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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野:《庸》《孟》与《易传》

更新时间:2022-01-02 00:07:29
作者: 王新野  

  

   战国时期,思孟学派的代表一一子思、孟子建立了一个以“诚”为道的哲学体系,对当时和后世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写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易传》,不仅接受而且发展了思孟思想,是当时受影响最大的一部着作。下面我想从哲学方面谈谈《中庸》《孟子》即思孟与《易传》的关系。

   一、思孟天道观与《易传》的关系

   子思和孟子都说:“诚者,天之道也。”(《中庸》、《孟子·离娄上》)“诚”是“天之道”,天道包括天道和地道,是“天地之道”的简称。《中庸》说: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天道”“诚”的特点是“博”“厚”、“高”“明”和“悠”“久”。其作用为,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天道以“高明”“覆物”,地道以“博厚”“载物”,天地之道以“悠久”岁月生成了万物。所以说:“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中庸》)天道“诚”是宇宙的本原,没有“诚”便没有世界万物。孟子也说:“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下》)以“诚”为道的“天”生成了万物和人类。天道说是思孟学派的本体论,天道“诚”是思孟哲学的最高范畴。

   《易传》接受了思孟的天道观,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系辞下》)又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系辞上》)“弥纶天地之道”即包络天道与地道。天地之道是《易传》的根本之道,其特点是:“天道下济而光明”(《谦·彖》),“地道光(广)”大而德“厚”(《坤·象·彖》),“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彖》)“下济而光明”即《中庸》的“高也,明也”,“光(广)”“厚”即“博也,厚也”,“恒久而不已”即“悠也,久也”。《易传》认为,天地之道也是宇宙万物的生成者:

   “天道下济而光明”。“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谦·彖》《乾·彖》)

   “地势坤”,“坤厚载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象·彖》)

   “乾”“坤”代表天地。“下济而光明”的天,覆照天下,使“万物资始”,即万物赖以有生。“光(广)”“厚”之地以博厚“载物”,使“万物资生”,即万物赖以成长。“资始”则万物有“始”,“资生”则万物有“终”,这就是“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物的生成不仅需要天覆地载,在时间上还需要天长地久: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枚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彖》)。

   “恒久”是“天地之道”,也是“天地万物之情”,“道”决定“情”,没有恒久之道,不可能有天地万物的生成与存在之情。孔颖达的解释十分确切:“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故日月得天所以亦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者,四时更代,寒暑相变,所以能久。生成万物。”在这里,《易传》不仅接受了《中庸》的“悠久成物”,而且使这种思想进一步具体化。

   在天道生成万物的问题上,《易传》还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系列: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

   从“有天地”到有“万”、“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是天地、万物、人类、家庭、社会、等级、制度和道德的生成系列。这一生成系列的提出,丰富了“天道”说,推进了思孟哲学的发展。

   天道“诚”的实质是什么呢?思孟说,“诚”是“天德”,是“性之德”(《中庸》),也就是天的本性。郑玄说:“言诚者,天性也。”(《中庸》郑注)“诚”、“天德”、“天性”是“天道”的不同称谓。子思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中庸》)孟子也说:“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孟子·离娄上》)从“诚身”必先“明乎善”看,天性“诚”是至“善”的。《易传》接受这一理论,也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

   “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乾·文言》)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坤·彖》)

   天地的“大德”是“生”成万物。所谓“大德”、“天德”和“德”就是天地之道,就是天道“诚”。其内容包括四种德性,《乾·文言》解释《乾》卦“元亨利贞”时揭示了这一问题。说: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乾”即天。“元者,善之长也”,“善之长”为“仁”。天生万物表现了它的“仁”德,“亨者”天使万物以“嘉”美之德相“会”,表现了它的“礼”德;“利者”天利万物,使之“和”谐。表现了它的“义”德,“贞者”“干”济天下之物,使之成功,是为“干事”。“仁”、“礼”“义”和“干事”是天和君子的“四德”。《文言》的这种说法。来自春秋时穆姜对《随卦》的解说。穆姜说:

   《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左传·襄公允年》)

   穆姜的话不见于今本《易传》对《随卦》的解说,而见于《乾卦·文言》,显然是《易传》把穆姜的话搬了家。两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文言》搬用穆姜的话时,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其一、穆姜说:“元,体之长也。”春秋时子服惠伯解释《坤》卦六正爻时则说。“元,善之长也。”(《左传·昭公十二年》)《文言》显然是把穆姜对“元”的解说换成了子服惠伯的话,使“体之长”成了“善之长”。“体之长”的意思是物“体之长”,改为“善之长”后,“元亨利贞”直接成了以“元”为首的四善,因为只有四者都是善,才有“善之长”可谈。

   其二、以“元亨利贞”为四德解释《随》卦,与天道无关,没有哲学意义。搬到《乾》卦后,四德成为天的四种美德,“天德”说由此确立,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

   其三、《文言》把四德说搬到《乾》卦后,进一步把“元亨利贞”之德解释为“性情”,说:“利贞者,性情也。”“利贞”是“性情”,“元亨”当然更是“性情”。这样,“元亨利贞”代表的四德又成了天的四种“善”“性”。

   《易传》为什么进行上述改动和补充呢?主要是受了思孟哲学的影响。思孟天道观前己述及,另外,子思认为,“知、仁、勇”“三达德”是“五达道”的行的表现,而“仁”义和“义礼”结合为一体(《中庸》)。孟子更明确指出:“仁义礼智”是天命善性。《文言》作者接受思孟天道观和仁礼义等思想后,既想体现思孟的诚善理论,又要与《周易》的经文结合在一起,恰好有穆姜解释《随》卦的现成材料和《乾》卦“元亨利贞”的卦辞,于是移花接木,乔装打扮,精心而又巧妙地进行了上述安排。从而发展了天道人性化的思想。

   天以四种善性为道,地道又如何呢?《易传》按照上述天道说,做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坤·文言》)“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彖》)“坤道”即地道。其德性是“顺承”天道,以天的四德作为自己的本性。

   《易传》还把天道的诚善说和阴阳之道结合起来,发展并丰富了思孟哲学。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系辞下》)天刚地柔,天阳地阴,阴阳相合是“道”,是“德”,是“善”,又是“性”。天的“道”“德”“善”“性”一体,正是思孟的天道说。在这里,《易传》没有提到“诚”字,但却包含了“诚”的理论。《系辞上》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化”“成”万物的“天地之道”全部在“易”中。又说:“夫易广矣大矣”,“广大配天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之善配至德。”思孟以“至德”为“诚”,《系辞》说的包罗“天地之道”而又与天地“至德”相配的“易”就是天道“诚”的化身和代称。

   二、思孟圣人观与《易传》的关系

   《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者……圣人也。”子思认为,“圣人”和“天道”同以“诚”为本体,因而同道、同德、同性、同功: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幸,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至诚”指圣人之道。圣人的“至诚”因“不息”而“悠久”,而“博厚”、“高明”。“博厚,所以载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圣人和天地之道的“载”、“覆”、“成”物同德同功。所以说:“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又说“至诚”的圣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孟子也说:“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他以天“命”与人“性”的一体化为根据,论证圣人与“天道”同体。并说:“至诚而不动者,末之有也。”(《孟子·离娄上》)“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圣人“动”“化”万物的功德与天地之道共同存在和“流”传。总之,思孟认为,圣人和天地之道同“参”“同流”,同是产生和主宰世界万物的实体。

   《易传》接受了这一思想,说: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乾·文言》)

   《易传》中类似的话很多,让我们结合起来考查一下它和子思思想的关系: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大人”即圣人。圣人“与天”“合其德”即圣人“与日月合其明”,共同覆照万物,“与地”“合其德”即《坤卦·象传》说的“君子以厚德载物”(孟子与《易传》的“君子”都指圣人)。孔颖达疏云:“‘与天地合其德’者,谓覆、载也。”所说颇得其要,“覆、载”二字清楚地说明唐时孔颖达已经发现了《易传》与《中庸》圣人观的关系。所谓“与四时合其序”讲的是时间。“四时”之序指不同季节的循环交替。“与四时合其序”就是圣人与“悠久无疆”的“四时”相配合,化成万物。类似的思想在其他《传》中也有。如:《乾卦·象传》的“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天行健”相配合。《恒卦·彖传》以“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与“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己”相配合。而君子“自强不息”和“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就是前引子思的“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微,微则悠远”和“悠久,所以成物也”的简文。

   上述《文言》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一段话,不仅在思想上,在文字上我们也可以从《中庸》中找到它的出处。《中庸》说:

   仲尼……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帱覆。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

   以此与上述《文言》话对照,可知《文言》话由《中庸》抄录而来。“与天地合其德”即“如天地之无不持载”“覆帱”。“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即“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两句话的颠倒。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两句话是圣人“与天地合其德”的进一步说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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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周易研究》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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