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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贸易与人权(下)—— 世界帝国背景下的中美竞争

更新时间:2022-01-09 22:49:14
作者: 强世功 (进入专栏)  
唯有经历类似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援越抗美战争的考验,才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获得了独立的政治地位;“机会”则在于民族解放和国家新生让中国有了走上独立发展的工业化道路的底气和能力,彻底摆脱了世界体系中被规定的依附品格和边缘地位,为中国迈向世界体系的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就是一条不依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落后的农业国快速“跃进”到工业化的道路,这是不同于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的“重工主义”或“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的发展道路。此时的中国还是落后的农业国,无法借助全球商业贸易或殖民获得足够且廉价的原材料,却要超越通过商业完成资源积累和知识积累的阶段,直接发展现代工业,而且一开始就是发展国防重工业,难度可想而知。这种“重工主义”发展战略,让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同时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迅速改变了中国长期被殖民掠夺的地位,成为全球性大国,与苏、美展开“三角博弈”。

  

   然而,这种发展战略将第二代人权理论发展到极致,必然会抑制第一代人权理论。从长期来看,这种状况不可持续。在冷战背景下,西方世界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第一代人权理念,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努力。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在取得工业化成功之后,必须认可第一代人权理论的成就,重新回到全球化所推动的世界体系中。在这种重新回归过程中,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政治上的失败彻底丧失了政治主权的独立性,它们接受了世界帝国推出的“华盛顿共识”,工业能力被直接摧毁,整个国家被重新编织在世界帝国体系的边缘或半边缘位置上。改革开放后中国在重新加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却始终保持了政治上的独立性,从而维持了在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上的自主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始终包括两个进程:一方面,尽快融入世界体系,充分吸收外部的知识、资金、制度和法律,以发展壮大自己,加快建立一种与世界接轨的市场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始终利用政治自主的优势,制定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比如,中国政府始终保持对金融的管治,避免加入世界体系后被西方金融资本所操纵;中国政府坚持制定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尤其在贸易领域,最初以“出口创汇”为目标,通过出口退税等一系列政策推动初级产品出口,并用赚取的外汇引进高新技术;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中国政府充分利用在“重工主义”阶段积累的制造业优势,加快产业升级,推动中国在全球科技产业链中不断向上攀升,逐渐对美国的科技产业优势及其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形成挑战。这才是今天中美竞争的根源。

  

   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失败转型相比较,中国转型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没有像它们那样以一种投降姿态彻底抛弃第二代人权理论。中国在重新接纳第一代人权理论的同时,始终坚持第二代人权理论的理想信念,并将二者完美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就是对第一代人权理论和第二代人权理论的完美结合。改革开放刚好赶上美国在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全面复兴第一代人权理论,第一代人权理论以及主张全面融入世界帝国体系的“与世界接轨”战略,于是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随着中国崛起以及在中美“关键十年”间的战略转型,[12]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转向全面复兴第二代人权及其所推动的社会主义,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人权理论。

  

  

   正如上篇所揭示的,无论是美国自身的国家建构,还是美国对外推行的世界帝国战略,都是对两种人权理论的结合和运用。[13]那么,美国和中国对两种人权理论的内在组装和具体运用有什么不同?

  

   简单总结上篇及本篇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出自从欧洲发展出现代人权理论之后,现代人围绕人权概念形成了五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一是历史上亚当·斯密式的英国模式,按照第一代人权理论形成自由放任模式,对内是商人阶层主导的议会制,对外是自由贸易的世界帝国体系。二是与此相对立的苏联时代将卢梭的“公意”理论发展到极致的斯大林模式,按照第二代人权理论形成全面计划控制模式,对内采取工人阶级专政,对外构建社会主义盟友互惠的“帝国体系”。三是在两种类型之间、让两种人权理论保持平衡的欧盟模式,对内采取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对外采取平等的联盟体系。四是美国模式,两种人权理念处于不断斗争、相互推动、交替主导的状态,最终在“二战”后逐渐形成以第一代人权理论为“体”、第二代人权理论为“用”的世界帝国模式。[14]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两种人权理论相互交织、交替主导的过程中,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以第二代人权理论为“体”、第一代人权理论为“用”的新模式。在国内的经济社会政策层面,中国无疑要秉持第二代人权理论推动的社会主义理念,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论重构和完善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同时将自由财产、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部分,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平等与自由、第二代人权理论与第一代人权理论的积极性。在全球秩序层面,中国基于第二代人权理论,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文明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的权利,主张充分发挥联合国体系的积极作用,推动各种平等联盟体系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制度建设,以此适应“深度全球化”的必然发展趋势。

  

   可见,今天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围绕不同人权理论及其实践展开的竞争。近代以来西方发展出来的两种人权理论始终处在紧张的斗争之中,而中国实践正在探寻让两种人权理论形成完美结合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源于对中国人权事业获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更重要的是源于寻求“中道”的中国智慧。在中国文明的传统中,人权并非主导性的概念,人权最终服从于天道秩序,唯有在天道秩序中,每一种人权理论所保护的权利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为自身划定边界。在中国,两种人权理论完全可以在特定时势下交替使用,因时势而变化,克服西方原教旨主义内在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让市场与政府、资本与人民完美地结合起来,共同服务于建构中国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崛起必然要重构人权理论。在国际话语权斗争以及推动全球治理过程中,中国应始终掌握人权话语的主动权,批判美国推动的世界帝国秩序带来的人权灾难。世界帝国体系下不受约束的资本势力,在西方各国国内带来了阶级压迫、种族压迫等人权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层面,这种世界帝国秩序将过去几百年形成的西方与非西方的中心-边缘结构固定下来,美国攫取全球财富以自利,却不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导致“逆全球化”趋势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兴风作浪,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在很多国家重新抬头,国际社会冲突加剧。中国崛起恰恰是要在第二代人权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国际社会协商对话和区域整合,解决世界帝国衰败带来的治理难题,推动下一波全球化,共建“天下一家”,共享“天下大同”。[15]

  

  

   [1] [13] [14] 参见强世功:《贸易与人权(上)——世界帝国与“美国行为的根源”》,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5期。

   [2] 参见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的利维坦》,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 参见安德鲁·朗:《世界贸易法律和新自由主义:重塑全球经济秩序》,樊健、王缙凌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4] 相关讨论参见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7页。

   [6] 卢克·马特尔:《社会学视角下的全球化》,宋妍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页。

   [7] 参见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黄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8] 参见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Penguin Books,2005;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9]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30余年前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对日本发起“一般301调查”并迫使日本签署《广场协议》的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再次被任命为贸易代表,并对中国发起“301调查”。然而,莱特希泽这次面对的中国,不是美国的附庸国,而是真正独立的主权国家。

   [10] 关于TRIPS谈判以及由此引发的知识产权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思韦特:《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11] 强世功:《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美国建构的全球法秩序》,三联书店(香港)2021年版,第二章。

   [12] 强世功:《中美“关键十年”——“新罗马帝国”与“新的伟大斗争”》,载《东方学刊》总第9期。

   [15] 参见强世功:《“天下一家”vs. 世界帝国:“深度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难题》,载《东方学刊》2021年第4期(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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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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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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