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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连斌 陈曦: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实践分歧与协调

更新时间:2022-01-02 15:22:30
作者: 宋连斌   陈曦  

   内容提要:民商事判决的国际流通在国际民商事司法合作中日益重要。两大法系损害赔偿理论分野和各国惩罚性赔偿实体制度的差异,是域外惩罚性赔偿判决获得承认与执行的主要法律障碍。实践中,对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存在完全拒绝、原则承认和分割承认三种不同模式。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试图通过国际公约方式加以协调,并在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和2019年《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中采纳分割承认的模式。我国应对标国内惩罚性赔偿的实体规定,建立分割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制度。

  

   关 键 词:惩罚性赔偿  外国判决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分割承认和执行

  

  

   对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是国际民商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内容。一直以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试图从国际法层面推动民商事判决(包括惩罚性赔偿判决)自由流动。惩罚性赔偿判决作为一种特殊的金钱判决,因各国实体法制度差异以及巨大的数额,在域外获得承认与执行甚为困难。为此,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11条对包括惩罚性赔偿在内的外国损害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程序作出规定,该内容在2019年海牙《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第10条得以沿用。2017年9月12日,我国正式签署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我国与外国经济交往更加密切,由此引发的域外惩罚性赔偿判决向我国申请承认与执行的案件将不断增加。如何构建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是我国涉外民事诉讼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本文将对实践中两大法系国家承认与执行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态度进行分析,通过解读海牙公约的相关规定,提出构建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机制的建议,以期对完善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民商事判决制度有所裨益。

   一、两大法系对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实践分歧

   损害赔偿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正义,其核心内容就是“责”与“偿(罚)”。基于现实损害和规范损害的两种类型,可以将侵权法调整的损害范围与赔偿范围联系起来。[1]不同国家关于损害赔偿的理论分野,导致可赔偿的范围及数额存在冲突,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惩罚性赔偿。两大法系国家关于损害赔偿制度的价值取向存在冲突。在英美法系国家,损害赔偿的理论以惩罚与补偿二元目的并存,允许当事人取得补偿性赔偿以外的获利,从而使得惩罚性赔偿成为其赔偿制度的一大特色。大陆法系国家则长期固守民事损害赔偿仅限于补偿目的,且补偿标准一贯坚持填补损害的原则即仅对实际损失赔偿[2],绝对禁止受害人从侵害行为中获利。由此,在坚守“禁止得利”的赔偿理论的国家,寻求执行损害赔偿额远远超出实际损失的惩罚性赔偿判决几乎不可能。损害赔偿制度的根本冲突,在客观上阻碍了判决的跨国流通,导致两大法系国家在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的分歧。

   (一)普通法系国家:原则上予以承认与执行

   以美国为例,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最早出现于1852年Day v.Woodworth案①,并最终被1979年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所确立。该法明确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在于惩罚不法行为,并劝阻类似行为的再次发生。②长期以来,经济威慑是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理由。当补偿性损害赔偿本身不会促使行为人采取成本合理的安全预防措施时,超补偿性损害赔偿是必要的,它可以迫使行为人将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加以物化。[3]通过对美国惩罚性赔偿立法进行溯源可知,“惩罚不法行为人”是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目的。然而,惩罚性赔偿数额高昂且难以预测一直受到诟病。实践中,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和适当性与对“损害”概念的重新定性有关,损害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法院对侵权损害赔偿的关注点由侵权行为本身转向侵权行为的后果,如果“恢复原状”的补偿性赔偿无法弥补受害人全部损失时,何种赔偿理念更为“公平合理”则成为确定赔偿数额的重要因素。[4]此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上限与补偿性损害赔偿金额有关,例如在State Farm诉Campbell案中,法官将比例限制在1∶100,即惩罚性赔偿的上限为补偿性赔偿金的100倍,但原告律师或陪审团可以通过增加补偿性损害赔偿金额的方式逾越惩罚性赔偿的客观限制,比例上限仍无法有效控制高昂的损害赔偿金。[5]而这种过高的损害赔偿金也是阻碍判决获得承认与执行的原因之一。

   即便是在普通法系国家内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也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考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研究发现,尽管惩罚性赔偿的适当性存在诸多争议,但仍广泛存在,并且受案量呈现增长的趋势。各国法院对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认定标准与裁判因素各执一词,或交由法官或陪审团自由裁量,或以惩罚性赔偿因素清单来指导裁决者确定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6]上述国家几乎都采取了措施来控制不合理的高额惩罚性赔偿,但对于“不合理的高额惩罚性赔偿”的认定,仍取决于各国的赔偿实体规则。由于普通法系国家存在惩罚性赔偿的实体制度,对于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并无法律认同上的障碍,一般采取原则上予以承认和执行的态度,但实践中往往以内国类似案件中的赔偿数额为参照,对域外惩罚性赔偿判决的金额进行限制审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实践即如此。例如,加拿大在其《统一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法》中明确规定,承认与执行外国非补偿性赔偿判决包括惩罚性赔偿判决时,必须以承认与执行地法院在相同及类似案件中能裁决的数额为最高限制。[7]

   (二)大陆法系国家:从拒绝执行到按比例原则执行与分割执行

   在大陆法系国家,损害赔偿一般是基于客观的损害事实,赔偿数额的衡量标准是使受害人回复到损害发生前的状态。填补损害一直是民事赔偿的原则,侵权人对所受损失给予等额的赔偿即被认为是对被侵权人的充分赔偿,禁止受害人从侵害行为中获取利益,从而对超出实际损失之外的赔偿金不予支持。[8]侵害人赔偿的全部目的仅在于恢复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被打破的利益平衡。在此补偿性赔偿理念下,对于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认定是以实际损失赔偿额为标准,不论判决是否明确区分赔偿金的构成,只要判决的赔偿金额超出实际损失,则认为该判决具有刑罚性或违背本国损害填补原则,从而对外国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判决一般采取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态度。[9]很长一段时间,法国、意大利、波兰、瑞士等国家的实践中,均对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采取完全拒绝承认的态度。法院一般认为,如果判决的赔偿金与原告实际损失之间比例失衡,将被视为违背内国公共政策从而遭到拒绝承认与执行。[10]此外,一些国家认为惩罚性赔偿兼具了补偿、制裁和遏制功能,已不是单纯的民事损害赔偿,从而将惩罚性赔偿判决排除在民事判决的范围之外。如日本[11]和荷兰③均曾以惩罚性赔偿判决并不是民商事判决为由而予以拒绝承认与执行。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功能的强化,大陆法系国家深感实际损失划定过窄,对非物质的损害即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无法补偿。出于充分保障受害人合法权益的需求,在扩充补偿原则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如法国最终将精神损害也并入实际损失范畴。[12]由此,作为对救济无门的精神损害的金钱弥补,大陆法系国家开始接受惩罚性赔偿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替代。[13]一些国家开始不再将外国惩罚性赔偿视为违反本国公共秩序,逐渐有条件地承认外国的惩罚性赔偿判决。为了防范外国判决中高额赔偿金对内国利益的巨大冲击,一般根据比例原则对判赔数额进行审查,以确保执行金额的范围符合本国公共政策,通过考察补偿性与惩罚性赔偿金之间比例的方法,对域外惩罚性赔偿判决的金额进行限制审查。以法国为例,一般认为判决中的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两者间可接受的合理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1∶1。只有当域外惩罚性赔偿判决中的惩罚性赔偿金小于或等于补偿性赔偿时,才有可能在法国得到承认与执行。[14]

   受法律适用分割方法的启示,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中开始引入分割承认与执行模式。所谓分割承认与执行,是指对外国损害赔偿判决采取区别对待,对判决中以惩罚为目的的“纯惩罚性部分”予以拒绝,而对具有补偿性作用的部分则予以承认和执行。当惩罚性赔偿判决没有明确赔偿金的具体构成时,有的国家是以本国法为依据划分“补偿性赔偿”部分并予以承认和执行。例如,韩国法院在GA Hap 19069案中,以本国实体法许可的补偿性赔偿范围为限,分割承认与执行来自美国上诉法院判处50万美元的缺席惩罚性赔偿判决。[15]有的国家则认为,一些惩罚性赔偿判决中的“惩罚性赔偿”部分,实际上亦存在具有补偿功能的部分(如对补偿性赔偿不能涵盖的诉讼费用),对此类具有补偿意义的部分予以承认与执行。例如,德国上诉法院1992年对Doe v.Schmits案的承认与执行。[16]该案中,判决损害赔偿金由医疗费、精神损害赔偿金及惩罚性赔偿金等部分构成共计75万多美元,赔偿金总额的40%归于原告律师作为胜诉酬金。德国上诉法院在对各部分赔偿金进行审查后认为:医疗费、精神抚慰金属于“补偿性赔偿”,应获得承认与执行,而判决中的“惩罚性赔偿”中含有对诉讼费支出的补偿部分,应根据德国法来确认其中作为弥补诉讼费用支出,该部分也属于补偿性赔偿应予承认和执行。[17]

   可见,两大法系在惩罚性赔偿实体制度的分野,导致对域外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实践差异明显。实践中,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大多来自美国,大陆法系国家对美国惩罚性赔偿判决持反感态度是诸多学者的共识。[18]面对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跨境流通,各国对该类判决的法律性质、可预见性、是否违背公共政策和比例原则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论与探讨。

   二、海牙公约对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国际协调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作为推动国际私法统一化的重要国际组织,长期致力于建立统一管辖权与外国判决承认执行规则工作。自1992年启动“判决项目”以来,期待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建立与国际商事仲裁的“纽约公约”影响力相同的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因此,包括惩罚性赔偿在内的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机制,一直是海牙公约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其先后公布的多部公约中均有相关规定。

   (一)1999年海牙《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草案)》:原则承认与执行模式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于1993年启动“判决项目”,对公约模式及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条款进行谈判,其主要争议焦点在三个方面:第一,惩罚性赔偿是否应当隶属于“民商事”范畴;第二,惩罚性赔偿与公共政策的界限;第三,是否应当确立惩罚性与补偿性赔偿具体认定标准的统一实体规则。[19]在公约研讨中,形成了以是否承认惩罚性赔偿实体法为界限的两大阵营。最后,特委会于1999年通过《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临时公约(草案)》(以下简称“1999年《公约草案》”),其中第33条涉及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根据解释性报告,1999年《公约草案》第33条表明:(1)采纳原则承认模式。该模式下,缔约国具有强制承认与执行其他缔约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义务,因而不得以本国法没有惩罚性赔偿的实体规则或其违背本国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2)使用“非补偿性赔偿”(non-compensatory damages)的概念,与“补偿性赔偿”相对应。补偿性赔偿指旨在弥补受害人所遭受损失的赔偿,包括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失,在某些国家还可能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加重赔偿(aggravated damages)等并非旨在惩罚加害人的损害赔偿类型。非补偿性赔偿的作用主要在于惩罚和威慑,其典型类型为惩罚性赔偿和“多重损害赔偿”(multiple damag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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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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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淮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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