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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将田野带入理论:新年新愿

更新时间:2022-01-03 11:41:05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为作者2021年12月31日在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2021年田野政治学学术共同体对话会上的致辞,并经作者审订充实。

  

   尊敬的胡院长、金红教授,各位老师和同学们:

   今天是2021年最后一天,我们再次相聚羊城。我们两家有深厚的友谊。我们同为华师,现在的华南师大校长原为华中师大副校长;有共同的学科经历,我们都是最早从科学社会主义起步发展政治学,早在80年代我们就有了联系,之后经常来往;有共同的研究路径,我们都是最早从事农村政治学的学人;有共同的学术理念,认同于田野政治学。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我们两家单位分别主办两次大型会议,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今年的最后一天举办这次对话会,更是期待在相互交流中获得新的进展。

   现在全国大部分地方已进入寒冬,我们随身带着厚厚的冬衣。今天的羊城温暖如春,能够激发人的思维活力,有些学科方面的想法,也算是新年的愿景吧。

   现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讲,政治站位要高。对于政治学人来讲,政治学的站位要高。亚里士多德在创立政治学时说,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政治学要从政治的角度,从国家的高度观察、理解和分析问题。这是政治学科的天然禀赋和自然属性。

   近年来,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方面,政治学未能充分发挥引领应用学科发展的基础理论作用;在本属于政治学科的传统领域,其他学科大举进入,攻城略地;就是在本属于政治学发起的议题领域,政治学也日益成为追随者,话语影响力弱化。

   这就是近年来人们普遍感受到的政治学的公管化、政治学的社会学化、政治学的经济学化、政治学的历史学化等。本来,学术问题是公共领域,各个学科都可以研究,也需要交叉。但之所以划分为不同学科,则在于各个学科有自己的学科属性,能够从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的观点,进而相互促进。

   现在有必要强化政治学主体性和学科自觉,从政治的角度,从国家的高度研究社会现象,在政治学理论方面获得进展。

   政治学的发展有多种路径,有的从书本,有的从文件,有的从实验等。田野政治学是基于田野的政治学路径。田野政治学有三个不可分割的要素:一是田野场域,也就是人们生活的具体地方,包括城乡等;二是田野调查,也就是研究者要进入现场,感受、了解、认识社会,获得研究资源和灵感;三是田野思维,也就是研究者要基于田野事实,对现场获得的调查资源和灵感进行加工,形成不同于书本既有的理论观点。

   田野政治学的三个要素是步步提升的,并有不同的要求。

   首先是进入田野。坦率讲,田野是一个学术准入门槛较低的领域。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不需要太多的专门学术训练。我有几个在乡镇工作的朋友,没有任何专门的学术训练,但写出了诸多水平不低的文章和著作。进入这个领域,主要依靠的是吃苦、勤奋和对问题的敏锐把握。我过去经常说,我们许多三农学者得以走红,要感谢农民,是三农问题的严重带动了三农学术的热。对此,我们从事田野研究的人要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田野是田野政治学的路径而不是目标。只有将田野转换为政治学理论,才能是田野政治学。因此,田野政治学需要相应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积累,同时还要有作为高级思维活动的理论思维和学科思维。

   进入田野只是田野政治学的初步,在进入田野时需要有一双发现田野的学术眼睛。我从事田野调查已有30多年了。我有两点体会。

   一是做纯粹的田野调查,仅仅是了解事实,不需要太多的理论知识。没有先在的理论知识,不是先入为主,反而更能客观地了解事实。这正是许多政治学理论处于空白状态的调查者更能取得调查成果的重要原因。一些受到理论训练的调查者很容易以规范的眼光去看待客观事实,反而不太容易取得客观调查成果,也难以坚持持续不断调查。

   二是如果有一定的理论训练,并有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田野思维,便可以获得一双发现田野的眼睛,善于将发现的事实学理化,提炼出理论观点。我们参与南方宗族村庄调查有数百人,调查者在村庄时间长达数月,有的甚至达数年。但基于调查提出理论观点的并不多。我虽然走了数十个宗族村庄,但时间不长。我基于调查提出了“祖赋人权”观点,在于我事先有政治学的学术积累,有权利的概念,有从书本上获得“天赋人权”的观念,通过田野发现了书本不一样的事实,并加以提炼,用“祖赋人权”来概括所发现的田野事实。

   要获得田野发现的眼睛,就需要相应的学术训练,这样才能将自然状态的田野事实变为理论形态的事实,即学理化的事实。学术训练有助于调查事实的学理化。近两年,我们做田野调查的老师,随着学术意识的增强,重新认识原来的调查,原有的自然状态的事实便转换为学理状态的事实了。如等会发言的陈军亚教授,基于国家政权的角度,将所调查的三个村庄分别概括为国家悬浮、国家渗漏、国家被代理三种类型,原始状态的调查材料一下子便转换为学理化的调查材料了。前两年,军亚教授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像学生一样听课,与老师和学生交流,就是为了获得一双发现田野的理论眼睛。现在的成效已开始出来了。等会要发言的黄振华副教授所论及的家户和宗族,是一个多学科都会涉及的公共学术话题,但他将其置于国家治理单元的角度来分析,便有了学科的属性。

   田野政治学除了必要的学术训练以外,还要有学术对话意识。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学术历史。客观事实是一个历史过程。发现客观事实并进行学理研究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只有将自己的发现置于“双重过程”中才能获得学科地位。我们田野政治学,因为进入田野,比较容易发现事实,但也会出现“事实陷阱”,容易囿于事实,自说自话。对于那些没有进入田野的人来说,我们是讲故事的高手,能够吸引他们。但这些故事的学理贡献是什么呢?这是需要认真反思的。许多做理论的人不太看得起做田野的,重要原因便是我们没有进入学理的轨道,没有将田野发现置于学术史的轨道上去确立自己的地位。这就需要将田野带入理论,将田野发现带入学术进程中考察。要进入学术进程,就需要相应的学术积累,融通各种思想资源,从而进行学术对话。通过对话,才能获得学术进步。没有对话,难说创新。寻求对话,必须了解已有论述,取得对话资格。我们不能用事实进行对话,只能用基于事实提炼的理论观点进行对话。等会发言的军亚教授引用美国大学者孔飞力、亨廷顿、斯科特的观点,根据田野调查发现的事实,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提出了“板结社会”和“缝隙社会”的概念,认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使命便是不断打破“板结”和填补“缝隙”,这是一种与过往的“蜂巢社会”等理论的对话。这种对话在学术史就有了田野发现的特殊意义。

   田野政治学从起步到现在,已有30多年时间了。我们经历了一个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总结和反思的过程。这30多年时间,做田野的出的书,写的文章,不知有多少,网红学者也不少,但能够在学术史上获得一席之地的有多少呢?我们经过艰苦调查,积累上亿字的原始田野资料,如果不加以理论开发,就只是一堆原始状态的材料而已。这种没有理论的调查会出现“内卷”。我今天的发言有两个题目,一是将社会带入政治,二是将基层带入国家,便是将田野带入理论的尝试。

   进入新的一年,我提出了将田野带入理论,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运用理论工具加以开发,提炼观点,并在对话中检验理论,在学术传承中获得理论的独到性。这是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的品质,也是一种向往和追求!

   再次感谢华南师范大学提供的交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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