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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岸书:新时期文学在基层

更新时间:2022-01-02 15:25:52
作者: 石岸书  

   内容提要:在县一级的地方基层,新时期文学主要通过群众文化体制中的县一级文化馆进行具体组织和开展,县一级文化馆所创办的文艺刊物则是承载基层的新时期文学的主要阵地,其所发表的作品大多具有“向心性”写作和“模仿性”写作的特征。个案研究证明,或可将新时期文学研究视野拓展至基层,使基层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并以基层为方法,自下而上地继续探索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更多可能性。

  

   关 键 词:新时期文学  群众文化体制  基层  文化馆  《涟河》

  

   现今主流的“新时期文学”[1]研究,大都关注中心地带如北京、上海,至多拓展到次中心地带如天津、南京等大中城市,而这同时意味着关注全国层面的新时期文学。总而言之,关注的大都是具有“中国当代文学史”价值的,是具有“著之竹帛、传之后世”的资格的。这是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正史传统,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然而,这一正史传统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因为它难以深入到地方基层,难以具体描述文学与群众交织得最为紧密的层面。例如,这一正史传统难以具体地回答:文学生产在地方基层是如何展开的?地方基层的文学样态如何?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文学作品又是如何制度性地渗入地方基层的?

   本文将以湖南省中部的一个普通县城为例,以第一手的地方史料,探究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基层的新时期文学的组织方式和文学样态,以具体地回答这些问题。本文的最终目的,在于尝试填补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某些空白,并借此探索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更多可能性。

   一、新时期文学在基层如何组织起来?

   新时期文学在基层如何组织起来?我们难以从文联-作协体制中找到答案。一个常被忽视的历史事实是,自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化改革深入文学领域之前,文联-作协体制从未完全深入到县一级及以下的基层。事实上,20世纪50-70年代,文联-作协体制最多只深入到部分地市一级,县一级相当少见。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县一级文联-作协组织才开始慢慢建立,但直到1991年的统计,全国地市一级文联平均组建率也只有85%,县一级文联平均组建率则仅为50%[2]。

   笔者曾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文联-作协体制在基层的制度性缺席,基层的文艺活动包括文学生产,主要是由群众文化体制来承担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建成了体系完整的群众文化体制,就文学生产而言,它最重要的是两个分支:其一是由工会组织主管的分支,以省市工人文化宫、市辖区工人俱乐部、厂矿企业工人文化宫和俱乐部为制度主体;其二是由政府文化部门主管的分支,以省市两级群众艺术馆、县一级文化馆、县以下的区或乡镇文化站、农村俱乐部为制度主体,其中最重要的是县一级文化馆。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从机构数量、覆盖面、文学生产功能等方面综合说来,县一级文化馆在整个群众文化体制中都最为重要[3]。

   因此,探究新时期文学在基层的组织情况,必然要讨论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广泛推进的以文化馆制度为主体的群众文化体制(简称“群文体制”)。对于湖南省涟源县来说,也同样如此。自50年代开始,位于湖南省中部的涟源县的文学事业便是群众文化(简称“群文”)工作的重要一环,它由一整套群文体制所支撑,而县文化馆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涟源县文化馆成立于1952年,其前身是早年的民众教育馆。20世纪50年代,县文化馆就开始在乡、村建立乡文化站和村俱乐部。“文革”期间,文化馆改成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下属革命文化组,1974年重新使用县文化馆名称[4]。以村俱乐部、乡文化站为固定支点,以县文化馆组织的文艺宣传队、电影队、业余剧团为流动组织,再辅之以县文化馆具体负责的县一级的各种文艺辅导班、学习班、创作会议和文艺期刊,这是涟源县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群文工作的基本图景。

   特别要指出的是,县文化馆举办的各种文艺创作会议,是具体地组织和培养文艺业余作者的常见制度。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举办各种文艺创作会议,发现、组织、辅导和培养业余文艺作者,就已经是县文化馆群文工作的重要部分。据记载,1955年,县文化馆主办首届农村业余文艺辅导班,培养文艺积极分子400余人;1969年,文化馆并入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同年举办工农兵毛泽东思想文艺骨干学习班;1972年,召开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会议,42人参加;1973年,召开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会议,到会87人;同年,举办文学、戏剧学习班,25人参加,时间10天;1974年,再次召开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会议[5]。

   “文革”后涟源县新时期文学的起步和发展,仍然依托这一整套群文体制,特别是对文学业余作者的组织和培养来说,就更是如此。据记载,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仍有几次比较大的文艺创作会议:1978年6月,县召开大型文艺创作座谈会,其中文学业余作者36人参加会议;1980年2月,县召开文艺创作总结表彰会,表彰1978年至1980年发表的优秀作品;1983年11月底,县办文艺讲习班,时间半个月,参会作者36人,旁听200余人;1984年8月,召开县农村小戏创作座谈会,22人参加[6]。县办的文学会议一般都由县文化馆具体组织和负责。此外,有条件的单位也开办文学讲习会,邀请县文化馆专干参与和指导。例如,1984年县文化馆自办刊物《涟河》刊登过一则群众文化简讯:“最近,湘中机械厂业余文学创作小组在厂党委及厂工会的关心和支持下,举办了文学创作讲习会,有省、地作家到会讲学,县文化馆文学干部也应邀出席。”[7]按照《涟源市志》统计,1952至1989年,县文化馆参与举办各种文艺骨干培训班232期,大中型文艺汇演112次[8]。

   像涟源县文化馆这样重视文艺创作活动的机构,全国各地想必并不少见。1983年1月,各地文化馆甚至因为过于重视文艺创作活动,把文化馆办成了“小文联”或“创作室”而被批评[9]。涟源县文联直到1985年5月才正式成立,文联成立之初的第一个专职干部便是从文化馆的文学干部中抽调的。在1985年之前,涟源县文化馆的确实际承担着县“文联”的工作,是名副其实的“小文联”。

   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县文化馆组织和培养业余作者、发展地方文学事业的基本制度仍然延续20世纪50-70年代的群文体制,其中最重要的要数针对业余作者的各种文艺创作会议。由于受访的相关人士对1983年底举办的文学讲习班都记忆犹新,我们不妨对此予以“深描”。

   1983年底的这次文学讲习班事先有一个预通知。农民业余作者石安国向笔者展示了他收藏至今的参会通知。通知以铅字印刷,全文如下:石安国同志:

   为了进一步繁荣我县的文学创作事业,我馆将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份,邀请一些创作了较好作品初稿的同志,来县参加预计为期半个月左右的文学讲习班,讲习班上,我们将邀请一些有经验的作者(家)来县讲课,并安排时间讨论、修改作品,力争出些成果。因此,现特将此计划告知您。您如果愿意争取参加的话,请您于十月上旬以前,将您自己认为也还比较满意的作品,寄来县文化馆审查备选。

   创作丰收!

   涟源县文化馆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这届文学讲习班共选拔了业余文学作者36人参会,其中农民作者10人[10]。据农民业余作者石安国回忆(2019年1月22日采访),与会业余作者主要是农民、中小学老师和厂矿工人等,农民作者应该算是人数最多的群体。与此同时,讲课期间,“旁听的青、中年业余文学爱好者,多达200人”[11]。工农为主的文学讲习班可以说是延续和模仿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会议模式,例如1956年和1965年举办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青创会”)。参加这两次会议的主力都是工农兵业余作者,会议的目标也是进一步推动工农兵业余文学创作。特别是1965年的“青创会”,更是本身就与群文体制关系密切,正如周扬在会议发言中对工农兵业余作者们说的,“农村群众业余文化活动是以俱乐部(文化室)为中心展开的。你们参加会的,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俱乐部的积极分子”[12]。

   受邀来讲习班讲课的是作家萧育轩、谭谈、刘汉勋和诗人于沙。萧育轩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成名的涟源籍工人作家,1964年即在《人民文学》发表成名作《迎冰曲》;1983年的萧育轩已是湖南作协副主席;谭谈也是涟源籍作家,他的《山道弯弯》获得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一时名声大振;刘汉勋也是涟源籍作家,当时为湖南省《主人翁》杂志编辑;诗人于沙虽非涟源籍,但那时他作为省级刊物《湘江歌声》的编辑,与涟源县文化馆有业务往来[13]。正因为籍贯和业务联系,这几位才受邀前来讲课,而他们也可算是涟源县的业余作者所能接触到的最有名、地位最高的新时期文学作家了。此外,讲课老师还有彼时娄底地区文联干部和地区文化馆文学干部,其余则是县文化馆的文学专干。一次县文学讲习班能够聚集这么多专业作者,其中不乏全国知名作家,这对于业余作者来说已是大开眼界。这恐怕是现实的创作生涯中他们离新时期文学最近的场合,无疑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积极性。

   文学讲习班从1983年11月20日正式开始,于12月5日结束。按照业余作者石安国和会议组织者刘风(系文化馆文学专干)的回忆(2019年1月22日、1月28日采访),受邀作家所讲内容大部分是介绍自身的创作历程和体会,传授创作经验,地区文学专干也是如此。县文化馆的文学专干作为组织者和辅导者,则会详细地教授创作技巧,负责点评和指导业余作者所提交的作品。事实上,讨论业余作者们的作品占据了讲习班绝大部分讨论时间。业余作者们也会寻找与受邀作家交谈的机会,同时递上各自的作品请求指点。学习期间业余作者们也会互相阅读各自的作品,一起交流切磋。

   不过,讲习班主要的时间,是由业余作者们各自创作和根据文学专干的指导修改自己的作品。这一点尤为重要,如前文提到的预通知所说的,文学讲习班的主要功能,便是为业余作者提供相对稳定的条件,供他们集中精力创作和修改作品,“力争出些成果”。业余作者的时间往往为日常劳作所占据,特别是对于工农业余作者来说,繁重的日常体力劳动往往使他们难以腾出充裕的时间来专注于创作。文学讲习班的制度能够在短时间内解放业余作者,使他们得以从日常工作中抽离出来,无后顾之忧地投入文学创作之中;而文学专于此时也能够集中指导全县业余作者。文学讲习班的这种形式特别有益于小说的创作和修改:对于业余作者来说,小说创作历时更久、需要投入的整段时间和精力的要求更高,持续时间较长的文学讲习班恰好能够提供这一条件。这种讲习班其实包含着“创作假”的制度形式。1956年第一届“青创会”上,周扬就明确地对业余作者们说:“应该以业余创作为主,专业作家是少数的,将来也是少数,要培养大量的业余作家。……有些确实有东西可写的人,可以给他一定的创作假期。”[14]此后,周扬也说过:“对于有些业余作者写大作品,我看,可以在有可行的创作计划时,采取给创作假的办法,专门搞写作,写完一个作品再回到生产上去。”[15]“创作假”的制度,既保持了创作者的业余性,同时又能够使业余作者拥有一段如专业作家一样的自由时间,以便集中创作。文学讲习班的制度设计的目标也同样如此。

文学讲习班也是上层的新时期文学下渗的制度中介。这里所称的“上层”新时期文学与“基层”新时期文学相对,指集中在大中城市、由著名刊物或出版社刊发出版、反响较大、后来被列入文学史的文学。授课作家、文学专干一般会讲授作品并组织大家讨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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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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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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