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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刚:《上海文艺之一瞥》版本与译本考识

更新时间:2022-01-02 15:30:05
作者: 秦刚  
其中称“任对于其妻蒋杏娟曾提起诬告之反诉,地方法院检察官已两次传讯,然因任不在沪,故无从传唤”。据此可以得出结论,此句中的“现在”即“重写稿”的完成时间,应在鲁迅阅读8月24日报道得知事件最新进展之际,合理推算,应为8月24日后的数日间。如此推论出的“重写稿”的完稿时间,正好能顺理成章地进一步解释文章完成后缘何被译成了“日文版”。

   二、增田涉如何初译鲁迅之作

   在考察鲁迅“自草”成文的《上海文艺之一瞥》缘何译成日文之前,有必要先将“日文版”刊发于《古东多万》第2号时增田涉附在篇首的题记译出,因为这段文字如实概述了此文的翻译背景。

   《上海文艺之一瞥》为最近在当地某处鲁迅做的秘密讲演,讲演之大要连载于当地周刊《文艺新闻》。但因《文艺新闻》在其立场上须顾虑官方,而不得不加以一定的删减。然而,鲁迅根据该报连载的笔录改写成《上海文艺之一瞥》,叙述更为恳切周详,也更为恰切地直书了辛辣的谩骂。本稿根据他为我讲说的改写后的原稿译录而成。(九.十七.于上海)[15]

   增田涉携作家佐藤春夫写给内山完造的介绍信于1931年3月来到上海,又经内山完造介绍,以翻译《中国小说史略》为目的师从鲁迅,每日聆听鲁迅讲解。鲁迅日记7月17日记载“下午为增田君讲《中国小说史略》毕”[16]。8月间增田涉用日文撰写了《鲁迅传》的初稿,经过文字上的压缩之后,《鲁迅传》后来发表在《改造》1932年4月号上。而上述题记的末尾标注了9月17日的日期,证明《上海文艺之一瞥》的翻译于此日完成。此外,关于鲁迅讲演为“秘密讲演”的说明也印证了袁殊的说法。“日文版”在《古东多万》发表时,署名为“鲁迅讲述、增田涉译记”,这表明整个翻译过程是在鲁迅的指导与协作之下完成的。

   在同一期《古东多万》上,除《一瞥》之外,还发表了增田涉译鲁迅小说《鸭的喜剧》的译文。关于这两篇作品的翻译过程,增田涉撰有《初译鲁迅之时》[17]一文,详尽记述了佐藤春夫编辑《古东多万》时向其致函约稿,促使他选译这两篇作品的原委。但略有遗憾的是,他撰写此文时已是事过三十余年之后,文章开篇他便坦承对自己所译的首篇鲁迅作品究竟是哪一篇已经记不清楚,这导致该文章的部分陈述有一些颠倒和差错需要辨析、订正。这篇文章至今未见有中文译文,因此,须不避烦难地将文中的关键内容引用之后,再进一步求证与考辨,以厘清增田涉翻译两篇作品的正确次序。笔者得出的结论为,增田涉先根据鲁迅的讲解译出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然后又与鲁迅合译了《鸭的喜剧》,前者才是增田涉初译的鲁迅作品。

   增田涉在《初译鲁迅之时》中,先介绍了佐藤春夫1931年8月27日所寄的一封信函。这封信不见于其他文献,因此只能依据增田涉的文章转引,现将此信内容摘引如下:

   时下小生如同封附上的趣意书所示将发行杂志,已将初号编辑完毕。就此为第二号、第三号之用,请君费心留意关于中国现代文艺界或一般学艺界的话题并适于杂志报道的内容,因杂志页数有限,十页稿纸左右字数较为适当。望乞赐稿可题为中国现代文艺界消息等、内容为报道性的文章。……[18]

   佐藤春夫信中提到的杂志,就是他创办并主持编辑的《古东多万》。佐藤春夫希望增田涉为该刊寄来一篇“十页稿纸左右”的稿件,以稿纸页数计算字数是日本文坛的习惯,一般每页稿纸400字,10页即相当于4000字。增田涉在文中回忆说,他随即翻译了《文艺新闻》刊发的中国作家声讨“九·一八事变”的专辑文章寄去,此处内容如下:

   虽然日期没有标在信里,但是有八月二十七日寄出的信封,想必就是那个时候。既然要具有报道性,我就翻译了九月十八日满洲事变发生后《文艺新闻》编辑的中国作家对此发表意见的一组专辑,加上《中国作家如何看、如何认识满洲事变?》的标题寄了过去。……但也许因为内容不适合《古东多万》,稿件后来转给了《中央公论》(或者也可能是我直接投过去的),发表时文中充斥着○○××等削除符号,成了一篇意思难懂的文章。[19]

   文中提及的原题为《支那作家如何看、如何认识满洲事变?》的专辑报道,系9月28日《文艺新闻》刊《日本占领东三省屠杀中国民众!!!文化界的观察与意见》的翻译。《文艺新闻》向文化界人士征集对“九·一八事变”的声讨,鲁迅对此的答复即《二心集》所收《答文艺新闻社问》。可是,增田涉先说将译稿投给《古东多万》后被转至《中央公论》,又说也许直接投给了后者。从译稿及时刊发于《中央公论》1931年11月号(11月1日发行)来判断,直接投稿的可能性更大,并不像经过中转。所以有理由推测,他为回应佐藤约稿翻译并寄去的应为《上海文艺之一瞥》才合理。之所以如此推断,首先是因为那组“九·一八”特辑发表于9月28日,动笔翻译必定要在9月底。如果收到8月27日佐藤来信的一个月后才着手翻译,不仅时间拖得过长,而且无法解释在9月17日之前他为何先译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其次,《一瞥》“记录稿”恰好与佐藤信中的要求相符,即“关于中国现代文艺界或一般学艺界的话题”,字数为四千字左右。分两次发表的“记录稿”恰好符合上述条件。增田涉很可能最初想翻译《一瞥》的“记录稿”,而鲁迅刚好完成了“重写稿”,既然国内“文网密极,动招罪尤”,鲁迅很可能主动提出让其翻译“重写稿”在日发表,以跨越语际的方式冲出围剿。增田涉的如下回忆,便能印证这一推论:

   《上海文艺之一瞥》是当时在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的集会(毕竟在当时状况下,应是非公开集会。记得鲁迅对我说过,他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做了讲演)上讲的。那次讲演的笔录发表在前文提及的十分先锋却只有薄薄八页的小报《文艺新闻》上。我一直阅读此报(其实是周刊),所以当我说想翻译这篇时,鲁迅就把他将报上刊出的笔录亲自动手作了大幅度增补后的原稿交给我。原稿是在他一直使用的绿格稿纸上用毛笔写成的。我根据那份原稿,一面向他请教文中一处处难懂字句的意思,一面翻译出来寄给了佐藤春夫。[20]

   增田涉回忆鲁迅告诉他“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做了讲演”,而且当他提出翻译“记录稿”时,鲁迅主动拿出“作了大幅度增补后”的毛笔写就的“原稿”。增田涉接到8月27日佐藤来信应在9月初,可以推测,他在鲁迅指导下用约两周时间完成了文章的翻译。但译毕不过数日后,增田涉又收到了佐藤春夫写于9月15日的一封来信。

   下一封来自佐藤氏的日期为“九月十五日四时”的信我也保存着,那时他刚阅读了白杨社出版的松浦氏翻译的《阿Q正传》(这本小册还加入了《狂人日记》和《孔乙己》并标有注释),表示受到“最强烈的感动”,“故烦劳君求得二十页稿纸左右的先生(鲁讯)的作品于《古东多万》刊载,如能得先生口译、君之笔录,亦可为先生的日文范本,大有裨益矣(后略)”。于是,我看《上海文艺之一瞥》正是反映现代中国文学界状况的内容,就译好后寄去。[21]

   如前文所论,《上海文艺之一瞥》当为应对8月27日佐藤来信之请,而不太可能如增田在此所说,是对9月15日佐藤来信的回应。一个显见的矛盾是,这封写于9月15日的信邮寄到上海亦需数日,《上海文艺之一瞥》却已在9月17日译毕,不可能和9月15日寄出的信函有因果关系。因此,增田应对9月15日来信之请的,应是《鸭的喜剧》。《古东多万》所刊《鸭的喜剧》译文,署名为“鲁迅作、鲁迅·增田涉共译”,这显然是增田涉按照佐藤春夫提出的“得先生口译、君之笔录”的嘱托,与鲁迅协作共同完成了小说的日译。

   当然,就译稿字数而言,佐藤希望“求得二十页稿纸左右的先生的作品”即八千字左右,《鸭的喜剧》译成日文不到四千字,《上海文艺之一瞥》字数较多,日文稿近一万三千字。两篇相加,还是略微超出了佐藤春夫两封信中提出的合计30页稿纸即一万二千字的预想字数。《古东多万》第2号共156页,其中《一瞥》占21页,《鸭的喜剧》占6页,目录中两篇文章署名皆为“鲁迅”。

   三、《古东多万》刊发的“日文版”

   《古东多万》是佐藤春夫和雅博拿书房的经营者五十泽二郎合作创办的文艺杂志,刊名取自日语“言”一词,指词语里蕴含的神奇力量。其读音使用万叶假名表记即“古东多万”。杂志为大32开本,用纸选用传统手漉和纸。第2号为1931年11月5日发行的10、11月合并号,柿漆涂抹的深橙色封面上,木版套印出的图案中刊名为设计风格的“古东多卍”,但目录和版权页均使用“古东多万”。该号刊发了马场孤蝶、内田百闲、武者小路实笃、佐藤春夫、中川一政等人的19篇文章与诗作,鲁迅是唯一的海外撰稿者。

   《上海文艺之一瞥》是在日本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鲁迅的文艺评论,也是鲁迅作品首次在日本媒体上的同时性传播。刊发之际,正值林守仁(山上正义)译《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四六书院10月5日发行)问世不久,该译本中收录了尾崎秀实撰写的《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上海文艺之一瞥》恰好与之形成呼应之势,从内部视角论述了现代上海文艺的演进历程,同时也深入剖析了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真实状况。而且全文刊出,未删一字。仅数日前,增田涉译《支那作家如何看、如何认识满洲事变?》刊于《中央公论》时文中即遍布“××”。半年后,增田涉所撰《鲁迅传》在次年4月号《改造》发表时,凡有“无产阶级”“革命”等字样也皆被“××”所取代。日本主流刊物对左翼文化的审查严苛异常,《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译文能完璧刊出,得益于《古东多万》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声平台。

   仔细对比《上海文艺之一瞥》的中日文版,笔者首先注意到的是,中文原文中对部分专有名词使用了外文标注,如“毕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颓废派(Decadence)”“诺拉(Nora)”等,这些外文标注在日文版被全部省略。当然,也可能是原稿所未标,为《二心集》收入时所加。但原文提到的唯一日本人名厨川白村,在日文版中以“或人”(某人)替代。此句原文为:“日本的厨川白村(H.Kuriyagawa)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22]日译文隐去厨川白村名字的原因不详。

   其次,日译文中保留了数例原文中的汉字词汇,而且这些汉字词汇在日语中并不常用,混杂在日文中有可能造成一定的理解障碍。这样的例子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处,但在这种“硬译”的方式中,似乎能读出鲁迅的“讲说”留下的痕迹,而增田涉未能将其转换为恰切的日语表达。如“风尘沦落”“摧残”“看到”“鸡奸”等词汇都直接转换成日语中并不常用的汉字词。而“最容易将革命写歪”中的“写歪”,则用两字颠倒过来的“歪写”来直接翻译。在日语里“歪写”也属于生僻词。

但总体而言,日文版与中文版的内容高度对应,前者属于十分忠实而且通顺自然的译文。仅有个别词句运用了略与原意不同的意译处理。比如“怕犯讳”被译成“文字がよくない”(文字不佳),“作为命根的”被译成“一生けんめいになつてるた”(非常认真的)等。而“竭力选些不关痛痒的文章”被译为“一生懸命に屁のやうな文章を選んでるる”(竭力去选屁一样的文章),似乎体现了鲁迅“讲说”时的冷幽默。少有的一处不够准确的译文,是对原文提及创造社“商品固然是做不下去的,独立也活不下去”的翻译,译文未能准确把握原文的意思,导致语义含混[23]。这处误译被郭沫若敏锐地抓住,在《创造十年·发端》里,他将这句译文回译为“在作为商品上虽是怎么也忍耐不过,然而独立了也没有如意地赚出钱来”,并写道:“这段的首两句,我是很忠实地翻译出的,然而意思是摸不准确,不知道鲁迅先生的原文是怎样。不过这全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便是创造社的几个‘流氓痞棍’想赚钱没赚成,又才跑去革命。”[24]此外,在全文倒数第二段的段尾,译文加入了唯一一处译者说明,即针对任振南案的判决附有“译记者云,法官从男方处卷走了相当数量的贿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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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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