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关于价值哲学的论文。传统把价值领域划分为功利、道德、审美与宗教，后三者一般归属于精神价值。本文提出另一种可能与之并列的精神价值——怀古。在这一问题上，思辨哲学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成果。因此，我们考虑变更通常的哲学谈论方式，不从概念演绎，而是面对事情本身，从思想文化经验的直接分析，导出蕴含于其中的价值问题。

　　 与这一论题相联系的基本事实，就是人类对古器、文物的热爱。一个世纪前，王国维注意到这一现象，写了一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的短文[1]，从古代遗物与现代美学结合的角度，首次论及这个问题，留下富于启发性的思考。本文沿用这个概念，将视野扩大至整个可以“古”字界定的领域，从人们对“古”态度与理解方式，及其在文化活动中的表现，探讨它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意义。

　　 依次讨论的问题包括：1、藏“古”现象的价值意向，2、古器物价值确认的条件，3、相关的衍生现象的评论，以及4、古雅的精神位置。这顶工作的动机既非嗜古，也非恋物，而是试图将怀古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形态进行分析，扩展对人的精神空间的哲学关注。而分析的方法，是本文要贯彻的哲学方式。

　　 收藏古物是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分析这种行为的意向性，是理解其价值内涵的方便途径。古物的范围很广，它包括用古董、古玩、古器甚至古迹这些词标志的经验世界。其类型有自然物、用具、礼器，以至艺术品。自然物如玉石或其它矿物，未经人工制作的东西。用具指生活用品或工具，武器也是工具。礼器是用以象征某种宗教、政治或其它社会文化价值的物品，如表示权力的鼎、用来代表财富作收藏或交换用的货币、调兵的符或祭典上的酒具，其中有些是生活用品演化而来的，此外，还有非实用性的普通礼物。艺术品则是为审美的目的而创作的作品，可以是一般工艺品，也可以是高级艺术品，如古代的名书画。这些流品混杂的对象，都有人加以收藏，其共同特征，就在于一个“古”字。

　　 不过，物品被收藏的原因可以是多样的，只有区分基于不同价值的收藏现象，“古”的独立价值才能显示出来。对收藏类型的价值分析可以先用排除法。古物的价值，首先不是由制造它的材料价值决定的。一件汉代的青铜器或宋代的瓷器，其价值完全超过今天用同等份量的黄金做的仿制品。虽然在相同的条件下，如同一作者、同类作品、同人拥有甚至起同样作用的物品，不同的材料价值会影响对它的价值评估，但相比之下，材料因素在整个价值构成中，处于不重要的地位。

　　 同样，古物的价值，也未必由其审美价值决定。就古代艺术品而言，时代条件相同的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低，自然决定其价值的高下。但作品艺术成就高于以往而收藏价值低于过去的现象，也属司空见惯。更何况，还有很多本来连艺术都谈不上的日常用品，今日得手也可能价值连城。

　　 问题在于，如何解释一些自然物的收藏现象？因为无论自然史还是文化史博物馆，都展出自然物。它可能就是基于其材料价值而被收藏的。这里，要注意的问题是，被收藏的未必是古物。例如收藏刚找到的玉石，同收藏黄金白银或者其它特殊的贵金属一样，的确由材料价值决定的。

　　 而材料价值也可分类：实用的，认知的，与审美的。如果藏有可提取核原料或者可以制造航天器的矿物质，你的动机是基于实用的目的。如果收集古生物如恐龙蛋化石，或者来自外星球的陨石陨铁，甚至得到取之月球的物质之类，它对研究生命史或宇宙有标本意义，其作用就是认知的。而收藏玉石，则可能基于审美心理要求，譬如它的硬度、温度、色泽、光泽、透明性等等，都可以是审美的形式要素。要是自然物的形状酷似某种与它本身无关的另类物体，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肉型石，那直接就可当艺术品来收藏。相关物体如果规模太大，没法“藏”的话，则可以设法把它保护起来，如黄山的“猴子观海”，张家界的“天桥遗址”，便被人类“开辟”为景点，“藏”进公园。

　　 这三种收藏，都与它是否古物无关。虽然肉型石出自清宫，某块陨石也可能被某部史书上记载过，本身已有典故在其中，即具备“古”的因素，但那是后来附着上去的。即使它被首次发现，它也会有收藏价值。当然，任何收藏品从长远来看，最终都会变成古物。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初被收藏时是“当代”艺术品，今日回顾，便是古物，当追加其历史价值。

　　 上述简短的分析表明，“古”是独立的价值。但是，这个“古”并非自然时间上的遥远，而是人文时间的古老。因此，并非存在时间长的物体，都会被当古物来收藏。例如，旷野上随手能检起的任何一块普通石头，其形成的地质年代可能都远远超过很多稀世文物，但没有人将其当古玩收藏。原因有两点，一是与人类历史无关，二是它的存量太大。

　　 古物之“古”，可以界定为与人类历史有关。古老是其价值向度之一，但其遥远不能超出已经认知到的人类文明的限度。同时，它的遗存量必须是有限的，即量少便价高。这不是“物以稀为贵”，即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价格的问题。古董市场行情当然也被市场规则制约，但它更类似艺术品那样，观赏一件独一无二的孤品，与浏览许多风格类似的作品，价值感受很不一样。

　　 这个观赏经验的差别，与你是否想拥有作（藏）品无关。原创作品价值高于可复制的工艺品，背后有把生命意识投射到艺术评价上的心理，即（人的）生命不可复制的观念在起作用。而对古物的这种价值取向，即对它的历史感情，同审美意识类似，同样是源于生命感受的价值意识。简言之，观鉴古物是对历史的生命情感体验。倒过来说，古物的价值就在于唤起这种体验，这就是人们常讲的怀旧或怀古的情调。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本文第四节。

　　 器识涉及古器物的鉴识，讨论它不是因为我们对文物鉴定有兴趣，也不是想从中引出一般的认识论问题，而是通过一种图式化的分析，揭示这种活动的精神意义。它涉及这种价值的主客观关系的把握，以及对相关意识活动的理解。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缺乏对古玩或文物进行鉴赏的知识与经验。而进行鉴赏的条件，一是对象，一是知识。知识的加深会提高鉴别能力，从而决定或改变事物价值确认。

　　 假设这样一个情景：你在友人的博古架上看到一个类似古代酒具的青铜器，虽然纹饰精美，但你以为是平常的仿制品，并不在意。当主人告诉你这是真品时，你就会另眼相待。当你进一步得知它是考古发现的西周穆王时期的礼器，且看到那被译为“木羊氏为父辛器”字迹，即表明主人及制作者身份的铭文，并且知道这些名字都可从古典文献中查到时，如果你相信讲解的权威性，那么这件被称作“父辛爵”的摆设，在你心目中的价值会逐步节节高升。同一件器物，解释前与解释后，价值就有天壤之别。这一假设再次表明，古器的价值，既不取决于它的材料，也不取决于它的艺术形式，而是它的历史出处。同时它还意味着，有效的解释，对其价值的显示起关键的作用。

　　 这一假设性描述，蕴含着古器鉴识中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指的是器物具体出处，在历史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主观因素是鉴别者的知识素养、经验水平与表达动机（这并非不重要的），即所谓器识。器物的出处，包括年代，原初拥有者或使用者，类型，历史功能，以往的收藏者，发现或获取途径等等综合条件。每个因素的差别都对其价值高低造成影响。有“古”可讲，对确定器物的价值非常重要。拥有者是秦皇汉武，还是不见经传的官僚不一样。器物是普通用品，还是随身佩剑以至玉玺，也不相同。至于是否有故事，如项庄舞剑的那把剑，就来历很不一般。还有，获得的途径是留传还是考古，考古是地面墓穴还是水下沉船，途径不同对器物附加的价值也有差别。

　　 但是，不是所有的古器都自动显示有助于辨认其身份的信息。辨认古器与辨认自家丢失的物品不一样，不是凭记忆就能确认的。即使附着有相关文字说明，像商标一样，也未必可信。因此，需要专家学者把它“读”出来[2]。而非专业的古器观赏者则依据权威信息，展开对器物的揣摸与想象。一般人的知识素养，生活情怀，与想象能力，同样影响其欣赏能力或者说喜爱的程度。也就是说，没有鉴识的能力，即便是真正的古器物，其价值也不能显现。被无知者捡到的一件古物，等待它的，可能就是破铜烂铁的命运。这虽然无改它历史上存在过的实情，但它没有构成我们谈论的这种价值现象。反过来，误赝品当真品，则欣赏者的情感满足却不会减失。

　　 一件遗物的价值要得到恰当的显现，必须是器物本身连同其“身世”信息相匹配，并被观察者所掌握。但事实上，器物与信息之间的关系是多样的。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上记有荆轲刺秦王的事件，可谓有声有色。文中这样描述太子丹送荆轲用来刺秦王的武器：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卿。

　　 史家以荆轲谋刺失败，反被诛杀结局。我们的文学中保留了“图穷匕现”这个成语。这把匕首自然就是名器，它能遗存下来的话，就是一件古名器。而史迁的记述，即是与之相关的重要历史信息。

　　 然而，古器与信息的存留关系，可以有下列不同类型。第一种，是器物与信息并存，即分别留传且最终匹配成功。如果哪一天有人发掘到刻有“徐夫人”字样的匕首，而且其附着的各种特征都与我们从《史记》上读到的信息相符，专家们宣告那把古器失而复得，那就是完美的发现。其实，只有信息直接附着在古器上，两者才不容易离散，就如清代出土的毛公鼎，相关的信息详尽的记在铭文中。更常见的是大规模的古迹，如长城，也是物质与信息几近并存。第二种，是有信息而无器物。即信息在历史文献中保存下来，但相关器物只存在读者的想象中。关于王羲之《兰亭序》的信息，就给后世留下极大的悬念。

　　 第三种，是得器物而缺信息。没有信息，古器的价值就无法确定，器物便只是历史价值不清楚的存在。不只是个别的小件器物如此，大规模的古器甚至古迹也有这种情形。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古器让人叹为奇观，但关于它的历史信息，专家们知道的严重不足。第四种，信息与器物一齐散失。历史上可能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如对秦王有多次不成功刺杀，但既未被记载（或者有意隐瞒），也没任何遗存，无声无息。大量的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没，那才是真实的历史。最后，第五种，则是器物与信息匹配错误，张冠李戴，或指鹿为马，把一件普通器物，当作曾在某一历史情境中出场的道具而被收藏供奉。

　　 上述器物与信息的匹配图式，显示这种价值现象有其吊诡之处。一方面，一件古器的价值由其历史出处所决定，看起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基础。但另一方面，是大量器物并不显示可辨认其身份的信息，因为它们负载的历史作用与器物本身的联系大多有些偶然。这就导致鉴赏有极大的主观性。一个人据其所相信的信息，就可以展开对相关情境的想象。信息不必真实，想象可能失误，但不妨碍其在意识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

　　 然而，主观不等于虚假，它与假装不一样。在鉴赏者的心目中，器物与历史的联系是真实的。这种确信，正是鉴赏得以进行的基础。这是想象中的真实，这种想象力以不但以相关的历史背景知识为基础，同时需要一种将知识情景化的能力，类似我们读小说或叙事史学作品那样的意识活动。不同之处在于，眼前假定为真的器物，让你的感觉变得更真实。器物在相关文字信息的陪伴下，成了引发想象力的中介。这种历史的想象力，是意向性的一种表现。

分析古物收藏与鉴赏，可以理解它在精神活动中的意义，但不能说明它在社会生活中有多大的价值。只有考察它在文化上的种种衍生现象，才能说明怀古意识有多大的普遍性。其实，对历史的想象不仅是人的能力，而且是情感上满足慰藉的一种需要，这有点类似于艺术欣赏。但古器有限，即便不是唯一，相对于需求来说，存量也远远不够。于是各种衍生物，包括修复物、复制品，以至冒牌货（赝品）即应运而生。虽然这些衍生物的产生有共同的心理根源——好古，但其表现及价值并不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