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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全球化的新阶段,新在何处?

更新时间:2022-01-03 12:05:31
作者: 丁学良 (进入专栏)  

  

   港大ICB SEA 2021年秋季开学典礼

   嘉宾深度观点全文实录

   (2021年11月27日)

  

   我今天讲的题目分三个部分。

   第一,最近一波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所造成的效果。

   第二,全球化第二阶段有哪些重要国家参与,哪些国家在全球化动荡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回顾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是否具有事实根据。

   第三,未来5-10年,本世纪中期跟全球化相关的重要发展、动态、趋势。

   最近一波全球化,大部分人认为是从1991-1992年开始的,1991年苏联解体前,世界画不出一个地球,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柏林墙。80年代后期我做博士论文,比较中国和苏联的改革,每年都要去前苏联、中欧与东欧考察,对这一点感受很深。柏林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因为柏林墙导致地面交通、地下交通、人员往来、法定货币全都是两种,那个时候全球化是“画”不起来的。

   全球化第一阶段的重要成果

   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全球化进程被称为最近一波的全球化,历史上还有前几波,今天不再赘述。这次全球化十几年后,第一阶段的政策制定者大多接受了一种学术观点:贸易门槛越低,成本越低,效益越高,能够越快扩散,惠及更多人群;贸易壁垒越高,成本越高,效益越低,危害的人群越多。学术界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流派大力鼓吹这个观点,从亚当斯密开始,这种观点就成为该流派的基本信念,随着新的一波全球化兴起,该流派成为学术主流,获得了重要支持。因为那时候很多数据能够被统计与计算,例如同样一个家用电器,如果在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生产,耗费多少成本;如果在“亚洲四小龙”生产,耗费多少成本。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沿海城市加入全球化进程,如果工厂建立在中国大陆,生产成本又会进一步降低。

   当时人们认为,成本持续降低带来的好处惠及很多人群,最重要的是两大群体。首先是有机会用较低价格买到家用电器的普通家庭,原本很多家庭买不起,现在成本降低,惠及大众。其次是刚刚加入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以前这些国家缺资本、缺技术、缺少经济管理和商业管理经验、缺乏成熟的全球行销网络,随着新一波全球化,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全球化使得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大部分人都经历过,表现数据在网上能够查到,包括每年进入大陆的FDI(国际直接投资),出口增长量,通过出口获得的外汇储备量,沿海地区乃至内地城市全球化产业、公司、制造厂以及上下游行业月工资、年工资增长幅度等数据。造就了当时全球的乐观主义。

   新一波全球化,是冷战结束后全世界共同受益的伟大趋势。这个伟大趋势在两百年梦想后终于有机会实现了,因此每一个国家政府都想尽办法创造条件,尽早、尽快、多方面、全方位参与全球化,为国家经济体注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让国家快速摆脱贫困,提升经济。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世界银行每两三年就会发布报告,盘点哪些经济体加入全球化之后,使多少人口脱离了贫困,改变了多少穷人的命运。

   2004-2005年,有一个会议对我的刺激很大。那时我刚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回到香港科技大学,我第一次到香港科技大学是1993年,离开后他们又让我回来。恰逢哈佛大学校长换届,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政部长。他到亚洲来给我们的毕业生讲课,他说:亚洲很多经济体都是外贸导向、出口导向,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亚洲的这种冲击力。亚洲最早开始出口导向的是日本、“亚洲四小龙”、“亚洲五小虎”等国,到了2004-2005年,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以更多人口、更加有效的产业链组织方式进入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萨默斯在世界银行做过第一副行长,他指出,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虽然全球很多经济体从这一波全球化中获益,但获益最大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听课的人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一部分是1949年后幸运地去到哈佛留学的。萨默斯告诫听课学员:你们可能没有注意,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对全球化的负面反应越来越强烈。

   学过经济的人都知道,美国劳工允许自由组织工会,在这样的制度下,工人每隔几年就要跟资方谈判增加工资。以前劳工一方提出的要求虽然不能完全达成,通过协商后多少还能达成一部分,比如要求涨工资8%,最后涨5%也行,总比不涨好,谈成了工厂就复工。如果资方顽固,不同意5%,认为涨1%-2%就不错了,工人就会罢工,罢工时间越长,资方损失越大,搞得两败俱伤。

   过去十几年中,美国的这种对抗越来越少,工人一旦进入增加工资的讨价还价阶段,资方就会说:天下变了,不要以为现在还像几十年前一样,你们一罢工我就怕了。要是加工资加下去,企业一点竞争力都没有,现在利润率就一点点,工资上去之后没利润了还办厂干什么?你们再顽固不化,我就把厂搬到中国去,那里的生产成本只有美国的1/4、1/5,地方政府严格管理罢工,我很放心。这样一来,美国工会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谈判筹码。

   这就导致过去十几年来,虽然美国一些跨国公司、投资银行从全球化中得到了巨额利润,但美国蓝领劳工阶层去掉通货膨胀因素后,实际收入要么持平,有些产业或地区甚至有所下降。现在这些工人因为亚洲出口经济尤其中国经济的冲击而看不到前途,越来越多的工厂搬离美国本土。所以萨默斯告诫我们:这个趋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迹象,要好好关注美国这种动向,其他发达经济体中也在发生,只是体量不如美国。要记住“全球化惠及全球”这个观念已经走不下去了。

   萨默斯的分享让我十分震撼。那时我刚从澳大利亚回到香港,澳大利亚工人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矿产资源、食品、葡萄酒等战略性物资非常丰富,中国照单全收还要求加大生产。当时出现一个情况,很多澳大利亚年轻人不愿意上四年大学,高中毕业后马上读一个技术学校,马上就业。海洋业、食品业、畜牧业、森林业尤其是矿业等行业十分缺人,工资很高。

   我在澳大利亚念了四年大学,工矿里的工人工资翻了三番,就是出于中国对物资的庞大需求量。我在澳大利亚听到的故事,和通过哈佛校长听到的美国故事截然不同,而他们都是西方的发达经济体。我后来才理解中间的关键,澳大利亚以资源出口而非制造业为主,受到中国的冲击没那么大,反而受益于为中国提供高速发展需要的原材料,美国正好相反。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2005年我辞掉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工作,被美国的卡耐基基金会聘请担任北京代表,研究全球化对中美关系的冲击。我有负责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在当时颇具前瞻性,后来得到了《南方周末》采访。题目认为,以前讲的是产品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生产技术全球化、管理技术全球化,最难全球化的是人,因为有国界线。但是有一个例外,我发现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拼命争夺高级人才。我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用了一个很震撼性题目:《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就是争夺高级人才。

   当时卡耐基很高兴,认为这个题目非常有前瞻性,美国留学生中的高级人才是全球最多的,你们的经验都能说明这一点。我在卡耐基基金协会做了三年工作,回到香港时2008北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从那时开始,全球化对发达经济体的冲击越来越明显,萨默斯的告诫正在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在美国的体制之下,如果劳工们不能通过谈判的方式迫使资方增加工资、增加福利,被全球化卷到底层的工人只有一条道路,就是通过政治的方法,通过选举把代表他们声音的人引进州级议会,州级政府,再往上走到联邦一级,进入总统大选。

   2004年的这个现象,就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的最根本原因。特朗普当选有多种原因,这是最关键因素。特朗普的口号是“America first”。现在美国的高新技术人才根本没有祖国概念,全世界无处不可去,到处都欢迎他们,他们赚的钱能不回美国就不回美国,这样一来美国何去何从,所以他说“America first”。首先把美国搞好,这是我们的根本,这是我们的家。他并非蓝领出身,他毕业于商学院,家里很有钱,但是他讲的这些东西深深打动了美国的全球化受害者群体,或者说得益太少的群体。

   特朗普四年总统生涯做了那么多荒唐的事情与错误的决策,但是在座的一大半人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在2020年的大选中赢得的选票超过2016年赢得选票的总和。如果他听从一些顾问的建议,把疫情控制得比较好,拜登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上台。我在美国跟拜登开过好几次会,拜登的竞选能力、演讲能力、忽悠能力连特朗普的五分之一都不够,但拜登是个靠谱的厚道人,特朗普不靠谱,使得他很有煽动力。

   这就是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状况。全球化对全世界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带来的好处和坏处,都大大超过了亚当斯密等一众国际贸易自由主义者的预测,把很多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变成了国家安全问题,同时很多经济问题变成了普通劳工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趋势造成了特朗普的上台,以及他的支持者在他第二次大选失利对国会的冲击,戏剧性的表现还没有结束。

   全球化第二阶段的重要国家

   第二阶段是全球化主要国家在特朗普冲击之下的应对、反思、愤怒、失望与惊讶。中国国内有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动辄退群、否决、不投票,言下之意是美国不讲规矩,美国已经衰落了,美国缺乏自信心,要推动逆全球化进程,扭转世界大趋势。这样过分简单化的口号式解读是非常误导人的,美国在特朗普时期的戏剧性表现,是基于一个他们认为必须纠正的根本性问题。

   当年WTO刚开始时,制定了一系列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规则,成为进一步全球化最重要的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政府(Governments)自己的框架,出现的矛盾、摩擦、贸易的纠纷可以到WTO的仲裁机构打官司。但是这些规章制度制定的时候,中国、印度、前苏联尚未加入这个体系,后来加入后发现早期建立的规章制度不适用,原来WTO定的规则是根据欧洲和美国经济体的基本制度制定的,不适合新成员,所以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加入WTO,在朱镕基总理时期完成了非常多的事情,向WTO展示诚意。我们达不到你们的标准,但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经受了无数的阵痛。在座很多人都知道,为了加入WTO,无效国营企业进行了大手术,当时的口号叫“抓大放小”,那几年里,中小国营企业下岗工人总数在4500万到6000万,构成了最新的贫困阶层低保户。这一个大手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振荡,但不做这件事就没办法进入WTO框架底下参与竞争。我跟美国人讲这些例子,美国人说中国很难吗?美国这么多人下岗游行,哪怕所有警察上街都解决不了问题。中国下岗工人上街也只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不是政治性的,要求劳保、医保,交不起水电费也不能断水、断电、断煤气等等。

全球化第二阶段出现了一个问题,发达经济体对WTO越来越不满,那些规章制度越来越不符合形势。美国许多国会议员代表选区里的全球化受害者提出质疑,要求WTO采纳美国的新建议,否则就退出WTO走人(We get out)。如果特朗普赢得了第二次大选,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因为他认为在WTO里,美国是吃亏的一方。很多违规事件一旦在美国发生,用不着中国等国家提出抗议,呼吁调查,美国自己就闹得天翻地覆,把所有的丑事都放到桌面上。而中国有了这些事情,美国却无法进入中国展开调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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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港大I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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