社会结构类型。但中国的走向现代化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的特征,即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很多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从1978年到2020年的42年中,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2%,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200美元,甚至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多美元,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并预计在未来几年跨过按世界银行标准的高收入发展阶段国家的门槛。在这种跨越式发展中,由于发展的各个层面的不平衡,中国在发展中呈现出发展阶段的“三期叠加”,我们要同时面对和解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问题。比如说,我们依然要保证粮食安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在相当长时期内还要大规模减少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同时我们要适应发展动力的转换,使国内消费成为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并防止过早“去工业化”;我们还要采取最严格的绿色发展措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兑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承诺。正是由于这种发展阶段“三期叠加”的特点,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发展问题,如城乡发展的差距和人的现代化素质。

  

   第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球化背景和东方现代化的世界影响。过去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并不缺乏世界视野,也从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分工或依附发展的角度讨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并构建了由边陲国家、半边陲国家、核心国家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理论框架。但中国今天走向现代化面临的全球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开放程度和复杂性都前所未有。用以往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冷战”历史背景下的“两大阵营”理论以及“文明冲突”的理论,都难以深刻解释现在新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从文化的深层原因看,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还从未面对过像中国这样人口和经济规模如此庞大的东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很难理解,一个非西方文明的国家,更非所谓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裔(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为主导的国家,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怎么会发展得这么快。虽说日本也是一个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但日本自视已“脱亚入欧”,属于七国集团的“西方阵营”。而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拒绝“全盘西化”,对于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优越论者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是一种文化威胁。特别是中国有上百年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记忆,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有骨子里的排外心结。而且, 即便中国按他们的意愿发展,他们依然会把中国作为一种改变西方国家统治秩序的威胁进行打压。所以,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并不只是一种学术的表述。

  

   第五,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族记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开启了中国近代受列强侵略、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割地赔款的耻辱史。据有关学者统计和测算,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因战败等原因,根据不平等条约规定支付的战争赔款总值高达10亿多两白银,造成晚清财政的崩溃和国运衰败。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上,有哪一个其他国家,财富被如此巨大规模地掠夺过?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掠夺无数财富和资源,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这段耻辱的历史,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血泪记忆里。

  

   鸦片战争之后,启蒙、救亡、变法、图强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中国的志士仁人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从器物、制度到文化全面向西方学习,并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近代史上的政治社会运动,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国家仍然四分五裂、积贫积弱。中国在变法图强的道路上,引进过各种主义和思潮,尝试过民主共和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和总统制,并以失败告终。中国最终选择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现在西方各主要大国的所谓民主制,实则存在很大差异,对君主立宪制、多党或两党制、半总统制或总统制,中国并未说三道四,但愿适合他们自身的民意和国情。但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却不断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套用“极权主义”(totalism)或“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理论来抹黑中国的政治体制。但他们无法理解和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成功地驾驭和发展市场经济,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难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制度选择与一种国体和政体存在的理由,能够脱离其历史文化、民意基础和人民生活幸福的目标吗?中国在实际的政治过程和决策选择中,经历了广泛的征求各方不同意见的民主程序,他们对此不愿了解。而其对民主的理解,已背离了包括协商民主在内的民主形式的多样性发展实际进程,只限于作为意识形态上“政治正确”的选票政治、政党抗衡和议会里少数人的论辩、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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