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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瑞平:菅义伟的经济得失与新内阁的经济政策

更新时间:2022-01-09 11:44:33
作者: 江瑞平 (进入专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深陷长期萧条难以自拔,历任首相多因恢复经济不力被迫下台,以致堕入“一年换一相”的政治“魔咒”。一年前接替安倍晋三上台的菅义伟,不仅面临更加艰巨的恢复经济任务,还遭受了疫情蔓延、防控乏术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在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的“两难困境”中进退若谷、受尽煎熬,以致在党内外支持率全面恶化的双重打击下,最终也不得不“黯然离场”。新上台的岸田文雄政府面临的最大考验,同样也是能否处理好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之间的关系,能否在尽快有效控制疫情的基础上,全力恢复被疫情进一步严重破坏了的日本经济,其会否成为又一届“短命”内阁,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其在经济政策领域能否有所建树。而从其竞选过程和上任初期的各方评价看,经济政策很难见效,执政前景很难乐观。

   一、“安倍经济学”的“菅氏”印记

   一年前安倍晋三因病辞任,菅义伟继任首相。在高度依赖“世袭”背景的日本政界,纯粹平民出身的菅义伟之所以能够“被继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作为安倍首相“近臣”达七年又八个月之久、担任内阁“大管家”官方长官的菅义伟,被各方认定最能保证“安倍经济学”的连续性。菅义伟本人在继任前后也多次表示,定要“继承安倍政策”,当然也包括要继承“安倍经济学”。

   所谓“安倍经济学”,是安倍晋三2012年“二次拜相”后,在经济领域推出的一整套政策组合,核心是宽松货币政策、灵活财政政策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改革等“三支箭”。“安倍经济学”推出后,一度颇显功力、颇具成效。尤其是在“失去的二十年”中严重困扰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得到初步治理,财政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失业率更降至历史新低。但越是到后来,越显得后劲不足、功效递减。于是又祭出“奥运景气”作为第四枝箭,试图通过原定2020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能像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一样,再次创造“奥运红利”,延续其在振兴日本经济方面的“强弩之末”。然而不幸的是,进入2020年,一场百年不遇的“世纪疫灾”突如其来,不仅使深陷长期萧条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也导致被寄予厚望的奥运会不得不延期举行。

   面对“安倍经济学”曾经的辉煌,习惯追随安倍“鞍前马后”做“传声筒”的菅义伟,很难在经济政策上有重大创新和全面突破,但还是打上了颇受关注的“菅氏”印记。在延续安倍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菅义伟内阁推出了诸多务实经济举措。首先是推动行政改革。任命河野太郎为行政改革大臣,并赋予其超出一般内阁大臣应有的权限,支持其大刀阔斧地推进行政改革,并取得明显效果;其次是加速数字转型。推动国会通过《数字改革关联法案》,设立直接从属于内阁的“数字厅”,统筹提升行政运行效能和社会管理效率。同时还试图通过降低手机使用费用等举措,助推社会数字化转型;再次是强化“少子高龄化”对策,包括将不孕不育诊疗费纳入医保体系等;此外还包括推动地方银行重组、提升中小企业效率、优化生产基地布局等。

   二、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的“两难困境”

   “临危受命”的菅义伟一上台,就面临着安倍前首相“甩”给他的三大艰巨任务:防控疫情、恢复经济和补办奥运。而导致其“黯然离场”的终极原因,也主要是由于其面对这三大任务,应对乏力政策摇摆,绩效甚微甚至毫无建树。其根源在于陷入了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的“两难困境”,以致时而偏重疫情防控,连续推出紧急时态宣言,收紧人员流动限制,不惜以牺牲经济为代价;时而又偏重经济恢复,退出紧急时态宣言,放宽人员流动限制,甚至发放国内旅游补贴、靠发展旅游振兴经济,为此也不惜承受疫情恶化风险。其结果只能是顾此失彼,“逐二兔而未得其一”,既未能有效阻止疫情蔓延,又未能推动经济复苏,导致日本一方面成为东亚地区新冠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另方面更成为全球尤其是主要国家中“衰退更重,回升更弱”的经济体。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在2020年的全球经济因疫情而导致的衰退中,日本比全球平均水平多下降了1.5个百分点(全球为-3.3%,日本为-4.8%),在2021年的全球经济“报复式”反弹中,日本又比全球平均水平少增长2.7个百分点(全球为6.0%,日本为3.3%)。

   “奥运景气”风光不再,成为在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的“两难困境”中,压垮菅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被安倍前首相视作刺激经济“第四枝箭”的2020东京奥运会,因突如其来的“世纪疫灾”不得不推后一年。但一年过去后,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在此背景下,办与不办、如何办好,遂成为又一个“烫手的山芋”。菅义伟在选择困境中犹豫再三,还是想在这一全球盛会中留下“菅氏”印记。应该说,在全球疫情肆意蔓延的背景下,日本能够保证奥运现场的基本稳定,菅政权功不可没,尤其是创下日本奥运史上的最佳战绩,更值骄傲和自豪。但由此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重。一方面,由于不得不采取“空场”比赛,包括拒绝海外观众来日观赛,期待的“奥运景气”风光不再,对长期萧条中的日本经济几乎未见任何刺激效果,只能“赔本赚吆喝”;另方面,却直接导致了疫情再度恶化,在奥运会开幕的7月23日,东京都新增病例仅为1566人,而到半个月之后奥运会闭幕的8月8日已增至4066人,且是连续超过4000例的第五天,以致菅政府不得不于同日再度宣布进入紧急时态,进一步加大疫情防控政策的力度。

   菅义伟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应于2021年9月底结束。为争取连任总裁从而自然连任首相,其如意算盘是先控制住疫情,再成功举办奥运,以此提升民意和振兴经济,再提前解散众议院,再为自民党赢得大选,从而无需投票连任自民党总裁,最终实现首相连任。但因新冠疫情再度恶化,“奥运景气”风光不再,提升民意和提振经济双双落空,民意支持率连创新低,自民党内各派也对在其主导下赢得大选丧失信心,以致不得不“黯然离场”。

   三、困扰岸田内阁的经济政策选择

   2021年10月4日下午,刚刚出任自民党总裁的岸田文雄,毫无悬念地通过国会参众两院指名选举,就任第100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新上任的岸田内阁面临的最大困扰从而严峻考验,仍然是在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的“两难困境”中,如何做出政策选择。岸田及其所在派系历来关注经济问题、重视经济政策,宣布参选伊始,即将经济政策作为其主要竞选许诺,做出了重点说明和系统表述。在此基础之上,10月8日在按惯例进行的国会施政演说中,又进一步就其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阐述。从参选迄今的言论中,可以初步看出岸田内阁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

   “安倍经济学”挥之不去。没有安倍本人及其派系的支持,岸田不可能当上总裁从而首相,甚至舆论普遍认为,新一届岸田内阁只能是安倍的第二个“傀儡政权”(第一个是菅义伟政权)。因此岸田上台后不得不做两件事:一是“人事偿还”,安插安倍亲信进入内阁,包括内阁官房长官、防卫大臣和经产大臣三大要职,以致被认为新内阁只是“长着岸田面孔的安倍内阁”;二是“政策偿还”,忠实地听取安倍的政策建议,包括继续贯彻“安倍经济学”。岸田本人也多次表示,要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和灵活财政政策,以此来刺激经济增长,并已指定其担当阁员落实其竞选主张,编制规模高达30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力争在年底前正式经国会批准推出。当然,岸田也不忘在“安倍经济学”中填入自己的成分,如提出要完善安倍积极财政政策中的“分配”要素、将10%的消费税率维持10年不变等。

   “岸田经济学”初露端倪。在不得不继承“安倍经济学”的同时,岸田文雄也试图构建自己的“岸田经济学”。为此提出的最大创新,就是所谓“新资本主义”构想。在本世纪初的“小泉改革”中,全面导入源自美国、风行世界的新自由主义。长期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导致日本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中产阶级境况恶化,直接挤压了国内消费需求,成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主要背景。“安倍经济学”强调结构改革、提升效率,股市繁荣、资产增值导致财富进一步向富有阶层聚集,却导致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中产和低收入阶层更趋贫困,同样成为国内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复苏乏力的根本原因。岸田提出“新资本主义”构想,明确强调“将转变自小泉改革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从“分配”领域入手,重视倾向“劳动”、而不是倾向“资本”的分配方式改革,提高工资尤其是增加中小企业工资收入(最少提高3%),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生育、教育和住房补贴,缩小不同阶层收入差距,通过刺激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实现“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为此,岸田内阁还要专设“新日本型资本主义”构想会议,制定和实施“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希望后者能像上世纪60年代的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样,对日本经济增长发挥重要激励和支撑作用。

   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的“两难困境”,仍然是严重困扰岸田内阁的当务之急。为此,岸田反复强调,要建成“与新冠并存”的社会与经济体系,追求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两不误”。为此首先要尽快控制住疫情,明确提出要强化核酸检测体系、加快疫苗注射进度、年内推出口服治疗药物、灵活使用疫苗接种电子证明,甚至要修订相关法律,强化中央政府的“指挥塔”职能和医疗资源提供能力等。同时要加大对因疫情而陷入困境者的经济补贴。

   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是岸田新内阁经济政策的重大突破。其背景显然有政治层面的试图追随美国推动与中国经济技术“脱钩”,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技术链断裂引发的问题,也加大了岸田政府强化经济安全的诉求。为此,岸田内阁还专门增设了负责经济安全保障的大臣,由曾在防卫省担任过要职的议员小林鹰之担任。此外,岸田政府还拟在环境保护、数字经济、能源核电、地方振兴等重要层面,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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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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