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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

更新时间:2022-01-09 22:54:12
作者: 李培林 (进入专栏)  

  

   第六,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贡献。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走向现代化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大规模地减少贫困人口。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世界上生活在1.25美元(购买力平价)贫困线下的每100个人中,就有43个是中国人,到2011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1人。2015年联合国提出到2030年全球消除极端贫困的愿景,中国提前10年在2020年就实现了这个目标,全部消除了按国际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较,“由于中国的进步,东亚的极端贫困发生率从1990年的61%下降到了2015 年的仅有4%”。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数最多的国家,有7亿多人摆脱绝对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减少贫困。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侵略其他国家,没有掠夺他国的资源和财富,也没有向其他国家输出难民。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已经约5亿人,是世界上潜力最大、增长最快、规模庞大的单一消费市场,这将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理念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约束条件、发展的瓶颈问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有些变化甚至是带有转折性的。这些深刻变化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面临一系列新的发展问题的挑战。但中国式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只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面对错综复杂的新发展问题,中国经过最广泛的凝聚智慧和共识,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体系,用以统领发展全局,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一次新的发展观的革命。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涵盖从发展动力到发展目的的完整体系,每一个关键词对解决新发展阶段的瓶颈问题都极具针对性。新发展理念也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要求,对以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念有重大提升和创新,对构建新发展社会学意义重大。对我国来说,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都成为新发展社会学的重大研究议题。

  

   1.能否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抢占技术创新的制高点?

  

   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本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按照我们过去的理解,所谓产业结构的升级,就是一个经济体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为主、再转变到以服务业为主的过程。因为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产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几乎都在70%以上。而且我们过去认为,既有的国际贸易秩序和规则,似乎就是保护发达国家用高技术产品和现代服务业产品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和一般工业制成品进行交换,发展中国家也只能在这种交换中积累资本和技术,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中国家过去的产业技术升级,一般也都是走模仿和替代的道路。我们知道,技术的更新换代有一个规律,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从电灯的发明到芯片的产生,过去需要几十年更新换代的技术产品,现在可能几年就被更新替代了。“摩尔定律”(Moore’s Law)揭示的不仅是一种行业规律,还是技术更新替代的发展总趋势。所以,一项技术发明如果不能及时实现市场化应用、获得收益,就可能血本无归。为了鼓励对科技开发的投入,人类发明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实际是本国低廉劳动力和市场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设计的结合,本来是一种发达国家占据控制技术和品牌的优势地位、拿走大部分收益的互惠合作。但当中国按照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则,制造品从服装鞋帽发展到电子产品时,美国却感到了一种失去技术垄断的威胁,对中国提出的“自主创新”极为敏感,不惜丢掉他们一直标榜的自由贸易的旗帜,对中国开始实施全面的技术封锁和恶意打压。我们应该庆幸的是,这让中国幡然觉醒,意识到关键技术上被垄断和仰人鼻息是多么致命和可怕。走市场换技术的路,在一些“卡脖子”技术和关键领域是行不通的。

  

   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尽管学习、模仿、替代仍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普遍规则,但现在看来它并不适合所有的产品和发展阶段。中国要实现产业结构在新发展阶段的升级,必须在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上打破垄断,全面抢占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尽管这可能是一条艰难、坎坷和漫长的路,但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命脉。所以,我们必须对创新的动力、创新的环境、创新的文化和激励创新的制度有全新的认识。

  

   2.能否实现均衡发展和乡村振兴、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

  

   均衡发展是长期发展的内在要求,尽管有时打破均衡、实现重点突破也是必要的。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但如果用现代化的标准衡量,我国最大的发展软肋,就是仍然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庞大的农业人口,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仍然属于低收入人口。2020年,我国按常住人口计算,农村居民仍占总人口的36.0%,约5亿多人,农村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的39.0%。我国绝大多数农民收入较低的根本原因,还是人多地少,全国农户平均耕作面积不到0.5公顷,绝大多数农民耕作面积和经营规模较小,难以达到社会劳动者的平均收益。2020年,从我国就业结构来看,农业从业人员还占就业总人数的23.6%,约1.8亿人,但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只占7.7%。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和平均收益,都远低于第二、第三产业。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

  

   所以说,乡村振兴的要求有千条万条,但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是最大的难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民走向现代化和普遍地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走过两条道路。一是欧美国家的道路,就是转移农业劳动力、减少农民,实现农业现代化和规模经营。比如,这些国家的农业从业人员通常只占全部就业人员的3%以下,农业增加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但这些国家多数是人地关系宽松,比如欧洲大国农户的户均耕地面积约为中国农户的60倍到80倍,北美和南美大国农户的户均耕作面积就更多。二是东亚和一些人地关系也紧张的国家和地区,他们通常无法实现农业的大规模土地经营,但通过农业多种经营、高效农业、以工以商补农,特别是大量减少农民,也使农民普遍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放弃了自主保证粮食安全的观念,认为在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里,可以通过国际市场保证粮食安全供给。

  

   中国也在借鉴已有的农业和乡村社会现代化经验,但由于自身国情又无法完全模仿这两条道路,必须走出自己的新路。中国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走了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或“过密化”的农业发展道路,即迫于生计,只能在有限耕地面积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和资金,尽管单位面积产出较高,但劳动边际收益却持续降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我国也开始大规模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并促进耕地的规模化经营,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已经有约1/3的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实现了流转,也有近2.9亿农民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成为农民工。农民工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农村居民总收入的40%以上,并成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农业劳动者的老龄化程度加剧,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的潜力降低,理论上依然存在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实际上都不再可能成为工商产业的劳动力后备军。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几十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目前还不清楚这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产生的短期变化,还是我国劳动力总量的持续减少带来的转折性变化。

  

   我国也在尝试通过国际市场的粮食贸易调整农业的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的效益水平,通过农产品的贸易逆差弥补耕地和水资源的缺乏。但我国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像一些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那样,放弃自主粮食安全的战略,必须确保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当然,乡村振兴和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从规模化农业经营、农业劳动力兼业和农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有多种发展的路子,但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关键还是要看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生活的改善、农民长远发展能力的增强和城乡发展差距持续缩小。

  

   3.能否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成果共享和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基尼系数衡量的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基尼系数只有0.2左右,在理论上处于一种非常平均的分配状况,但这种“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成为影响劳动积极性和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沿海地区率先开放等一系列举措,冲破了传统观念和僵化体制的羁绊,极大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也强调,“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

  

   市场竞争机制的效应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形成的合力,也使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快速攀升。起初,一些学者认为,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发现的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倒U型”曲线(inverted U curve)的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收入差距也会在2000年中国实现总体小康并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以后自然缩小。然而,由于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最重要解释变量这一特殊性,也由于2000年之后我国房地产业和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产生重要影响,2000年之后我国基尼系数继续攀升。

  

   从2006年开始,我国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并要求“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此后,我国在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减少农村贫困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更大力度的举措,对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到达转折点0.491,此后步入收入差距缩小的轨道,但在2016—2018的3年又出现“翘尾”,警示我们缩小收入差距的道路会艰难而漫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制定“十四五”时期以及到2035年发展目标和任务时强调,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我国学者在这种发展变化中也在重新审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其一,效率和公平可能并非过去我们所认为的绝对此起彼伏的关系,而是要建立二者之间的一种均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能够实现这种均衡。比如地域面积和人口规模与韩国差不多的浙江,在我国发达省份中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民营经济产出在地区经济产出中占比较高的省份,2020年地区人均GDP已经相当于韩国人均GDP的2/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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