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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从“劳工神圣”到“打工人”:百年中国民众身份的被塑和自塑

更新时间:2022-01-02 00:19:36
作者: 程美东 (进入专栏)  

  

   摘要:“五四”以来中国民众社会身份称谓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过程:第一个是“劳工神圣”,这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第一次在中国运用社会主义的观点赋予劳动人民的崭新社会身份。第二个是“工农至上”,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时期运用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赋予工农大众的崇高社会身份。第三个是“打工人”,这是新时代劳工自己的自称。这三种身份称呼的变化反映了近代百年来中国劳动大众身份由被塑到自塑的发展过程,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众在自我身份的认知从无知到自觉的认识过程。

   关键词:劳工神圣;工农至上;打工人;民众身份

  

   “打工人”表面看来是最近才出现的新语汇,但其内涵和代表的价值取向对于“五四”后的中国人来说应该不会觉得陌生,就是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的理念与口号。从蔡元培先生提出“劳工神圣”到今天已有一百多年,实际上整个下层民众在心理、身份上是一致的,但是,如何看待这种以劳动为主要生存手段的下层民众的社会身份,在不同的时间段或者以不同的角度审视,结论会存在差异。从五四到新时代,中国人对于下层劳动民众的身份话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劳工神圣”到“工农至上”再到“打工人”。本文就将从政治伦理与生活伦理的视角分析这三个身份话语形成发展过程和内在意蕴。

   一、“劳工神圣”是五四时期政治伦理、社会伦理变革冲动上的“被塑”

   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的崇高形象是被当时的知识阶层所塑造出来的,受当时西方平等观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形成,也与中国内在的勤劳自强的文化传统相契合。“劳工神圣”形象的“被塑”绝不是简单刻意就能完成的,它是知识阶层处于一种道德高地将内在自觉积淀之后形成的。应该说,这样的一种“劳工神圣”被塑,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意义非常重大。“劳工神圣”与后来的“打工人”形象之间,虽然总体上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对于劳动的尊重,但是由于形象塑造主体的区别,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在同样的价值理念下面把握其形成的内在因素。

   当时知识分子之所以提出“劳工神圣”这样的口号,主要是因为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变革急需寻找一个突破口。

   首先,“劳工神圣”是新文化运动发展逻辑的必然产物。

   新文化运动倡导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表面上出于新的社会伦理的内在驱动而形成——即造就承担建设民国任务的新的国民,所以五四时期以“新民”为基本宗旨的学生组织、知识分子群体很多。其发起者最初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指向。但是,思想文化的变动必然带来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劳工神圣”的提出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从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主旨来说却存在其必然性。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就在于通过文化内容的更新来改造国民性与实现“新民”的理想。形成“新民”是为了实现新社会,新社会的形成必然要依靠新的政治伦理,而新的政治伦理必须要有新的政治力量来调整和维持。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逻辑决定其最终必然走向破除北洋军阀政治制度的新政治伦理的变革。新文化运动希望实现的是社会变革,那么新文化运动文学的伦理最终就需要变成社会的伦理,而新文化运动的社会伦理则必然走向新文化运动的政治伦理。毫无疑问,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也确实是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的。大众文学,或者说全民性的文学和文字,就是最终为以工农为主体的普通劳工和下层民众的觉醒提供文化的资源。

   其次,“劳工神圣”也可以说是由晚清至民国知识阶层在民权主义政治伦理指导下塑造出来的。无论是君主立宪派还是革命党人都曾提倡“民权”但是民权到底怎么实现呢?这些人的基本主张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实现。晚清到民国上层或者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是普遍主张实现民权的。抽象来说,“民”是一种无差别的政治身份。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忽视了民是有职业差别的,这就导致他们提出的自上而下的民权主义在实践当中效果非常差。从袁世凯称帝到张勋复辟的历史事实,使得这些知识分子绝望到了极点。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原因之一就是对其曾经有过的民权思想落空而产生的愤怒和绝望。可以说,这些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痛恨到了极点,失望到了极点。

   十月革命劳工政权的建立与“一战”期间华工在欧洲被广泛称颂,使知识分子群体豁然开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是因为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和社会图景问题,同时也是国家制度安排问题。另外,从社会民众价值取向来说,就是劳动至上。五四时期的期刊,对于劳工阶级政权的宣扬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宣传才能使他们在社会道德和政治道德领域占据高地。就像今天,如果一个精英人士对弱者表示了歧视,就必然遭到彻底的唾弃。这不是作秀,而是的的确确在寻找以新的社会力量来实现新的社会发展的途径。“一战”期间在欧洲从事后勤战备工作的华工以他们的勤劳在国外得到了尊重,给了国内知识界、思想界以极大的启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素质在西方社会基本上得不到认可。1917年北洋政府在加入协约国后也曾想派出军队到欧洲参战,但是英国拒绝了这种主动要求,是因为他们实际上看不上中国军队。中国的文化科技在当时也是为西方列强所轻视。可是“一战”期间,中国输出到欧洲战场15万的华工勤劳朴实、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在西方的媒体上被广泛地报道。① 华工到法国之后使我们的劳动力得以从后方各种沉重烦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而且还给我们节省出大量的人员去从事原本不可能提供的战斗岗位。华工不仅在各种场所出色地完成了各种类型的任务,比如在轮船和火车上从事装运和卸载工作,建筑铁路,维修公路,在石油厂和整个法国北部地区的许多补给站工作,而且他们还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修筑了数百英里的战壕。”② 这很令中国知识界震惊。蔡元培先生之所以那么激动,是因为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历经多年的奋斗,中国的官僚不被重视,中国的军队不被重视,中国的科举不被重视,中国的文化也被不被重视,这时候一批在国内长期得不到尊重的、很多都是大字不识的苦力,却给国家带来了荣誉。同时发挥作用的还包括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的欧洲盛行,其主要代表是第二国际和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但是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种新的气象。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包括蔡元培先生在内)内心存在一种赎罪的心理。精英知识分子从本质上来说,担心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和会党革命可能带来一些弊端,担心他们成为政权更替、轮流坐庄的工具。所以,在这种社会现实的震撼下,晚清和民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鄙薄“做工做农的”不可言说的潜在意识使他们感觉到愧疚。于是“劳工神圣”被提出来了。

   “劳工神圣”最早是蔡元培在1918年11月16日提出的。蔡元培在天安 门集会上讲了一段话,其中专门提到:“我们要认识自己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第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③ 半个月后,李大钊也在天安门广场做了类似的报告,也就是《庶民的胜利》。他把蔡元培的话大致重复了一遍,后来又写作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等,这些文章都特别强调了要尊重劳动,提出知识分子要和劳工阶级打成一片。所以,在“一战”之后,中国兴起了勤工俭学运动。留学与勤工俭学运动可以说是知识阶层从精英走向平凡,反思自己的传统角色,转向尊重劳动的重要实践。所以当时的社会名流都谈“劳工神圣”“劳动神圣”这样的话题,否则就会被人诟病。无论是陈独秀还是胡适,基本上都把劳动神圣、尊重劳动、提倡劳动视为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基本原则。曾有文章统计,1919-1921年,《新青年》发表过140多篇报道中国劳动人民生活与探讨劳动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文章。《每周评论》《星期评论》,以及共产主义小组的三个刊物《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都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创办的。之所以直接把“劳动”作为刊物的名称,就是要强调新社会改造政治伦理的合理性。在文学方面,过去大家看不上的船夫、车夫,甚至乞丐、学徒都进入到了文学创作者与研究者的视野。

   因此,五四时期,“劳工神圣”是知识阶级在社会改造过程中由对政治伦理的反思塑造而成的。这首先是由于当时的劳工阶层没有文化,自己无法表达,其次是由于他们尚未形成有意识的群体阶层。和欧洲工人19世纪之后的自觉意识不同,中国的劳工基本上还处于为了个人生存而劳动奔波的分散状态。所以知识分子对他们形象神圣的塑造使得新文化运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中国的政治变革有了直接的至高无上的道德主体,使得工人在政治伦理方面获得了优势的话语权。这也使得他们在生活伦理的改善方面有了其必然性。

   二、“工农至上”——革命时期政治动员基础上的优越角色意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工农是至高无上的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快就在1921年8月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规定其主要工作是发动工人运动。它是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它的事业是要发展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觉悟,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与外国工人的密切关系。这个机构的《宣言》中指出:“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④

   1922—192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三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二七”大罢工,以此为代表的工人运动,把“劳工神圣”的道德意识直接变成了政治变革的实践力量。工农至上已经不单是小说和报刊讨论的问题,而是在实践中必须要实施的问题。不仅共产党是这样,国民党也是这样,否则国共不可能合作。孙中山、汪精卫都曾主张“劳工神圣”。孙中山先生有个名言:“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⑤这正是其尊重劳动的体现。汪精卫和蒋介石虽然后来都叛变了革命,但是没有叛变之前都曾自诩为劳工的代言人。汪精卫的表述是:“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⑥ 值得注意的是,这还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表述。因为他很清楚,经过五四运动,“劳工神圣”“劳动神圣”是一个进步人士所必须具有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十年内战时期同样如此。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党员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劳动阶层与工人阶级,那时候,即使知识分子入党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江西红军时期中央的一个文件指出:“所谓知识分子的经济成分,依其所属阶级决定。如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富农,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中农。”⑦

在国共十年内战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共产党提倡“劳工神圣”的同时,国民党也不曾反对“劳工神圣”。虽然国民党没有开展土地革命,但是在抽象理论上、在表面上也是尊重劳工的。所以经过五四运动,“劳工神圣”“尊重劳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和社会价值观里最基本的内容。延安时期,虽然毛泽东在1939年写作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但是整体上依然把劳动视为最根本、最崇高的人类活动形式,把工人阶级视为最根本的依靠力量和主体。知识分子入党之后,延安又通过整风运动强调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延安时期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成效卓著,真正做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的普遍结合与真正结合。这不仅反映在文艺作品之中,也体现在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身份变化之中。新中国成立之后,“工农至上”已经成为最基本的政治道德与社会道德,其存在已经是天然合理的了。虽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工农的生存状况、生活状况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并不是特别优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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