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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吉:曾朴与胡适的论争

更新时间:2022-01-02 15:28:35
作者: 胡传吉  

   内容提要:胡适以科学实证方式识别“白话文学的模范”,其志在树“模范”并建立现代学术范式。《孽海花》不合胡适的“科学”考证趣味,胡适批评《孽海花》“迷信无稽之谈”,是科学与迷信之争。1928年前后,曾朴修改、续写《孽海花》,并回应胡适的批评。曾朴主张有统系的翻译名著,扩大文学旧领域,批评青年人的懒惰及欲速。此时,从本土文学里寻找“白话文学的模范”已达到预期设想,胡适重读及再评《孽海花》意义不大。《孽海花》与名著翻译之争,皆属“创造中国的新文学”的范畴。

  

   关 键 词:胡适  曾朴  《孽海花》  白话文学的模范  翻译  创造新文学

  

  

   在胡适的交游史里,曾朴所占比重不算重要,但由两人的书信来往、日记等可看出,曾朴与胡适在文学翻译及新文学方面,既有可互相理解的共同志趣,也有无法达成共识的遗憾。今日看来,后学对“老辈”①的无意忽略,有历史遗憾,但也是历史必然。通信中,曾朴显然非常在意胡适的看法,但他在翻译及新文学问题上与胡适交流的一腔热诚,并没有在胡适这里得到他希望得到的回应。胡适的书信及日记,礼数极为周到,无任何失礼之处,但胡适似乎无意(或无暇)与曾朴更深入地讨论相关问题。通信中的微妙之处,大致能从侧面见证,部分晚清译家被新文化运动及相关历史书写遮蔽。新旧“逆接”之际,老辈与后辈的擦肩而过,有其难以更改的历史原因在。

   胡适嗜读小说与为白话文学树模范的关联

   1935年10月,胡适在《宇宙风》第2期发表《追忆曾孟朴先生》,忆及最初得知曾孟朴先生,“我在上海做学生的时代,正是东亚病夫的《孽海花》在《小说林》上陆续刊登的时候,我的哥哥绍之曾对我说这位作者就是曾孟朴先生”。②胡适是嗜读小说的人,据其《四十自述》,在没去上海前,他已读过《第五才子》(《水浒传》)《第一才子》(《三国演义》)《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剑十三侠》《双珠凤》《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经国美谈》(日本人做)《琵琶记》《夜雨秋灯录》《夜谭随录》等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③“看小说还有一桩绝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我把文字弄通顺了”。④另据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3月28日(阳历廿一日),“予最嗜小说,近已五日未看矣。考毕,阅《战血余腥记》一帙,竟之,始稍愈”。⑤《战血余腥记》有《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和《滑铁卢战血余腥记》两种,法人原著,均由曾宗巩与林琴南据英译本译出,1904年先后由文明书局印行。胡适到底读哪一本,不详。又,1906年四月初八(阳历五月一日),“予幼嗜小说,惟家居未得新小说,惟看中国旧小说,故受害滋深”,“且看浅易文言,久成习惯,今日看高等之艰深国文,辄不能卒读”,“因立誓,此后除星期日及假期外,不得看小说”。⑥胡适青少年时期嗜读小说,无疑义。但在上海期间,有没有完整地读过二十回本《孽海花》,难有实证。1907年,《孽海花》分别在《月月小说》《小说林》以“东亚病夫原著、天宝宫人编串”署名连载。这个时间跟胡适在上海读书期间嗜读小说的时间倒是吻合的。《孽海花》的作者、发表、出版、后续修改等情形过于复杂,二十回本《孽海花》虽能及时进入钱玄同等人的阅读视野,但也为后续阅读及持续研究人为地设置了障碍。同时,修改、续写的时间差,为解释曾朴何以写长信给胡适,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由《澄衷日记》《四十自述》《追忆曾孟朴先生》等文献来看,胡适知道《孽海花》的连载,但嗜读程度,未必与嗜读林译小说之程度相当。胡适青少年时期的嗜读小说,为他理顺白话文写作的语言问题提供前提,同时为胡适日后创设新文学“模范”提供思路。

   胡适在《建议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中认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为工具、方法、创造三步,以工具论,应该“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⑦为白话文学树模范,不是信口开河之举,“嗜读”必为前因。不“嗜读”,不可能通过考证“发现”。对《红楼梦》《水浒传》《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小说的考证及研究,是在最难实现科学考证的文学领域,以科学实证之法为白话文学树模范。说胡适不懂文学、没有文学天分,没有丝毫的说服力,这些经其考证的小说,无一部不是“模范”,“发现”是经典化的源头,其功不能抹杀。以“历史癖”和“考据癖”进入小说研究,⑧从证据的角度进入“白话文学的模范”之鉴别,论证过程和结论都是实打实的。表面上看起来,这种研究法,与文学的审美研究背道而驰,但其巧妙之处在于,如果处处有证据,能考到实处,结论就可信,且有说服力。“历史癖”与“考据癖”,能暂时搁置审美之争,首先把“模范”提出并证出来,之后,在没太多争议的前提下,让“模范”亮相。不能不说,以“历史癖”与“考据痴”等科学之法,佐之以审美之法,鉴别“白话文学的模范”,正是另辟蹊径。胡适对《水浒传》的审美及价值判断是“新见解”与“英雄人物”:“到了明朝中叶,‘施耐庵’又用这个原百回本作底本,加上高超的新见解,加上四百年来逐渐成熟的文学技术,加上他自己的伟大创造力,把那草创的山寨推翻,把那些僵硬无生气的水浒人物一齐毁去;于是重兴水浒,再造梁山,画出十来个永不会磨灭的英雄人物,造成一部永不会磨灭的奇书”⑨(《〈水浒传〉考证》,1920年7月27日)。胡适对《红楼梦》著者及本子的考证,过于“科学”,这很容易让人产生偏见,觉得胡适在文学研究上没有悟性及天分。但胡适的寥寥数语可证,其文学鉴别眼光堪称一流,他认为后四十回“写和尚送玉一段,文字的笨拙,令人读了作呕”,⑩但后四十回自有不可埋没的好处,“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叫]黛玉病死,教[叫]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11)这些一带而过的评点,都是至上的审美判断。“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12)胡适志在树“模范”并建立现代学术的范式,无意在容易引起争议的文学审美范畴里做过多的探讨。考证小说时,胡适可能会选漏,但至少可以说,无一部选错,这正是得力于独辟蹊径的考证法。审美当然可以树模范,但不能说考证就无法树模范。

   曾朴与胡适之争,在文学审美、叙事、价值之争,这是最难互相说服的领域。曾朴在意的是文学审美、叙事、价值,胡适看重的是寻找“模范”,两者的重心有差异,那两人就很难有进一步的交流与理解。胡适在寻找“白话文的模范”里,最有成效的是古典小说,在翻译方面树“模范”,则远没有达到他自己设下的预期目标。曾朴其实是真正的同道者——至少是自认为同道者,而且眼光一流,但他的白话文写作及翻译都没有被胡适纳入“白话文学的模范”。

   《孽海花》之争

   “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孽海花》不在其中,胡适与曾朴之间的真正交流却因《孽海花》而起,更与“模范的白话文学”直接相关。最早的渊源,是胡适由其二哥处得知《孽海花》的作者是曾朴。在寻找“白话文的模范”的过程中,《孽海花》进入过胡适、钱玄同等人的视野。

   1917年2月25日钱玄同《寄陈独秀》与胡适商榷,称“弟以为旧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之《孽海花》六书耳”。(13)胡适于同年5月10日写《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14)此文对《孽海花》的批评,所占文字最多,“适以为《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怪现状》诸书,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合之可至无穷之长,分之可成无数短篇写生小说。此类之书,以体裁论之,实不为全德”,(15)“《孽海花》一书,适以为但可居第二流,不当与钱先生所举他五书同列。此书写近年史事,何尝不佳?然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但适于札记之体(如近人《春冰室野乘》之类)而不得为佳小说也。其中,记彩云为某妓后身,生年恰当某妓死时,又颈有红丝为前身缢死之证,云云,皆属迷信无稽之谈。钱先生所谓‘老新党头脑不甚清晰之见解’者是也。适以为以小说论,《孽海花》尚远不如《品花宝鉴》。《品花宝鉴》为乾嘉时京师之《儒林外史》。其历史的价值,甚可宝贵。浅人以其记男色之风,遂指为淫书;不知此书之历史价值正在其不知男色为可鄙薄之事,正如《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诸书之不知嫖妓为可鄙薄之事耳。百年后吾国道德进化时,《新青年》第二百卷第一号中将有人痛骂今日各种社会写实小说为无耻诲淫之书者矣(美国人骤读此种小说,定必骇惊,同此理也)。故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16)1917年,胡适下此断语时,所见《孽海花》版本应该是《月月小说》《小说林》连载版或小说林社版,而不可能是1927年至1931年修改而成的三十五回本。胡适称“此书写近年史事,何尝不佳?然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并以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并论,实言初本《孽海花》写“史”没有章法,这是史家之断案,不是文学判断。后人为《孽海花》之结构辩护,常回避二十回本及二十五回本在结构及选材上的问题,以三十五回本理所当然地覆盖二十回本、二十五回本的瑕疵,甚至为此得出胡适固执草率之结论,实属对前人的苛求。同时,《孽海花》不合胡适的“科学”考证趣味,胡适挑《孽海花》“迷信无稽之谈”来批评,是科学与迷信之争。这批评可反证:1917年胡适再度与《孽海花》发生关联,不是出于对小说的“嗜读”,而是出于对挑选“模范”的需要。《孽海花》在胡适的阅读范围,但最终没有进入胡适“白话文学的模范”范畴。胡适在《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一文中所列古人、今人之第一流小说,无一作者在世,挑选标准是否多少与此有关联,不得而知。所能确定的是,胡适所考证古典小说之相关作者,如石玉昆、韩邦庆、李伯元、文康、吴趼人等,当时皆已不在人世,选择“模范”是否跟胡适疏远“老新党”有关,亦不得而知。

   曾朴对胡适的批评,是在意的。曾朴与胡适之争,因《孽海花》而起。曾朴曾就《孽海花》的结构、文学翻译等问题回应胡适,但无论是小说结构还是翻译,曾朴都未能真正说服胡适。尤其是文学翻译问题,胡适并没有进一步与曾朴细致探讨,这是历史遗憾所在。

曾朴在《孽海花》两编(初十回本、初十一至二十回本)修改完之后,写下《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即《病夫自识》)。文中提到《孽海花》的销量,“再版至十五次,行销不下五万部,赞扬的赞扬,考证的考证,模仿的,继续的,不知糟了多少笔墨,祸了多少枣梨”。(17)1906年,林纾在《〈红礁画桨录〉译余剩语》中盛赞《孽海花》(当为两编二十回初版),“昨得《孽海花》读之,乃叹为奇绝。《孽海花》,非小说也,鼓荡国民英气之书也。其中描写名士之狂态,语语投我心坎。……发起编述二君子,吾奈何不知其名耶?”(18)1908年,林纾在《〈贼史〉序》中称,“呜呼!李伯元已矣。今日健者,惟孟朴及老残二君,能出其绪余,效吴道子之写地狱变相,社会之受益,宁有穷耶?”(19)林纾的初评及后续“揭扬”,对《孽海花》的行销量有直接帮助。不下五万部的行销量说明,《孽海花》在读者层面的影响力并不低。林纾的“揭扬”,可证《孽海花》得到同道中人的肯定。但在新旧“逆接”中,曾朴更倾向于获得少年人的肯定。所以,曾朴对林纾的赞语持有异议。林纾称《孽海花》为“非小说也”(1906年),曾朴在1928年有一个回应(林纾1924年去世),此语“意在极力推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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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中文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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