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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中国:易学哲学视域中“神”的诸种诠释

更新时间:2022-01-08 12:04:11
作者: 赵中国  

  

   “神”是易学哲学论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神与帝、天等概念皆属于信仰层面的范畴,另一方面,神与鬼构成带有神秘色彩的鬼神观念并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民间文化中,因而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概念和符号。《易传》作者已将神视为一个基础性概念纳入易学解释与哲学架构中,赋予其丰富而深刻的意义。这一基础性概念支撑着易学哲学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之学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这一贡献的实现则是包括《易传》作者在内的历代易学家们持续诠释的结果。过去,学界主要关注《易传》中“神”的概念①,对历代易学的阐释则缺乏梳理,这不利于完整、准确地把握易学中“神”概念的丰富内涵。有见及此,本文对易学史上关于“神”概念的重要解释作一梳理。

   一、《易传》以神为本体

   除“神农氏”外,《易传》神字凡三十二见,约有六种情况:鬼神之神,如“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系辞上》);神明之神,如“以通神明之德”(《系辞下》)“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说卦传》);神物之神,如“天生神物,圣人则之”(《系辞上》);德性修养之神,如“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系辞上》);神妙赞叹之语,如“知几,其神乎!”(《系辞下》);本体之神,如“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传》)“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系辞上》)“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彖》)“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系辞下》)。

   这里只讨论本体之神。从本体之神的这六句表述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其一,神是难以描述的,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在宇宙本体论的概念序列中,神似比道更为根本,因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一阴一阳之谓道”,但即神而言,“阴阳不测”,难以描述;其二,神虽然难以被描述,但有其大用,大用体现在万物及其变化之中,所谓“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这是神之存在的根本意义;其三,神之用并非普通事物之功用,而是“妙万物”的大用,“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的大用,此种不拘限于某一特定事物的大用,决定了“神无方而易无体”,而神“无方”的特征也和“阴阳不测之谓神”互为呼应;其四,“阴阳不测之谓神”与“一阴一阳之谓道”两个命题促成了神与道之间的某种关系,而“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则明确提出了神道概念,如果“道”取道路与轨辙之有形义,则神道既有不测的一面,又有有形有迹的一面,如果取规则之无形义,则神道既有不测的一面,又有规则的一面。联系到“一阴一阳之谓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等表述,可知天之神道的确有不测的一面,又有有轨则、规则的一面;其五,神既有“阴阳不测”的一面,又有可以知解、体证的一面,正因为有可以知解可以体证的一面,才有所谓“穷神知化”,同时,“穷神知化”被理解为盛德的内容。因为天之神道有有轨则与规则的一面,即此又可见神有可以知解可以体证的一面,所以可以说,神必然关系着道,又因为“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又关系着万物、道又关系着万物或器,那么一种“神—道(阴阳)—万物”互相包蕴的存在关系就显现出来了。这种存在关系,可谓《易传》本体宇宙论的基本结构。

   关于《易传》的神论,朱伯崑、彭战果、翟奎凤等学者也有论及,但与本文神与阴阳之道是宇宙本体“一体两面”的理解有所不同。朱伯崑先生认为神是变化的属性,不是实体,实体(主体)是阴阳刚柔等:“‘神’不是实体概念,而是指变化的属性。其主体是奇偶二数,刚柔二爻,以及事物的阴阳两方面。此两方面的配合、相易、往来、屈伸,不局于一格,此即‘阴阳不测之谓神’。”②我们认为,神当然不是实体概念,因为没有一个独立于万物的或独立于阴阳之道的神。但是,在存在论的视野中,形下为器为物,形上为道为神。如果承认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物一样是真实存在的,那么,神与阴阳之道也一样是真实存在的。以形上形下分为道器,形下为有形之器物,形上为宇宙之本体,而宇宙本体又是“一体两面”,既有阴阳之道的一面,又有神(神妙莫测)的一面,若不如此,则《易传》就不会有“神道”这一概念,更不会具有既重神又重阴阳之道的思想主张。但需强调,形上形下不可分离,神道不可分离,没有独立于万物的道,更没有独立于万物与道的神,它们统一于当下生生化化的真实存在中。彭战果教授认为:“《易传》肯定了有物在阴阳之外不为其所限,从而能够以其自身存在,这就是‘神’。”③我们不认为有在阴阳之外“能够以其自身存在”的“神”。存在为“一”,并不分裂,亦不可能分裂。若分裂,则道不在器中,神不在道与器中。器何曾无道?道与器何曾不神?翟奎凤教授说:“《易传》之‘神’已经突破了先秦人格神观念,‘神’被哲学化、理性化为一种形上妙道,它是宇宙最高统一性所在,同时也是宇宙大化的动力因。”④对此,本文表示认同。但翟教授又说:“不过,这里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神道’的主词是‘神’还是‘道’,如果‘道’是主体,那么‘神’就是形容词(神圣、神奇、神妙),如果‘神’是中心,那么‘道’就虚化了,重点在‘神’。”⑤显然,翟教授并没有明确说明神道之神与神道之道究竟是何种关系,本文则明确指出它们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而非一虚一实的关系。

   二、王弼、韩康伯、孔颖达基于“贵无论”论神

   魏晋玄学时期,王弼、韩康伯立足于“贵无论”注《易》,唐代孔颖达尊崇王、韩义旨作疏。王弼、韩康伯对“神”的理解,表现出鲜明的“贵无论”特点。

   王弼以神为道、为无。他在注解《观·彖》“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时说:“神则无形者也。不见天之使四时,而四时不忒;不见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⑥这里以神为无形者,而无形者在王弼哲学中即为道为无⑦。王弼论述“一阴一阳”时又说:“一阴一阳者,或谓之阴,或谓之阳,不可定名也。夫为阴则不能为阳,为柔则不能为刚。唯不阴不阳,然后为阴阳之宗;不柔不刚,然后为刚柔之主。故无方无体,非阳非阴,始得谓之道,始得谓之神。”(《王弼集校释》,第649页)显然,此处已经把神与道同等看待。

   韩康伯继承了王弼的“贵无论”思想,但对神的理解与王弼不尽相同。他认为神描述了变化之道,又把变化之道理解为自然独化,如此一来,神就成了一个实无所指的虚名,仿佛有其神用、有其所为,但实无所用、无所为,天地万物之发展变化只是“不知所以然而然”的自然独化而已。

   关于变化之道,韩康伯注“一阴一阳之谓道”时说:“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必有之用极,而无之功显,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体,而道可见矣。故穷变以尽神,因神以明道,阴阳虽殊,无一以待之。在阴为无阴,阴以之生;在阳为无阳,阳以之成,故曰‘一阴一阳,也。”(《王弼集校释》,第541页)此段关键句为“故穷变以尽神,因神以明道”,其中涉及三个不同位序的概念:变、神、道,由变化之无穷而尽神之义,因神妙无穷而见道之功。即此概念序列和句意,约略可见神为用的意义。关于太极,他说:“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王弼集校释》,第553页)关于神,他说:“必有之用极,而无之功显,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体,而道可见矣。”(《王弼集校释》,第541页)前者用“有之所极”,后者用“有之用极”,明显有以神为用的意味。而神之用的表现,即变化之道。“夫变化之道,不为而自然,故知变化者,则知神之所为。”(《王弼集校释》,第550页)“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王弼集校释》,第543页)于此数句可见,神是就变化之道而言的,这也是《易传》以来的一贯观念。

   变化之道如何理解?韩康伯申论“阴阳不测之谓神”时说:“尝试论之曰:原夫两仪之运,万物之动,岂有使之然哉?莫不独化于大虚,欻尔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应,化之无主,数自冥运,故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是以明两仪以太极为始,言变化而称极乎神也。”(《王弼集校释》,第543页)体会此段“独化”“自造”“理自玄应”“数自冥运”等词句可知,虽然在某些语境下韩康伯似有“神之所为”的表述,如云:“夫变化之道,不为而自然,故知变化者,则知神之所为”(《王弼集校释》,第550页),但结合韩康伯之整体思想逻辑来看,这些“所为”皆非神之有所实为,而似万物之自然、独化。韩康伯注“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时明确说道:“于此言神者,明八卦运动、变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者无物,妙万物而为言也。则雷疾风行,火炎水润,莫不自然相与为变化,故能万物既成也。”(《王弼集校释》,第578页)显然,这是主张神并无所指,实乃“无物”,此名只是用来指谓“妙万物”或者万物变化之妙而已,而万物变化之妙只是自然独化。

   孔颖达基本继承了王弼和韩康伯对神的解释,但也有所发展:

   第一,明确神、道等概念只是对“无”之某一侧面的表述。其“一阴一阳之谓道”疏曰:“一谓无也,无阴无阳,乃谓之道。一得为无者,无是虚无,虚无是大虚,不可分别,唯一而已,故以一为无也。若其有境,则彼此相形,有二有三不得为一。故在阴之时,而不见为阴之功;在阳之时,而不见为阳之力,自然而有阴阳,自然无所营为,此则道之谓也。故以言之为道,以数言之谓之一,以体言之谓之无,以物得开通谓之道,以微妙不测谓之神,以应机变化谓之易,总而言之,皆虚无之谓也。圣人以人事名之,随其义理,立其称号。”⑧

   第二,明确神有功用。如疏“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段曰:“神者,微妙玄通,不可测量,故能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知周万物,乐天知命,安土敦仁,范围天地,曲成万物,通乎昼夜,此皆神之功用也。作《易》者因自然之神以垂教,欲使圣人用此神道以被天下,虽是神之所为,亦是圣人所为。”(《周易正义》,第268页)疏韩康伯之注曰:“是‘有之用极,而无之功显’,是神之发作动用,以生万物,其功成就,乃在于无形。应机变化,虽有功用,本其用之所以,亦在于无也。”(《周易正义》,第269页)

   第三,把神和理并提,提出“神理”概念。如疏韩康伯注曰:“云‘故穷变以尽神’者,神则杳然不测,千变万化。圣人则穷此千变万化,以尽神之妙理,故云穷变化以尽神。云‘因神以明道’者,谓尽神之理,唯在虚无,因此虚无之神,以明道之所在,道亦虚无,故云‘因神以明道’也。”(《周易正义》,第269页)又如疏“阴阳不测之谓神”曰:“天下万物,皆由阴阳,或生或成,本其所由之理,不可测量之谓神也,故云‘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正义》,第272页)于此可见,神、理已然关联,并且神之妙理指向虚无。又言:“‘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言所以‘通其变’者,欲使神理微妙而变化之,使民各得其宜。若黄帝已上,衣鸟兽之皮,其后人多兽少,事或穷乏。故以丝麻布帛而制衣裳,是神而变化,使民得宜也。”(《周易正义》,第300页)孔颖达此处据事据理而落实“神而化之”,从而推出“神理”⑨概念,可谓易学哲学的一大突破,开启了朱熹以神有理、王夫之重视“神理”概念的先河。

第四,孔颖达还提出了“神力”的概念。他在疏韩康伯注时说:“云‘造之非我,理自玄应’者,此言神力也。我,谓宰主之名也。言物之造作,非由我之宰主所为,其造化之理,自然玄空相应,而自然造作也。”(《周易正义》,第272页)“造化之理,自然玄空相应,而自然造作也”与韩康伯自然独化的观念一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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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周易研究》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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