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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法律的首要功能是让蛋糕变大

——评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

更新时间:2022-01-03 12:23:05
作者: 姚洋 (进入专栏)  
一起做假账。所以,给个人提供守法激励的手段不仅仅是加强法治,其他制度安排也是重要的。

   福山的信任命题

   福山之所以认为中国是低信任度的国家,是因为他判断中国不存在一个公民社会。中国只有皇帝和家族,在这两者之间没有中间组织,因此,中国的信任关系从来没有超出家族的范围。

   福山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生人社会里的信任必须通过中间组织才能得以建立。维迎对信任和声誉的分析,仍然建立在经济学的个体分析的基础上,没有涉及组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正如维迎所说的,企业可以成为声誉的载体,组织也具有同样的功效。不仅如此,由于组织比企业具有更多样的形式(实际上,企业本身就是组织的一种)以及更丰富的内涵,它就可能比企业更有利于信任的建立。企业的目标是单一的,就是利润最大化,而这个目标可以和不诚信的行为(如偷税漏税)是一致的。组织可以比企业复杂得多,它的目标可以不是功利性的,相反,一些组织(比如NGO)的目标完全是公益性的,因此更容易培育信任关系。

   福山认为,日本的社会组织不同于中国。日本民族性中不同于中国之处,在于对“情义”的强调。在过去,“情义”意味着武士对诸侯的完全忠诚;演变到今天,这种忠诚就变成了对企业和自己所属组织的忠诚。这种忠诚有利于信任的发展。

   我在新潟的日本国际大学教过一个学期的书。这所大学建在田中角荣的家乡,是一个很小的学校,周围尽是农田,有水稻地,也有蔬菜、水果地。这里产的西瓜非常好吃,瓜农都加入了农会,产品由农会运到东京去卖。听学校里的中国同事说,他们曾经去地头,要一个瓜农以东京的价格把西瓜卖给他们,瓜农却婉言拒绝了。

   反观中国,我们时常听到有人抱怨公司+农户这种经营形式无法持续,因为公司和农户都很机会主义,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可以不顾合同条款,擅自出售产品。

   在国外住过一段时间的中国人,对所在国国民的评价往往是他们太傻、太刻板,做事循规蹈矩。这实则不是人家太傻,而是中国人自己太机会主义。中国人的心智,还没有超出熟人社会所铸造的范围,一旦进入生人社会,中国人就失去了自控能力。

   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说,中国人对公共利益毫无兴趣,喜欢以他人利益之牺牲行个人的一己之便。这实在是恰到好处的概括。

   孙隆基还指出,中国人遇见生人总是不知道如何打交道,比如在路上碰撞了他人,尽管内心感到歉疚,嘴上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凡此种种,原因皆在于中国人缺少公共生活。

   要在中国建立信任,就必须为中国人提供公共生活的场所。中间组织既没有国家的强制性,又需要人们建立起脱离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合作,因此是培育信任的最佳场所。

   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山对中国的评价是恰到好处的。

   信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和动态的

   维迎和他的合作者还研究了信任对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对于各省信任度的测量,他们以被调查企业领导人的回答为指标,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他们发现,信任度高的省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结论,和其他人的跨国研究的结论相似。

   这个指标有两个问题。首先,企业领导人对各省区信任度的评价和他们自己的经验有关,除了本省区之外,他们最熟悉的应该是和他们业务往来最频繁的省区。这些省区极可能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地方,同时又是他们认为最能信任的地方,因为否则的话他们就不会经常到那里去做生意了。这样一来,企业领导人对一个省区的评价,就可能和这个省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有关,维迎他们的研究就可能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循环里。

   其次,即使企业领导人的回答反映的是他们对一个省区信任度的原始评价,我们也不能排除信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信任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也可以增强信任。市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场所,欺诈行为在开始时可能得到宽容,但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展,人们会发现欺诈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因此会想办法遏制它。浙江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经济发展早期,浙江以假冒伪劣产品出名;经过几次整顿,同时也是因为拓展商业活动的需要,诚信已经变成浙江企业的自觉行动,浙江因此涌现出一批服装和鞋类的知名品牌。维迎他们使用的是截面数据,无法分解信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他们的结论可以看做是发现了信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但要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尚需进一步的工作。这样的要求当然比较苛刻,因为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我在这里提出来,只是为了提醒读者,信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和动态的。

   维迎的文字简练达意,经常有警句出现,读他的书是一种享受。许多人到了维迎这样的地位,已经放弃严肃的学术研究了,而维迎虽然要应付繁忙的教学和社会活动,却仍能静下心来写一本学术著作,的确难能可贵。

  

   本文选自北京大学教授姚洋老师为张维迎老师《信息、信任与法律》一书所写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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