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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尚建:当城市成为“方法”:逻辑与指向

更新时间:2022-01-02 15:39:04
作者: 姚尚建  
因此研究城市可以逐步形成普遍性结论。

   第一,中国城市问题的普遍性与差异性。从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看,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演变路径是十分清晰的,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版对其原先的家庭与氏族关系进行了修订,“后来对人类原始状况的透彻的研究,使作者得出结论:最初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的开始解体,各种各样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13]。在中国的诸多考古发现中,可以发现在人类早期聚居等方面,中国并不具有特殊性。同样,由早期聚居到史前城市,中国社会也与其他地方无显著不同。因此从城市起源的角度,中国城市研究是世界城市研究的组成部分,中国城市发展的成败对于世界城市来说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从历史的视角,中国城市又具有独特性。如果说由夏以来直到战国,中国的城市始终具有鲜明的城邦政治特征,那么秦汉之后,城市的增加与郡县制的设立则改变了城市的地位,秦汉以后的重要城市主要作为中国各级府治分布在各地,并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城市成为维系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纽带。中世纪开始,西方国家的王室与自治市市政当局一直在争夺城市的领导权,“随着政治首都权力的加强,较小城市的权力逐渐减弱;国家的威望意味着地方城市自由的丧失”[14]。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权力争夺并不会发生,秦汉之后直到晚清,由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中国城市的商业化进程总体缓慢,因此无法产生西方中世纪以后的自由城市和行业工会,也无法出现西方社会的权利共同体,而这成为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分野。按照宋道雷的分类,中国的传统城市尚属开埠城市之前,因此并不在其四种城市类型之列。晚清开埠以后,中国的城市开始直面市场化、全球化的洗礼,城市数量迅速增长,城市权利逐步兴起,因此可以说,在晚清城市自治之前,中国并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所谓城市问题,中国的城市问题是在近百年转变过程中,基于产业调整、人口流动、权利生长而逐步形成的。

   第二,作为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城市。中国是一个农业传统深厚的国家,开埠以来的百年工业化、商业化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也促进了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城市国家的转型。截至2019年年底,除直辖市外,中国有地级市293个,县级市387个,镇8519个[9]。无论从转移农村劳动力、产业布局,还是全球贸易,这些不同类型、不同梯级的城市成为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发展的“秘密”。20世纪80年代中国地方行政实行市领导县体制,中国的城市从空间和人口两个层面迅速扩张,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超大城市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并逐步形成世界性的经济中心。

   1949年以来,户籍、统购统销等制度维系着农业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户籍制度成为阻截农业人口进入城市的最后堡垒。城乡二元结构不利于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整体转型。2021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提出进一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社保转移接续”[15]。不难看出,这一方案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推进常住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在这一方案中,确保农业人口城市化是解决城乡不平等、区域不平等的重要的途径,城市因此成为解决诸多不平等的重要手段。

   第三,作为增长、发展与治理方案的中国城市。不同的国家都有其不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基于历史变迁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世界范围内不存在单一的解决方案。“中国有中国独自的历史现实和历史展开,这体现于长期持续的种种现象在不同时代里的缓慢变化上,所以中国的近代应该从近代、近代与前近代的关联来把握。”[6]111政治城市、工业城市、商业城市、全球城市既形成中国城市的不同类型,也意味着中国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中国的城市问题既体现为类型性问题,也体现为阶段性问题。当然阶段性与类型性有时并不冲突,古代中国一些政治性城市既是阶段性的,也是类型性的。在古代中国,城市的形成得益于政治中心的设立,一旦这一中心地位丧失,城市就迅速衰落,中国历史上曾经富甲天下的洛阳、长安、开封等城市兴衰就说明了政治权力对于城市的重要作用;在当代中国,一些建立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窗口城市日益繁荣,虽然这些城市偶有政府权力的因素,但是更依赖市场资源,一旦遭遇全球贸易变动,这些城市问题也会随之浮现。

   对于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羽根次郎从日本学者的角度进行了解读,“中国是一个资源,为了批判和分析日本的问题,就看能不能在中国找到那种有参考价值的想法或者东西”[16]。从时间的截面看,中国城市问题并不特殊,不同国家都面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均需要回应经济增长和市场开放的共同命题。在类似中国的后发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比较方案,而城市成为一个众多要素汇聚的观测点。城市经济学已经发现,地方化经济、城镇化经济对于城市形成的影响各有差异,“强大的地方化经济有望促进特定城市的增长,然而强大的城镇化经济促进多样化城市的增长。地方化和城镇化经济的证据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多元化城市及特定城市的现象吻合”[17]。20世纪后期,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工业城市、商业城市到全球城市的多维演变阶段,在这一阶段,一些工商业城市如苏州成功转型为多功能城市,一些轻工业城市如义乌则完成了贸易化转变,一些小型城市如石狮由于特色产业集聚迅速崛起,这些城市都通过不同的路径进入全球产业链中,实现自身角色转换的同时,也实现了地方经济的增长。同时,一些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开始进入全球城市体系之中,并通过不同于国外既有全球城市的发展脉络,为世界经济的多元发展贡献智慧。

   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处于工业化向数字化转型的中国城市持续供给治理经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从武汉到国内各个城市,城市治理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城市政府与居民正视疫情的发生,对不同的城市、街道、村居甚至居民区进行差异化疫情防控;中央政府定期公布疫情分布,卫生部门发布公共卫生治理指导性文件,从而形成全国统一又有差异的城市治理。这一变化突破了单一的大一统和地方分权治理的思维定式,把集中统一和分类实施,把服从中央与对居民负责完整地统一起来,既在全国形成了公民动员,也检验了各城市政府平战结合的治理能力,为中国城市的韧性发展提供了总结。同时建立在大数据计算之上的健康码在沿海地区首先使用,继而覆盖全国,通过城市数字手段进行疫情防控等做法,也为相关国家的城市治理提供了经验。

   四、城市如何成为“方法”:在历史和经验之间

   “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研究,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缓慢发展过程中,当它选择自己的方法时,主要是受它所面对的问题的性质引导。它逐渐发展出一种适合于这些问题的技能,却没有过多地思考那些方法的特点,或它们跟其他知识学科的关系。”[18]从涂尔干到帕森斯,社会科学的研究逐渐形成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道路分野,在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两条道路也有彼此融合的趋势。在城市研究中,城市经验的集合固然是问题发现的前提,同时城市是一个知识集成系统,当城市的研究从经验主义出发,以理性的态度进行系统总结时,其实就是城市作为“方法”的开始。

   第一,“方法”来源于中国城市经验的历史归纳。当下中国政治学对于基于历史现象的制度归纳,启发了中国城市政治的研究。“一个全面否定或者全面肯定自己的历史、无法将自身相对化的人,也不可能客观地、系统地看待他者。”[6]8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深厚的历史积累为中国的大一统与文化的内聚提供了持续性动力,也为中国的城市研究提供了“方法”。历史为中国城市变迁提供了确定性,“历史自身存在的权利在于:人的激情是不能为理性的一般规则所支配。为此,我们更需要令人信服的事例,而这种事例只有历史才能提供出来”[1]39。

   确定的历史解释了中国城市的宏观脉络,也适用于特定城市的演变轨迹。如果说二里头文化遗址体现了中国早期历史的规定性,描绘了农耕时代都城史特征,那么近代工业革命为一些现代城市提供了历史机遇。以石家庄市为例,石家庄在明代初年是一座人数不过10多人的村庄,1903年正太铁路动工兴建,大量的劳工和修路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石家庄,石家庄开始兴起,到1937年6月,总人口已达72100多人,1939年命名石门市,1947年更名石家庄市[19]。石家庄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显示了城市特定的历史轨迹,反映了工业革命对中国现代城市的历史规定性。在新疆西部中哈边境,霍尔果斯口岸1881年正式通关,从而成为我国最早向西开放的口岸,2014年,得益于边境开发的力度加大,10万人左右的县级霍尔果斯市设立,这座蒙古语“驼队经过的地方”从关卡成为城市的历史,就是一部贸易促进聚居的历史。从二里头、石家庄到霍尔果斯,工商业对于城市的作用充分说明,中国城市的形成,依次走过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贸易社会,从而走向与世界城市史的合流。

   如果说古代城市史显示了中国城市的国家属性,那么在中国现代城市的历史演变中,并不存在完全不同的中国模式,中国城市史与世界城市史也并无显著差异。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城市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城市的发展可以作为一种普遍性知识和城市比较研究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以抽象的观念性国家来解释生动的社会变迁。

   第二,城市“方法”来源于中国城市化经验的发掘。从宏观历史上,中国城市史最终走向了世界城市史,这是由城市内在的基本规律确定的,也是确定的历史提供的整体性结论,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十分巨大的国家……这些巨大差异意味着,如果不对中国做连续的、全域性的观察,则很难对‘整体中国’有一个准确认识。地区间差异意味着,我们所研究的有关整体中国的主题,在不同的地域一定会有不同表现”[20]。在历史的整体性面前,个体的差异往往被忽视了,而这些被忽视的部分,正是中国政治不可缺少的部分,这就需要一方面从历史考古中寻找更多的差异性证据,一方面保留当下发生的多样性要素。这种着眼于当下经验搜集与发现的政治学,又被称为田野政治学。

   虽然田野调查来源于人类学与民族学,但在政治学中,田野调查的侧重点和范围却有所不同,政治学关注的重点是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21]。如果说历史政治学更重视历史合法性的归纳,那么田野政治学则走向了中国当下问题的发现。从城市研究的角度,田野政治学更重视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中国路径的发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制度与政策发现。如果说以1978年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中国农业改革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契机,那么中国的经济腾飞主要是通过城市经济发展加以实现的,从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特区设立到90年代浦东开发,从沿海、沿江到沿边开放,越来越多城市功能区建立起来,并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通过国家统一部署,逐步改革农村,开放城市,释放社会活力,活跃要素市场,实现经济社会有序发展,这些经验的取得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到经济发动机,中国城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着不同的使命,正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使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结合起来;也正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导致中国乡村发展动力不足。因此,从城市的历史变迁与经验分析的双重视角,讨论中国发展的基本经验及其教训,构成一种可以借鉴与批判的基本“方法”。

第三,城市成为城市知识的体系集成。从知识的维度,不同的学术观点关注的重点各有差异,经济学家乐于将城市看作一个经济单位,城市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典型阶段,社会学家将城市看作社会进化的一个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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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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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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