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姚尚建:当城市成为“方法”:逻辑与指向

更新时间:2022-01-02 15:39:04
作者: 姚尚建  

   内容提要:从批判性反思到主体性的获得,从文学研究中产生的“方法”论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争论。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时期,当下关于“方法”的争论发生在本土化理论体系尤感匮乏的大背景下。“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但是三者的排序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直接影响。在城市研究中,“方法”概念的借用要防止在两个方面遮蔽超大国家的发展轨迹:一是以抽象的观念性国家来解释生动的社会变迁;二是以时间的一维性演变解释多样化的空间差异。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城市、政治城市,或者近代形成的商业城市,以城市作为“方法”的思考都需要实现对象、问题与立场的结合,以中国为中心,既努力寻找中国城市的独特问题,也尝试解释城市发展的普遍意义。作为“方法”的中国城市发展始终以问题为导向,逐步形成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城市发展路线图。

   关 键 词:城市政治  方法  问题  立场  中国城市

  

  

   一、研究的缘起: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到方法论

   在伽达默尔看来,“社会—历史的世界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个别事件并不单纯是对那种可以在实践活动中做出预测的规律性进行证明。历史认识的理想其实是,在现象的一次性和历史性的具体关系中去理解现象本身”[1]13。伽达默尔的观点影响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揭示了两种研究路径的反思:不依赖科学的方法,社会科学何以“科学”;不依赖本土的资源,社会科学何以揭示特定研究对象的变迁轨迹。

   从20世纪末,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首先被台湾社会学者所关注。1980年12月,台北举办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研讨会,对社会学的本土化率先进行反思。萧新煌认为,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内容包括:在构建社会理论或进行研究时,要从本国、本地的社会经验中提炼出来;社会学的资料基础要同本国有历史上的意义;社会学要在本国社会科学架构下有根,有生命[2]。徐经泽、吴忠民的观点呼应了萧新煌的判断,认为“在每一个国家都不存在着‘一般’的社会学,而只存在着特殊的社会学,‘一般’的社会学模式目前看来尚不存在”[3]。此后,关于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思考在历史学、人类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广泛推开,并产生了许多标志性的成果。而依托中国经济社会背景,借鉴西方理论逐步成为学界共识。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开始全面改革开放的初期,相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确实有一个引进吸收与批判的过程,而理论与中国现实的不匹配成为这种反思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的反思既包含着对社会科学一味西化的不满,也包括对于本土理论创新的期待。一些学者开始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道路,如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中国化,需要解决好9亿农民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解决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4]。因此,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社会科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中国发展中的问题呈现以及对于这些问题解决方案的期待。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落后于西方的阶段性特征,社会科学本土化进展缓慢。与此同时,随着国际交往的畅通以及西方学术话语权的垄断地位,更多的西方社会科学方法仍然被源源不断的引进,而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思考也逐步被淡忘。

   21世纪,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正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成功开始吸引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世界迫切需要找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秘密”。伴随着这一地位的转变,打破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垄断,讲述中国故事成为中国理论界的时代任务。众多的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进入人们视野。因此,与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研究中国化不同,以中国为“方法”的理论更为迫切的任务是如何尽快传递中国声音,解决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在平视世界的时候却频频“挨骂”的困局。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多聚焦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问题的适用性,理论争论多落脚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因此可以归纳为“问题”性困境;当下的学者则偏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归纳及其世界性意义,因此可以归纳为“工具”性困境。

   二、城市何以成为“方法”:话语证成与主体性的发现

   社会科学的“方法”争论深刻影响着以何种眼光观察世界,观察自身;同时,这一争论背后的逻辑线索更让人深思,即我们将通过何种中介来认识中国,认识世界?世界的起点在哪里?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写道:“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从城市中诞生的(city born),这是一个极为确定但又从未被深入研究的事实……世界历史就是城市人的历史。民族、政府、政治和宗教,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形态——城市。”[5]7因此正是从这一系列论证中,城市出现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心位置,并完成了从问题到方法的身份转换。

   第一,本土性的尝试与“方法”话语的双重特征。学界普遍公认的是,在以中国作为“方法”的论述中,无法绕开沟口雄三,正是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沟口雄三看到,近代亚洲的落后使发达国家成为自我观察的视角,甚至形成自我反思的一个基本方法,即把欧洲作为一个标准,来问自己到底是不是欧洲式的,或者到底是不是非欧洲式的[6]26。这种以他者为中心的自我审视日益远离了自身的主体性,也慢慢浸入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分析框架之中。沟口雄三列举了研究近代中国的立法和方法,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范式:近代论、超近代论、历史唯物论、人民(农民)论、政治性、民族感情论等。其中近代论、超近代论就属于有意无意地把欧洲近代视为衡量标准[6]35。沟口雄三强调,正是这些外部视角的束缚,中国研究乃至亚洲研究失去了主体性,从而塑造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景象,进而带来深刻的受挫感。基于近代变法、自治乃至君主立宪、革命的考察,沟口雄三认为:“不应该把中国近代看作是所谓‘西方冲击’的承受者,比如理解为‘中体’的全盘‘西体化’,即‘旧中国’的崩溃过程,而应该反过来把其视为‘旧中国’的蜕化过程。”[6]55

   因此不难看出,从一个普遍性的“科学标准”出发还是立足研究对象内在逻辑展开,成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逻辑起点。具体到中国社会的观察,基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尝试,“方法”论强调,对中国的发现不应限于单一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而是应该从中国本土资源寻求经济社会发展的答案,“所谓‘以中国为方法’,不但是要‘以中国为中心’,立足中国、回答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性命题;而且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所产生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知识能够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尺度”[7]。即“以中国为方法”暗含了三个逐级强化的含义: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尺度。

   第二,城市化进程与社会“问题”的现实浮现。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强烈的国家观念,从“华夷之辨”到郡县制的确立,在数千年的领土拓展中,中国作为超大政治体的线性发展和历史展开,逐渐淡化社会问题展开的多样性,从而维护了中国文化、民族、政治的完整性。作为一种“方法”,中国的问题叙事势必回到历史中去,无论这段历史是近代史还是更为久远的古代史。因此从工具性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方法”并不意外。人类学家也承认历史观念有助于事件的展开,但是他们认为宏大叙事会削弱当下的研究主题。因此项飙提出,当下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入口,“要进入历史的话,一定要从现在跳进去,抓住现在的矛盾,从这个矛盾出发,追溯到以前的矛盾,才能进入历史,形成历史观。如果我这样进入历史,就不太需要一种连贯的、稳定的、以中国为单位的历史,它可能是断裂的”[8]。

   在项飙看来,“中国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崛起,靠中国的独特性去讲世界的普遍性问题,这个蛮牵强,还不如把自己具体的问题讲清楚”[8]。杨光斌认为,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国家建设研究而言,最大的、最根本的“实存”性问题就是“中国性”(Chineseness)命题,或者说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国家性”(stateness)问题[7]。应该看到,虽然存在学术立场与问题意识的排序差异,但是同样是基于“方法”的反思,两位学者首先还是指向了中国问题,这一思路对于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颇具启发性。从宏观制度史的角度,实存性问题是一个国家建设中的整体性问题;从微观政治结构看,由于超大国家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地方政治机关,因此很多实存性问题是分散的地方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国家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快速城市化进程启动,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了城市,越来越多的城市也相继建成。从1978年到2019年,中国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从17.92%上升到60.6%[9]。快速城市化从结构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农业中国的治理惯性和利益结构,如果说快速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城乡分立、区域差异、人口流动、服务偏差等社会问题已经成为整体意义上的实存性问题,那么地方治理能力的滞后则体现为差异意义上的实存性问题。

   第三,“离家出走”的话语隐喻与城市“方法”的话语证成。宋道雷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行了类型划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一直到当代中国,城市在推动中国国家转型方面,依次呈现出这样四种现代形式:开埠城市、工业化城市、市场化城市、全球城市……工业化城市、市场化城市以及全球化城市是当代中国转型的重要支点。工业化城市按照国家政权的逻辑建立,并支撑政权巩固与国家工业化的开展;市场化城市与全球城市按照市场化与城市自身的逻辑运行,为中国国家转型提供了现代要素,推动中国向现代化方向转型。”[10]应该说,从人口流动、产业增值等角度看,工业化城市、市场化城市以及全球化城市主要是在近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完成的,正是在这一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政权逻辑逐步增加了商业逻辑的内容。

   城市化背后是一个现代化的进程。在肖瑛看来,现代化是一个“离家出走”的过程,故现代社会科学也表现出远离“家”而拥抱个人主义的倾向[11]。“离家出走”的话语隐喻解释了个体选择的起点,但是没有解释这些“离家出走”的制度安排及其最终归宿。其实,“离家出走”建立在资本主义繁荣与文艺复兴之后,正是工业化及其带动的城市化赋予人们离开土地、家庭之后的新的选择。今天的中国,“离家出走”早已不是一种话语隐喻,而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改革开放后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体现了两个阶段的迁移趋势:从经济欠发达区域流入发达区域;此后,跨区域流动让位为本区域流动,即从农村流入城市。“从2011年到2016年,虽然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仍在不断上升,但外出农民工的增速却已明显放缓。”[12]随着国家户籍制度的全面放开,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数量有望进一步突破。然而在国家与社会双重转型中,作为个体的农民“离家出走”之后,他们以何种方式进入城市,他们进入城市后的生活遭遇、身份认同、服务供给成为又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城市因此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主要场所,成为理解中国治理转型的“方法”。

   三、城市作为何种“方法”:从问题到方案

问题、立场与方法从来不是截然分离的,但是不同的排序确实对于社会科学的展开有着深刻的影响。应该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与空间性分别体现为普遍逻辑与特定问题的融合。具体到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空间,研究的特定问题与方法同样存在逻辑的转换。沟口雄三对于中国方法的论断来自两个方面的逻辑递进:从比较视角反思中国现象,从中国问题自身反思中国方法。也就是说,中国的方法首先有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其次才对世界有启发意义。由于城市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群聚居场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0683.html
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