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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贸易与人权(下)—— 世界帝国背景下的中美竞争

更新时间:2022-01-09 22:49:14
作者: 强世功 (进入专栏)  
比如,里根时期的美国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一度恢复了“自由贸易”的主张,然而在其第二个任期,巨大的外贸逆差让里根迅速转向“公平贸易”。正是里根在1985年的《贸易政策行动计划》中正式提出“自由且公平的贸易”这个概念,并组成贸易反击小组,奠定了后来美国处理贸易问题的话语策略和法律逻辑。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利用单极霸权加快了世界帝国建设的步伐:一方面,用新自由主义学说扩张美国的经济势力;另一方面,为确保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能力,克林顿政府甚至将“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并公开宣称把“公平贸易”作为扩大贸易的国家经济战略的一部分。总之,“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是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两个并行不悖的轨道,目的都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确保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控制:一方面用“自由贸易”吸引并控制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则用“公平贸易”应对欧盟、东亚发达国家乃至“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挑战。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帝国建构背景下,主张“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右翼和主张“公平贸易”的全球化左翼之间出现了合流趋势。全球化右翼用“自由贸易”的主张要求其他国家取消各种非关税壁垒(如补贴、倾销等),以达到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目的;全球化左翼则要求全球贸易中必须加强对劳工、环境等的保护,以保护人权。然而,全球化左翼强调的劳工保护、环境保护无疑大幅度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成本,最终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品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2021年3月,西方就企图通过“强迫劳动”“种族灭绝”这样的人权话语,禁止中国新疆棉花进入全球贸易,实现通过“人权”议题赢得贸易战的目的。全球化左翼和全球化右翼一样,客观上都在削弱主权国家的权力,只不过全球化右翼建立的是世界帝国,而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左翼在接受这种“世界帝国”的前提下,试图通过“诸众”的反抗,将“帝国”改造为“大同世界”。[8]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右翼和左翼在“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的争论中往往能够形成有益配合,就像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这两副面孔那样,前者主打贸易,后者凸显人权,成为美国建构世界帝国中两股既敌对又配合的力量。美国之所以能够在“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之间自由切换,就在于它建构的世界帝国使其拥有超越国际法的“绝对主权”,可以将美国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帝国:贸易与知识产权

  

   从《1962年贸易扩展法》提出“不公平贸易”问题以来,随着贸易摩擦的不断增加,美国不断修订其贸易法,强化美国总统在GATT之外的单边行动能力,形成了所谓的“一般301条款”,即美国贸易代表可以根据总统授权,对任何其他国家因违反“公平贸易”而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的惩罚和报复措施。正是依据“一般301条款”,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多次向日本发起贸易战,以打击日本制造业对美国的挑战。1985年,美国通过著名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对美元升值,从金融这个根本层面解决了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自此日本经济进入长期衰退。与此同时,美国还对日本发起“超级301调查”,1989年两国签订《美日结构性贸易障碍协议》,不仅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更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对于日本这个主权国家而言,这两份协议无疑都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美国的单边惩罚性报复之所以奏效,不仅因为日本外向型经济早已嵌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更重要的是日本已经作为“附庸国”被整合在美国的世界帝国秩序中。[9]

  

   面对新兴国家在制造业和贸易领域的挑战,美国一方面不断以“公平贸易”为由加强各种“301调查”的单边行动能力,另一方面竭力巩固自身在GATT谈判中的优势地位,形成以国内法促进国际法的双轨互动框架。这方面,将知识产权问题与贸易问题挂钩,利用“公平贸易”话语将知识产权纳入GATT谈判,无疑是80年代以来美国强化世界帝国体系的新战略。

  

   从独立建国开始,美国便意识到欧洲帝国霸权的秘密就在于科技推动的制造业崛起。为此,美国建国者竟然将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写入宪法,这在世界各国宪法中似乎独此一家。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企业型国家”,借助贸易保护政策,美国政府始终强力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终于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科学家纷纷避难美国,美国很快登上全球科技巅峰。“二战”结束前著名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进一步奠定了用科技力量赢得冷战的基础。70年代遭遇欧盟和日本的产业挑战之后,美国意识到必须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维持美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的优势地位。1979年,卡特总统正式提出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发展战略,制定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

  

   然而,绝大多数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反对发达国家的科技垄断。可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认可,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遵守主要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为此,美国试图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带入GATT谈判,使其成为发展中国家都认可的国际法。1988年,美国全面修订了贸易法中的301条款,明确将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定义为“不公平贸易”,并授权美国总统成立专门的办公室对有此类行为的国家发起调查,直至诉诸贸易制裁。这就是所谓的“特别301条款”。从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成为跨国公司知识产权保护的代言人,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发起知识产权调查,日本、韩国、巴西、东南亚和中国都成为被调查和收割的对象,并展开一系列密集的知识产权谈判。

  

   为了进一步宣传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知识经济”概念被媒体大肆宣扬,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的财富神话成为知识经济的象征,知识产权因此成为一种“新型人权”。美国试图利用新的知识产权规则将全球主要经济体纳入其知识产权的帝国体系。在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利用“特别301条款”作为威胁制裁的后盾,在最后阶段将知识产权这一与贸易没有关系、原来并不在谈判规划中的议题纳入谈判议程,并最终在1994年签署著名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TRIPS协定违背了GATT的国家自主原则,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削弱了国家决定本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自主性,规定所有国家都必须接受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

  

   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对美国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战略并不清楚。当美国以开放农产品市场为诱饵诱使发展中国家接受TRIPS协定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以为自己虽然在工业领域受损,但至少可在农产品领域获益。但它们不知道的是,美国的生物、制药、基因等领域的寡头已经垄断了各种专利技术,以至于传统农业中的种植、养殖都处在这些跨国寡头的控制之下。TRIPS协定推动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在工业资本家控制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以及银行家控制资本、证券、债券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之后,资本主义进入新的阶段,由苹果这样的信息寡头、辉瑞这样的医药寡头以及孟山都这样的生物寡头控制抽象知识产权的“信息资本主义”时代已经来临。这些控制了知识和信息的跨国公司向用户“收租”,就像控制了土地的中世纪封建地主向佃农收租一样。[10]

  

   需要注意的是,在TRIPS谈判的最后阶段,冷战已经结束了。曾经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社会主义理论及第二代人权话语也随之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保守主义革命,古典自由主义背景下的第一代人权理论开始全面复兴,并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形成了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与左翼背景的新政自由主义划清界限。新自由主义不仅复活了第一代人权理论,更重要的是用第一代人权理论改造了第二代人权理论,用经济自由化的理念推进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价值的自由化,摧毁了人民主权、国家平等、社会主义等第二代人权理论原本的核心主张。

  

   可见,冷战的结束和“华盛顿共识”支撑的新自由主义,将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自由化前所未有地结合在一起,为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提供了新的前景。美国终于可以踢开布雷顿森林体系包含的对国家主权和政府自主性的尊重,抛开第二代人权理论保护的国家主权,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和逻辑塑造更彻底的世界帝国。正是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加速推动世界帝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职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稳定全球金融的机构变成美国管理世界帝国的超主权机构。与此同时,曾经作为主权国家多边协商谈判机制的GATT也被抛入历史,代之以全新的管理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TO)。与GATT相比,世贸组织的最大区别在于拥有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成为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帝国的法律执行机构,成为“世界法治”的象征。由此,世贸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道,被讥讽为美国展开世界帝国建构的“邪恶的三位一体”(Unholy Trinity)。正是在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帝国筹划中,“人权高于主权”乃至“人道主义干涉”成为美国摧毁其他国家的主权,并将它们纳入其世界帝国版图的利器。美国以“人权保护”名义发起“第三波民主化”,以“反恐战争”名义提出改造中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为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民主化改造,美国甚至发动“颜色革命”这种新型战争形态,将其世界帝国变成所谓的“民主帝国”或“人权帝国”。[11]

  

   “中国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权理论的重构

  

   近代以来,中国被迫纳入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并开始从农业国转向发展商业和工业的现代化道路,以至于从一开始,中国就是作为半殖民地被规定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位置上,这也意味着近代中国不得不接受“依附与不发达”的命运。而要改变边缘位置与依附命运,必须首先实现政治上的独立,唯有如此才可以采用保护主义措施推动工业化,实现国家富强,迈向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因此,政治独立、政治自主、全球反霸始终与世界体系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独立的国家如何才能推动本国的工业化?一条道路是土耳其和印度采取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条道路是苏联和中国采取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者试图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下,采取西方列强崛起时实行的重商主义战略推动本国的工业化。然而,西方列强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以战争为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和能力,重商主义战略无法取得成功。此外,尽管土耳其和印度获得了政治形式上的独立,但依然无法摆脱对西方的依附,以至于最终无法摆脱对西方控制的世界体系的依赖。相反,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开始就看透了本国资产阶级对世界体系的依附性和买办性,因此选择依靠工人阶级乃至农民阶层获得彻底的政治独立,甚至敢于以战争的方式与维持世界体系的欧美列强对抗,敢于承受西方列强在经济上切断其与世界经济体系之间关系的压力和后果。冷战期间在政治军事层面对抗的两大阵营,同时也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其中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对社会主义阵营采取了封锁、限制、孤立和包围的政策。

  

正是从世界帝国体系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两条道路的选择及其命运,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要加入世界体系,而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加入这个体系,而政治上的身份和地位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在这个意义上,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进入危机与机会并存的历史关键时刻。“危机”源于政治军事上面临来自世界帝国体系的打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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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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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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