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欧阳哲生:以译代著、唤醒中华——严复逝世百年纪念省思

更新时间:2022-01-09 22:01:00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摘要:从中国近代思想的基本路径、特征看,严复是“援西入中”这一路径的第一个典型代表。严复以译代著、唤醒中华,是中国学术思想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枢纽性人物。严复通晓“世变”的维新思想,具有康有为“公车上书”变法思想所不具有的新质。《天演论》这部划时代思想文献内含的隐喻,暗示人们要顺应时代潮流,尊重“天演”的自然规律。

   关键词:严复;援西入中;世变;《天演论》;隐喻

   中图分类号:K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21)12-0118-07

  

   严复研究成果已足称汗牛充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严复的研究可以止步。如果细览一遍严复研究论著目录就可发现,严复的本职是海军,探讨严复海军生涯、严复海洋观的论文虽有一些,以之为主题较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却付诸阙如;严复饱读西书,堪称近世西学第一人,但有关严复阅读史或《严复藏书书目》之类的书籍尚未得见。严复是 1921年 10月 27日在福州老家去世的,陈宝琛题写的《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与严复的身份和当时的国号极不相称,这也是令人纳闷的问题。举此诸例,微观严复研究仍有长进的空间。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经典人物,常读常新,温故而知新。借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这个机会,谈三点我新近研读严复的心得,与大家一起分享。

   一、中国近代思想的基本路径、特征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为什么重要?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中国近代思想的基本路径、特征说起。郭湛波先生撰著《近代中国思想史》时曾谓:“西方的文化,虽相继输入,但新的思想,终无由发生、形成。所以我们讲中国近代史,应自‘鸦片战争’始,讲中国近代思想应自‘甲午中日之战’始。”1895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真正起点,站在这个起点上的有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维新志士。而我认为,严复是真正称得上具有近代意义的第一位启蒙思想家。所以我在北大开设通识课,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也是从严复讲起。

   将中国近代思想置于大历史的视野去考察,中国近代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主要是依循两条路子:一条是“推陈出新”,即在中国传统经学(儒学)内部,发现与时代相结合的思想生长点,从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在理路出发,提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学派和自称“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家走的即是这条路子。另一条是“援西入中”,即通过传播、译介外来思想理论,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输入新的血液,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维新、变革理论和建构新的思想系统,严复可谓这条路子的第一个典型代表,他翻译的《天演论》即是这条路子的第一个经典案例。

   当然,这两条路子并不是判然有别,这两类思想家也不是绝然分流,而是互为表里、相互渗透。康有为吸收了西方的进化论、社会主义等外来思想,新儒家思想更是容纳了诸多西方的元素。1994年 11月我在台北与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先生的最后访谈中,牟先生特别向我强调自己独力译述了康德的三部“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表明他不仅治中国哲学史,而且在西方古典哲学上也下了很大气力。另一方面,严复翻译的西方八部名著,则以中国典雅的先秦古文这种古典形式来包装,他的成名作《天演论》恭请桐城派代表吴汝伦为之作序,吴氏称他的《天演论》与周秦诸子的文章不相上下,严复的身价在学界因此大增。这两类思想家们并不画地为牢,往往都以追求中西交融为其思想的极致。

   我个人更倾向于严复所开创的“援西入中”这条路子。所以我过去选择研究的近代历史人物,如胡适、丁文江、傅斯年都是这一派人,这实际表明我对他们的重视和兴趣。当然,我也不排斥康有为、陈焕章以及现代新儒家所代表的“推陈出新”这一派人物,我认可他们的思想合理性,也欣赏梁漱溟、辜鸿铭这些“怪杰”爱好偏执和特立独行的思想个性。

   在我看来,从文化价值的角度看,有选择比没有选择要好,因为有选择意味着有目标定向,它比无目标的盲目自然要好;两种选择比单一选择又要好,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比较视野,给予人们选择的可能;多种选择又比两种选择更具现代意味,它使人们可以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提供多样化的想象空间。现代性本质上毕竟是多元性、多样化的合理统一。

   我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不仅是出于个人的思想偏好,更重要的是基于对历史的理解。近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根本区别在于二者对外关系不同,或者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古代中国相对封闭,自成一统,它是相对独立的。古代世界各个文明古国都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因此,中外关系在古代中国相对也就比较单纯,它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关联度不大,古代中国除了受到印度传来的佛教影响较大外,其它外来因素对中国的影响都颇为有限。所以研究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对外来因素并不用太在意,或者说关联性很小。古代中国基本上抱持“华夷之辨”的指导思想,并以此处理与周边国家或其他民族的关系,华夏中心主义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或核心内容,这种思想准则的提出和坚持是基于中原华夏文化的优越地位,是建立在以汉族文化(或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先进性基础之上的,它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和历史渊源。在中国未与近代欧洲交通以前,华夷之辨思维模式的合理性基本上没有动摇,也没有被国人质疑。

   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李鸿章是最早意识到这种情形的清朝大员,他哀叹中华民族遭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他还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自古以来,周围列国都是为朝贡而来,天朝的威严不曾被撼动,如今远道而来的欧洲列强破关而入,要求通商互市,清朝对之毫无抵挡之法,束手无策,只能拱手签约“安抚”之,真是旷古未闻。近代中国这种“世变”的基本特征即是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程度高于自己的强敌。西方列强不仅在军事技术、工商经济方面较中国发达,而且在政治制度设计、精神文明层面也优于中国。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从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一次又一次战争的挫败伤害了国人的自大自傲自尊,促使他们开始反省。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发动洋务运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推动维新运动,可以看出国人对西洋文明优越性的认识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中国是近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中国是被强制性地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近代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与外部条件或外力冲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看并不是“外因论”,而是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情形。从传统的“华夷之辨”到承认近世西洋文明的优越性,从认同家国同构的天下体系到遵循“万国公法”的国际秩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外关系在国家生活和历史进程中的分量明显加重,中外关系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领域的发展演变密不可分。近代中国各个方面的发展离不开与世界的关系,中外关系所占比重甚重,甚至可以说,中外关系是制衡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不独中国如此,进入近代以后的其它各个国家都是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如此,它们对世界的依存度相对更高,这是由近代以后出现的全球化趋势决定的。这种全球化的基本面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响,互相制约。不过,全球化还带有某种不平衡性的那一面——强者渗透,弱者承受;国族相争,弱肉强食。这种帝国主义强盗逻辑又同时借东西交通大行其道。

   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是从传统向新文化转型。这里的新文化之所谓“新”,主要表现在吸收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其中吸收西方文化更为重要,更具拓展性意 义。这是因为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文化的大背景之下,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外来文化构成中国文化的“新”元素,它具有激活中国文化的作用,这是近代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

   返观严复一生所做的最重要工作,他译介近代西方八部名著,以译代著,声震华夏,笔醒山河,向国人推出一个崭新的文化世界,为中国学术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向近代的文理工法商农医七科之学科体系转换,为中华民族跳出自古秉持的历史循环论向变易革新的进化论思维方式转化奠定了学理基础。严复实为中国学术思想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枢纽性人物。

   二、通晓“世变”的维新思想

   严复的维新思想“新”在哪里?严复思想的先驱性首先表现在他正确把握了时代的“世变”。他从甲午战争的炮火中认识到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和改革的必要性,1895年 2月至 5月间,他在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刚刚创办的《直报》上发表了政论《论世变之亟》《辟韩》《原强》《救亡决论》,率先发出了救亡图存、维新变革的强烈呼声。

   严复非常重视“世变”这一概念,他的第一篇政论即为《论世变之亟》。该文指出改革的急迫性,指出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是在文化学术。其开首即曰:“呜呼!观今日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这里所谓“世变”“运会”意谓今“时代潮流”之意也。在这篇文章中,严复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观、圣人观给予了批判,对西方的富强之道给予了赞扬。“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这就指出了中西差距之所在,实际上也点出了中国变革应朝科学、法治、自由的方向发展。

   《原强》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国思想。严复在比较古今之“外夷”的区别时引用苏轼的话说,在古代“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也就是说,中原华夏民族是以深植文明、持守法度优胜于周围蛮夷;而北方匈奴则以野蛮凶残、无法无天横行疆域;然进入中原后,蛮夷则不免汉化。“故其既入中国也,虽名为之君,然数传而后,其子若孙,虽有祖宗之遗令切诫,往往不能厌劳苦而事逸乐,弃惇德而染浇风,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其不渐靡而与汉物化者寡矣。”但是,近代之西洋则“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呢?“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以观之,则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胜也。”“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是其所以可畏之处。严复对西方列强有法与无法、文明与野蛮两面性的揭示,给时人以深刻的启示。严复的这一思考在后来辛亥革命志士、五四新文化人那里得到了回响,关于中西文明比较、文明与野蛮关系的思索在不断深化。

《辟韩》开首即直抒其臆:“往者吾读韩子《原道》之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0805.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