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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克疾:印度新一轮对华强硬政策的内政根源及其影响

更新时间:2022-01-05 16:24:49
作者: 毛克疾  

   【摘要】2020年以来,莫迪政府对华示强举措的范围、频率、力度均大幅上升,致使双边关系陷入紧张局面,甚至跌至1962年边境冲突以来的最低谷。尽管中美战略竞争激化、疫情扰乱全球经济等外部因素可能促使印方对华强硬,但莫迪政府系列举动的根源在于其迫切的内政需要。对华示强不仅能最大限度帮助莫迪政府转移快速发酵的即期矛盾,还有助其煽动民族主义,夯实民意支持。当对华示强已成印度政坛的政治正确和统治需要,中国需更清晰地认识印度的战略企图,全面评估及防范其潜在的疑华、排华、反华举动,对中印关系可能出现质变做好充分的思想和工作准备。

  

   【关键词】中印关系;印度内政;印度教民族主义

  

   2020年恰逢中印建交70周年,两国原本准备开展70场庆典活动以示纪念。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叠加本已陷入低迷的印度经济,使莫迪政府面临空前严重的治理危机。疫情在印蔓延后,莫迪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包括限制关键医疗物资出口、限制中国直接投资等。2020年6月15日,由于印方非法越线挑衅,两国边防部队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流血冲突。事后,莫迪政府宣称“印度士兵不会白白牺牲”,并宣布解除印军实控线附近开火限制。与此同时,莫迪政府还推出极为系统、强硬、精准的反华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组合,全面涵盖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工程承包等领域。此后,印军于8月29日再次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并对前出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

  

   在中国奉行对印睦邻友好政策并未发生显著改变的情况下,为何印方却以空前的范围、频率和力度对华示强,使双边关系滑入军事对抗、经济脱钩、民意对立的境地,甚至陷入1962 年边界战争以来的最低谷?本文认为,尽管中美战略竞争激化、疫情扰乱全球经济等全球因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本轮印度对华示强行为的最大根源仍是印度国内政治。本文拟紧密结合印度国内政治、社会、经济走势变化,深入探究莫迪对华示强背后的印度国内因素,并以此为基础解析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行为逻辑和范式特征。

  

   一、关于莫迪政府本轮对华强硬政策的原因探讨

  

   印度政府曾明确表态,中印边境的和平与安宁是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承诺同意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指导双边关系发展。那么,在中国对印政策未发生显著变化的前提下,莫迪政府为何选择不断加码对华强硬政策?目前,中外学者已围绕这一核心困惑进行了深入讨论。总体而言,学者将莫迪本轮推行对华强硬政策的原因归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其中,内部因素又被细分为“转移社会矛盾”“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意图经济超车”等,而国际因素则被分为“中国主动挑衅”“美印战略呼应”“区域权力政治”等。

  

   印度内部因素方面,胡仕胜和王珏认为,“印度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印度国内保守政治的影响”“印度国内维稳的需要”和“印度变道超车发展路径的选择”共同构成了莫迪政府近期对华示强外交的行为逻辑。首先,印度决策层追求“绝对安全”,不惜冒着巨大的军事冲突风险,执迷于奉行“前进政策”,因此才会借中方正常进行边防基建活动之机,主动出击挑起边境对峙。其次,印度国内政治生态总体“右倾化”,排挤了传统自由派精英,导致对外政策的投机性和风险偏好急剧上升,大幅压低了对华强硬政策的实施门槛。再次,面对经济凋敝、疫情蔓延、社会动荡,莫迪政府为维持执政党地位,通过全方位对华示强转移社会视线、缓解压力。最后,莫迪政府利用疫情蔓延、边境冲突带来的反华情绪,对中国产品进行强制替代,以期实现印度产业的“变道超车”。

  

   上述观点获得众多学者的认同。林民旺和张家栋等均认为,印度国内因疫情而起的经济、社会困难使莫迪政府严重承压,并迫使其借外交矛盾缓和国内压力,对华推卸甩锅的心理叠加两国边界摩擦,促成印度对华进一步施压的强硬态度。同时,杨思灵也提到,印度国内针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和过激言论导致反华舆论高涨,客观上倒逼莫迪政府及军方保持强硬口径与姿态,最终可能将其逼入与中国军事对抗的死胡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印度学者赋予对华强硬政策崇高的政治符号含义。例如,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强调,“通过对抗中国在拉达克的‘入侵’以及抗击来自中国的疫情,印度发现自己处于独立后的关键节点。印度如何从双重危机中崛起不仅决定了莫迪的政治生命,也关乎印度未来的国家发展轨迹以及国际地位。”

  

   国际因素方面,美国往往被视为影响印度对华政策的关键。在回答印度如何看待中美竞争时,印度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表示“任何国家间摩擦都同时意味着风险和机遇,印度政府的目标是管控风险并将机遇最大化”。针对苏杰生的“机遇最大化”逻辑,胡仕胜和王珏认为,美西方反华制华需求的不断增强及中美战略竞争的激化客观上将印度的地缘战略价值拉高至建国以来的峰值,这是莫迪政府对华示强的最大底气。推动印度近期对华频繁示强的另一外部因素是“地区主导权”之争。莫迪政府采取强势态度不仅能够最大限度逼迫中方让步,更可以震慑其他南亚国家,打消其选边站队的投机心理。张家栋认为,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使印度察觉到“新机会”——通过不断深化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关系,套取美西方对华“经济脱钩”诉求产生的经济福利,并更好地利用印度自身地理幅员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向中国施压。

  

   林民旺指出,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是触动印度战略调整的关键外部因素。印度因此产生“虚幻的战略机遇感”,进而在事实上放弃了在中美间寻求战略平衡。在战略、经济及意识形态上对华示强的同时,印度还与美国进行了更深入、全面的对接。杨思灵则认为印度近期对华示强系列举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奉行“权力游戏”逻辑,坚定不移地将中国视为敌手,从未真正视中国为伙伴。在这种逻辑指导下,印度一方面用赤裸裸的权谋叙事将中国所有外交善意与合作努力都消解为现实主义算计,另一方面又尽力抓住中国遭遇的每一个内政外交困难,借以挑起冲突并趁机占据优势。

  

   上述内部和外部因素构成莫迪政府最近一轮对华示强政策的重要背景。然而,若依照时序分析则不难发现,大部分因素自2020年初以来均未发生显著变化。例如,自2018年两国经贸摩擦以来,中美战略竞争就已在不断加剧,近期并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再如,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崛起亦非新现象,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等关键组织的政策方向和组织形态,在近期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常量无法充分解释变化,因此上述因素不能完全解释莫迪本轮对华示强政策的原因。此外,作为突发因素的新冠肺炎疫情虽然提供了新的变量,但它与莫迪政府对华示强政策之间仍然缺乏明确的逻辑关系。综上,尽管大国间的互动牵涉极其复杂的利益考量和多重博弈,且莫迪政府对华示强背后也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笔者仍希望找寻关键变量以解释莫迪政府短时间内骤增对华示强举动的原因。

  

   二、面对重重危机,莫迪政府的经济、宗派、国家安全三大“引擎”全面失速

  

   长期以来,莫迪领衔的印度人民党依靠强调印度教民族主义宗派议程、聚焦发展的经济议程和示强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议程动员民意,成功招徕大量选票。作为莫迪政府塑造自身认知和构筑外在形象的三大关键要素,以上议程互为补充、交替施力,为莫迪带领的印度人民党以横扫之势赢得2014年大选并继续以更大的压倒性优势于2019年大选中获胜立下大功。研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权威学者克里斯托夫·杰弗洛特(Christophe Jaffrelot)早在2014年大选前就指出,莫迪的施政主题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情势变化,如果能够通过迅速推动发展、创造就业、改善民生来获得民意支持,那么单单经济议程就已足够。然而,若经济议程遭遇挫折,那么他将面临来自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的双重打击,从而促使其诉诸更为强硬的议程。因此,莫迪政府根据情势变化,相机选择三大议题,并适时追加政治资本投入,最大限度地获取选民支持。这解释了尽管莫迪执政期内印度遭遇了独立后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但莫迪的支持率却仍能维持高位的原因。

  

   不过,尽管印度人民党成功赢得了2019年大选,莫迪政府却不得不面对2014年以来最为疲弱的经济形势。2019年第二季度,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5%,较2018年第一季度低4个百分点,为2013年第二季度以来经济增速的最低值。在印度经济增长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为巩固选民基本盘,莫迪政府自2019年上任以来利用其新获得的内政强势地位,开始以空前力度推进极富争议的宗派议程,并成功在极短时间内连续取得政策突破。然而,进入2020年以后,莫迪政府的经济议程仍未见起色,甚至因疫情封锁出现断崖式下跌;印度人民党的宗派政策虽然连续取得历史性突破,但也因议程趋于饱和而无法在危机中提供足额支持;同时,由巴基斯坦问题主导的国家安全议程也不足以为莫迪政府提供面对危机亟须的政治支持。在三大“引擎”同时失速的情况下,莫迪政府为获取更多政治支持以保持政权稳定,不得不寻求新的议程。

  

   (一)经济议程乏善可陈,难以提供足额绩效支持

  

   莫迪凭借在古吉拉特邦的出色政绩,长期在印度政坛以“发展代言人”的身份主打“经济发展牌”。取得2014年大选压倒性胜利后,莫迪政府就接连推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发展计划,包括“印度制造”“技能印度”“数字印度”“新印度2022”等。以“印度制造”为例,莫迪政府计划通过体制改革、扩大开放、扶持产业等方式,将制造业的经济总量占比从2014年的15%提升至2025年的25%。为巩固中下层和低种姓选民支持,莫迪政府第一任期还以“包容性”增长为名,推出福利性经济政策。此外,最引人注目的是,莫迪推出了“废钞令”和“GST税改”两项富含争议的改革:“废钞令”旨在打击偷税、腐败和恐怖主义融资;“GST 税改”旨在通过中央财政征收间接税,提高系统整体效率。不过,这两项改革因为推出前准备不足、执行过程中缺乏协调、推出后又跟进乏力,整体效果不佳,被认为是导致印度在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后半段陷入经济低迷的重要原因。

  

受制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莫迪政府第一任期未能有效改革积弊多年的征地和用工法规问题。在结构性、周期性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莫迪治下的印度经济不仅未能实现跨越式增长,反而因信贷疲软、消费乏力,在2019年下半年增速骤跌至4%左右。而莫迪一心想要提升的制造业占比甚至下滑至近50年来的最低点。2019年连任后,莫迪政府仍雄心勃勃地推出“5年内将印度打造为5万亿美元经济体”的目标,但鉴于劳工、土地、税收等结构性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又无法继续“打预期牌”或靠信贷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第二任期以来莫迪政府经济议程推进乏力。印度2019-2020财年经济增速为4.2%,远低于上一财年6.1%的增速。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印度经济也已滑入衰退。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后,印度经济更陷入有记录以来最大幅度的季度萎缩,2020-2021财年第一季度(2020年4-6月)经济总量萎缩达到惊人的2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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