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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育鹰:商业场所提供视听作品观看行为的著作权争议——对新著作权法中视听作品几种传播方式的思考

更新时间:2022-01-05 17:00:43
作者: 管育鹰  

   摘要:将广播电视播放和互联网中传播的作品以扩音器、显示屏、移动终端等设备再向公众传播,除了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在版权产业发达的国家均被纳入广义的向公众传播权范畴。在我国,商业场所提供视听作品观看引发的著作权争议也日益增多,该行为的定性涉及新著作权法中控制视听作品主要使用方式的放映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理解与适用。参照域外相关经验,有必要明确再公开传播权的概念,减少不必要的法条解释难题。鉴于新著作权法中广播权概念后半段已包含再公开传播行为,而信息网络传播权概念中尚未明确,可考虑在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中明确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范围包括再公开传播,同时在权利限制相关条款或其他配套法规中明确侵权例外情形。

  

   关键词:视听作品 放映 信息网络传播 广播再公开传播

  

   我国2020年修改的新著作权法为应对新技术高速发展和应用,采用了视听作品概念,以涵盖新事物、适应新形势。视听作品指具有独创性的、以连续性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能够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例如电影、电视剧、短视频和电子游戏画面等。视听作品是传播知识资讯和丰富人们精神娱乐生活的重要作品类型。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作品的传播方式也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视听作品不再依赖于传统的胶片放映和家用电视播放形式让人们感知;除专业影院和住宅之外,可观看视听作品的各类商业场所随处可见,例如专门提供观影服务的影剧院,将视听作品观赏作为相关服务的增值福利的酒店,将视听作品的播放画面用于烘托、营造气氛效果的商场等。不过,从我国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看,视听作品的主要传播方式,仍区分了放映、广播和信息网络传播几种,而实践中视听作品的权利人按细分市场逐一单项授权许可使用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一揽子打包授权的可能性不大,由此带来了视听作品著作权侵权判定中各界对相关权项内容及范围的解释和法律适用的困惑。本文以商业场所提供视听作品观看的不同情形为例,探讨相关行为的性质及其侵权争议;所谓商业场所,指所有可以通过各种技术、设备和方式,为不特定公众提供视听作品观赏的经营性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影剧院、歌舞厅、KTV、餐馆、酒吧、唱吧、书吧、影吧、俱乐部、旅馆、游乐园、百货公司、便利店,商务写字楼休息区、温泉浴室、健身房、医院候诊大厅、机场或车站,以及飞机、火车、游轮、客运公共汽车、出租车、游览车等。

  

   一、放映权控制的是机械表演行为

  

   放映是传统的影像观看方式,其播放对象通常是制作在胶片等存储载体上的电影作品;当然,对电视节目、活动现场的录像制品,放映机也可播放,摄影、美术作品等也可通过制作为幻灯片的方式通过机械设备投射放映提供观看。从域外经验看,在广义的传播权概念下,各国立法虽然在动态舞台、机械表演(Perform)和静态展现、展示(Display)以及各自对应的不同作品类型等方面有细微差别,但一般都将现场表演和借助机器设备公开再现的机械表演,与广播、信息网络传播一并作为专有权赋予权利人。例如,美国法中将电影作品的放映行为归入“公开表演”、英国法中将“公开表演、放映和播出”并列为同一条款;[1]大陆法系通常将放映这一通过设备对聚集在一定场所内的公众进行展示作品的方式,区别于活的表演行为单独列出,例如德国法中的“公开展示权”、日本法中的“上映权”。[2]我国台湾地区的著作权法第25条规定,著作人专有公开上映其视听著作之权利,同时该法第3条第1款第8项规定:“公开上映指以单一或多数视听机或其他传送影像之方法于同一时间向现场或现场以外一定场所之公众传达著作内容”;这一定义中“于同一时间向现场或现场以外一定场所之公众”的描述,较为形象地指向了大众最熟知的典型观影模式,即电影院中对聚集在一起的观众播放电影的行为,同时“现场以外一定场所”也为其他更多样化的商业场所放映保留了一定解释空间。我国新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十)规定,“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视听作品等的权利”;可见,我国与德、日等国一样,在立法上明确放映行为的适用对象包括静态的美术、摄影和动态的视听作品,行为特征是“通过技术设备公开再现”。

  

   (一)关于放映的“技术设备”之理解

  

   放映的主要对象是电影作品。我国于2002年开始实施《电影管理条例》、2017年开始实施《电影产业促进法》,对包括电影放映在内的活动及相关行业进行监督管理,影院开设、电影放映也有其专业设备和技术规范等相关标准。不过,对视听作品放映权所指的“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之理解,若仍局限于传统胶片电影时代的放映设备,早已不适应技术的发展。事实上,自上世纪末以来,用来播放“胶转磁”视听剧录像带及MTV的录像机、各种播放这些视听作品、音像制品光盘的VCD、DVD光碟机,都曾先后成为风靡我国大街小巷的观影或卡拉OK娱乐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经许可发行的正版录像带和光碟上一般都有不得公开放映的“家庭版”声明[3])。如今,这些技术设备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4]在数字技术普及的今天,电影不仅可以胶片、也可以数字载体记录,并在固定放映场所或以流动放映设备公开放映,同时还可通过互联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网络传播。[5]另一方面,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人们对精神产品的消费需求有增无减,新的观影和娱乐方式仍层出不穷;而且,与有形音像制品的“家庭版”播放时代一样,尽管在家就可随时通过网络或电视观看视听作品,但专业影院等商业场所的播映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我国院线放映产业在“互联网+”的冲击下经过扩张、压缩与整合,作为“综合性消费空间的中转角色及其公共空间的集体体验属性”更加突出,汽车影院、 酒店影院、 点播影院、 景区影院等“电影+”的多元泛娱乐模式不断发展。[6]可以说,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降低了视听播映的行业门槛,放映不仅仅发生在以往具备了专业放映设备的影剧院,而且为适应不同消费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放映模式。

  

   因此,对“放映”的理解,应着重于其特有的传播方式而非特定的技术设备;也即,放映指可以在现场直接通过设备将作品内容映射到屏幕让观众感知,而不需要通过有线、无线、网络等方式传输作品信息到接收设备,再通过技术设备转换为观众可感知的作品声像内容。基于此理解,无论通过专用放映机,还是通用电视机、计算机、移动终端或其他技术设备,对视听作品的“放映”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是通过播放视听作品有形载体(包括移动载体和固化在放映设备中的数字化复制件)对现场公众进行视听作品的机械表演。另一方面,在业界所称的多元化放映模式中,也不乏通过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广播、信息网络传播方式进行播放或提供观赏的方式,但其本身具有受制于信号、网络传输技术可能存在的不稳定性,在播出质量效果方面与依托有形载体的放映有区别;尤其是在移动放映设备和移动公共交通工具上放映,若在相应公共空间播放设备内未存储视听作品、而是通过接入广播电视或互联网方式提供,则效果更为不同。当然,飞机、游轮等大型公共交通工具,除了直接利用放映设备提供视听作品观赏外,也可能设立局域网点播系统或通过有线闭路电视播放,这就涉及到本文后面讨论的信息网络传播和广播行为。

  

   (二) 关于“公开再现”中“公开”之理解

  

   明确“放映”的概念后,放映行为是否侵害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放映权,还需要判定是否属于“公开再现”。放映是将作品内容公开再现的行为,首先需通过技术设备实现,这也是放映区别于同样是面向现场公众的美术等作品的公开展览、展示之处。并非所有的放映行为均受到著作权人的专有权控制,只有在未经许可“公开”放映的情形下才可能侵权,例如购买了合法视听光盘后在家自己播放欣赏就是合理使用行为。关于何谓“公开”,美国版权法的相关定义可供借鉴,即包括(1)在向公众开放之场所,或有家庭及其正常的熟人社交圈范围外的相当数量的人之聚集场所表演或展示作品;(2)以任何装置或方法,向(1)所指的场所传输或传播作品,或向公众传输或传播、不论能接收该作品内容的公众成员是否处于同一场所或是否同时接收[7]。虽然该定义的第(2)段包含了向公众表演、展示的装置和方法区别于放映的传输、传播等行为,但不影响对第(1)段“向公众开放指场所”概念的理解;也即,只要是在家庭[8]和密友(指人数有限的私交密切的朋友,而并非社交媒体上的“好友”)范围之外的不特定公众可进入的物理空间,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即满足公开的要件。美国国会报告指出,版权法第101条所称的公开表演,包括在俱乐部、旅舍、工厂、营地、学校等“半公开”场所的表演。[9]

  

   实践中,美国法院意见颇为分歧。在上世纪80年代录像机盛行时,对于录像厅包间、旅馆等播放视听录像带供客人观赏的情况是否属于“公开”,有法院认为在拥有高度隐私的客房内,“影片播送并未在开放予公众出入场所发生”,即由房客租录像带后回房间独自观赏与在自宅中观赏无异;但随着放映技术设备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商业模式的更新,有法院认为虽然饭店旅客在单独房间内享有观看影片的隐私,但他们仍是“公众的一部分”。[10]在卡拉OK娱乐模式首创的日本,围绕MTV放映行为产生的诸多案例中,当事人、司法部门、学界关注的是间接侵权等问题,对包间内的放映是否属于公开似乎没有发生争议;[11]这与虽然公众概念通常指向不特定多数人、但日本著作权法对“公众”的定义中包含了“特定的多数人”有关。[12]我国的情形大同小异,在新世纪初的一批关于MTV著作权争议中,各界的争议焦点在于作品与录像制品的区别、以及集体管理组织的收费分配等问题;[13]这些讨论其实都默认了KTV包间放映属于公开再现,也即,虽然此类商业场所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隐私与时间选择,但因其对公众开放,纵使不同消费者是先后在不同时间观看、且不排除仅一个人独自观看,但包间内的播放仍构成公开。

  

   (三) 放映与信息网络传播、广播之边界尚待明晰

  

   一般认为,公开放映与广播、信息网络传播(向公众传播)在传播方式上有不同,即放映针对的是一定场所内的现场公众,而广播、信息网络传播针对的是潜在公众,不要求公众必须事实上同时出席在聚集场所或同时看到作品的播映。有学者将放映划归“现场传播权”,广播、信息网络传播划归“远程传播权”,[14]这有助于形成广义传播权的概念,但在个案中用于阐释某具体行为受现行著作权法中的放映权还是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时仍面临困难。特别是,由于我国著作权法上明确区分了不同权项,实践中权利人在同一作品商业利用的细分市场上,存在分头授权的可能,这使得纠纷发生时仔细分析授权约定具体内容及其对应的法律规则十分必要。然而,我国新著作权法在第10条中虽然对各项与传播相关的权利均给出了定义,却没有明确区分并提炼各类传播权的特征,实践中因对相关权利所控制的行为之性质理解不一发生的裁判不统一现象时有出现。

  

对于卡拉OK包间、私人影院、网吧、酒店等场所播放视听作品的行为,尽管各界对其属于公开传播没有产生过质疑,但未经许可的此类行为具体侵害的是放映权还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仍有争议。早些年,对放映行为应当基于有形载体的看法是有一定共识的,例如,有法院认为,被告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以商业目的擅自将涉案作品存储在其经营的私人影院场所包厢的的放映设备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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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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