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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革命金融和数字货币的历史渊源

更新时间:2022-01-02 00:26:30
作者: 朱嘉明 (进入专栏)  

  

   2021年12月18日,在井冈山市人民政府的指导下,由井冈山革命金融博物馆主办,全联并购公会金融文化委员会、井冈山革命金融培训学院协办,北京博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井冈山革命金融年会"启幕。

   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朱嘉明教授在会上发表了题为《革命金融和数字货币的历史渊源》的书面发言。以下为发言内容。

  

   何谓“革命金融”?

   任何以挑战和颠覆传统资本主义金融的,并具有金融性质的行为和活动,都属于革命金融。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为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金融提供了理论依据。之后,革命金融的思想和理论资源不断丰富。在实践方面,自巴黎公社以来,革命金融积累了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形成了几种典型的模式。

   一、巴黎公社模式

   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成立于1871年3月18日,失败于同年5月28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是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举行起义的结果。巴黎公社成立之后,通过了包括政教分离和妇女选举权等一系列社会法案,在经济方面实行限制和剥夺资本主义企业,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提高工人工资,劳动者八小时工作制,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禁止高利贷重利盘剥等法令。巴黎公社还明确宣布“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主张。由于公社存在的时间很短,这些措施实行的时间也不长,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有一些措施,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实行。

   但是,巴黎公社经济法令中存在严重失误,没有按照《共产党宣言》对法兰西银行实施没收,建立革命金融体系。巴黎公社起义前的法兰西银行,虽然是一家私人银行,却担负着国家银行职能,拥有各种资产30亿法郎,其中10亿法郎是现金。巴黎公社没有占领和控制法兰西银行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丧失了改善巴黎公社财政困难,建立强大巴黎公社财政实力的历史性机会,反而帮助凡尔赛政府获得2.5亿法郎以上的巨大财力支持,相当于巴黎公社财政资源的16倍之多,最终导致了公社的失败。对此,恩格斯说到:“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意义”。马克思认为: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使凡尔赛分子吹的牛马上破产。

   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性原因是拒绝《共产党宣言》倡导的“革命金融”,坐失实践“革命金融”的历史性机会。

   二、十月革命模式

   巴黎公社的教训影响深远。1908年,列宁在《公社的教训》中指出:“巴黎公社时代以来,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我们不会把银行留到资本家手中”。

   1917年11月7日,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以武装力量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新政权首先对俄国国家银行、国家纸币储备发行厂和彼得格勒造币厂实行武装监督。布尔什维克在掌握国家银行5天之后,已经从中提取了第一笔钱500万卢布,用于满足新政权需求。1917年12月14日,代表新政权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银行国有化法令》,国家垄断银行业,宣布一切私人股份银行并入国家银行。这意味着,苏维埃政府从事实和法律上实现了对国家货币发行权的控制。同月,新政权宣布废除沙皇政权和临时政府的所有外债和内债。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实施严格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不仅大型企业,还有中小型企业,一律国有化;国家垄断粮食、食品贸易,必需品凭票发放;对全体居民实行全面劳役和累进税。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财政体系极端简化,不再需要收缴税费和企业收入所得体系,国外和国内借贷的需求不复存在,企业生产产品所获得的所有资金全部上交国家财政。在这种经济体系中,货币作用大面积萎缩。对货币的需求主要用于向红军战士发放军饷,向他们的家庭发放补贴,以及向工人和职员发放工资。

   但是,即使在如此严格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下,实物发放不可能完全满足货币需求,很快因此发生货币短缺的局面。快速印刷新纸币并非那么容易,而集中在原来的国家银行即现在的人民银行中的旧纸币很快就被花光了。1917年12月,新政权颁布法令,除了债券之外,还允许沙皇政权时期发行的有价证券流通,进而 “自由债券”也被认定为合法货币。

   在苏联的货币改革初期,“流通市场形成了切尔文券、苏维埃纸币、金卢布国库券和小额兑换券等多币并行的局面。币制虽然比较混乱,但这种渐进过渡式的改革却能减少币制改革所引起的经济动荡,实现了对多年通货膨胀之积弊的冷处理、缓慢消化和分散吸收”。至于苏维埃纸币,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政府通过多次实行以新版卢布兑换旧版卢布,回收了大量旧货币,全面的消除了通货膨胀。“至1924年年底,切尔文券和国库券已经成功的成为了稳定通货,苏维埃纸币几乎完全被排挤出流通市场。在1925年发行面额为三卢布和五卢布的苏联纸币以后,政府即宣布停止发行苏维埃卢布纸币并进行收兑。政府还公布了切尔文券和金卢布的法定比价。至此,货币改革基本完成”。[1] 期间,苏联废除实物工资,实行货币工资,粮食税改用货币征用。1925年5月,苏联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币制改革结束并取得全面成功。至于切尔文券,直到苏联1947年的新卢布改革,最终被废除。[2]

   苏联1922年至1924年的货币改革,创造了“革命金融”的苏联模式。

   三、中国革命根据地模式

   中国的“革命金融”模式是中国革命根据地金融模式。

   中国 “革命金融” 模式存在如下特征:

   (1)革命根据地货币发源于农民银行或信用合作社。1925年,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1926年,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已经提出了“反对高利贷和高利押”,创办农民银行或信用合作社的主张。1927年三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

   (2)革命根据地货币历史的时间跨度长。根据最新资料,1924年,距离杭州萧山城区大约14公里的钱塘江边的衙前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所设立的衙前信用合作社,一元入会,借钱不要利息,很可能是全国第一个革命金融机构。[3] 1926年12月,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张银元票,公认为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的起源。[4] 至1951年10月,中国实现除台湾、西藏外,全国货币统一,前后24年11个月,接近25年。

   (3)革命根据地货币种类繁多。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是一个货币门类的统称,不单是指某一个货币或某一种货币——它是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独立的货币体系,包含了404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了 525种货币,2121种版别,多种币材的货币体系。[5] 其中的币材包括银币、铜币、镴币、纸币、布币。

   (4)革命根据地货币发育出独特的货币金融生态。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例,工字银元代表的货币,东固银行代表的金融机构,大陇圩市代表的交易市场,构成了革命金融生态三要素。[6]

   (5)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从来需要革命武装力量作为后盾。也以服务于革命战争为首要任务。

   (6)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典型的标志性事件是1932年在瑞金正式成立“苏维埃国家银行”,并颁布《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苏维埃国家银行创建之后,在统一货币发行权,确立银元本位,实施苏区纸币发行准备金制度,维护苏维埃货币法定地位和币值稳定,发展储蓄和信贷业务,支持信用合作社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试验。

   中国“革命金融”与苏共“革命金融”相当之不同:苏共的革命金融,开始于获取政权之后。如果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至1924年,前后七年时间;如果以1922年至1924年的“货币改革”计算,前后三年时间。中国的革命金融则发生于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前,长达20余年,积累了丰富经验和财富资源,当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时,可以迅速建立国家货币金融制度,避免了俄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的货币金融秩序混乱,严重的通货膨胀。简言之,苏联的革命金融发生在执政之后,中国的革命金融发生在执政之前。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到了晚年,即文化革命后期,非常重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货币交换持相当的批判态度。毛泽东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7]

   四、格塞尔 “邮章货币” 模式 [8]

   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1862-1930),德国人,经商于南美阿根廷。他的第一本著作,称为《币制改革为走向社会国家之桥》(1891出版),此后一直到他退休,又出了许多书和小册子。

   格塞尔是著名“邮章货币”(stamped money)的提出者,并产生了很大影响力。邮章货币是定期盖邮章才有效的货币。依照格塞尔观点,如同公共交通一样,金钱作为交换媒介应被视为一种公共服务,因此,应该对它收取少量用户费。在格塞尔时代,邮票是征收这种费用的正常方式。纸币只有每月被戳记,像保险卡一样,在邮局购买邮票,才能保持其价值。当然,邮票的费用可以固定在任何适当的数字上。格塞尔建议的实际收费为每周 1 厘,相当于每年 5.2分,即每周贴0.1%,每年贴5.2%。依此方案,流通使银行货币如同保险单一样,必须每月加贴印花,方能保持其价值。印花在邮局出售,至于印花费用,可以斟酌情形定之。

   1932年,奥地利沃格尔(Woergl)市的市长昂特古根伯(Unterguggenberger)决心消除该市35%的失业人口,发行了相当于奥地利14,000先令的“邮章货币”。这种邮章货币由当地银行储存着的同样数量的普通先令担保。为了使这种“地方性通货”生效,每月需要在货币上盖一个邮章(即买 “邮章货币”面值的1%的邮票)。因为买邮票的成本是持有这种通货的使用者的费用,每个人都想迅速的消费掉“邮章货币”,因此这自然而然地就为其他人提供了工作。两年以后,沃格尔成了奥地利实现全部就业的第一个城市。

   总之,格塞尔“邮章货币”方案,并没有停留在方案和理论阶段——虽然没有机会在格赛尔担任巴伐利亚苏维埃财政部长的时候得以实践,却在大萧条后期,先后在奥地利和美国一些州得以实践。“邮章货币”并没有共产党组织,不属于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作为前提的典型“革命金融”。但是,它对于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构成了某种挑战,为民众带来利益。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包含金融创新的“邮章货币”模式,也是一种类型的“革命金融”试验。

   五、密码朋克运动和加密数字货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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