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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火生:基层协商中的空间维度初探

更新时间:2022-01-01 13:26:47
作者: 谈火生  

  

内容提要:空间是近年来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将空间维度引入基层协商研究,考察“协商空间”的可能性及其运行条件,有助于深化对于基层协商的认识。首先,社区规模是影响基层协商的重要因素,根据社区规模合理划分协商单元、选择适当的协商形式是基层协商有效开展的前提。其次,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社会信任和各方所信赖的权威有助于协商空间的建构;而实名制、礼仪和网络协商规则有助于网络协商空间的健康发展。最后,协商场所的空间布局和仪式、象征的植入可以帮助协商参与者完成角色的转换并强化其对协商规则的认知和内化,从而为基层协商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关 键 词:基层协商  社区规模  协商空间  象征性表达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在城市研究尤其是社区研究中,空间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有学者将这一趋势称之为“社区研究的空间转向”。①确实,就社区研究而言,社会空间视角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区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从宏观层面上,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人在城市中的空间位置如何影响人们对社会资源的获取和社会地位的获得;从中观层面上,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空间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各种社会联系的建立;从微观层面上,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是如何通过空间感受来组织自身的经验,形成自我认同,并对外部世界做出反应。②

   众所周知,城乡社区是中国基层协商最重要的场域。但是,“社区研究的空间转向”并未传递到协商民主的研究之中。迄今为止,从空间维度来探讨基层协商的文献屈指可数。艾少伟以散杂居回族清真寺重建为例,探讨了集体协商机制在宗教空间生产中的作用。③孙九霞则以云南丽江白沙村为例,考察了村民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争夺社区空间的方式由博弈向协商的转变。④这些研究均是在空间研究中引入协商的视角,其重心不在协商,而在空间,因此基本没有探讨空间因素在协商中的具体表现及其问题。与前述以物理空间为中心的研究不同,在网络空间和网络协商的研究中,有一部分研究涉及基层协商。例如,卜红双考察了网络应用于基层协商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从培育理性素质网民、提高政府应对能力、搭建网络对话平台三个方面着手来促进基层网络协商的发展。⑤余华以杭州良渚文化村为例,展示了协商在社区营造中的作用,其中就包括业主论坛这种网络协商形式。⑥由于网络属于一种虚拟空间,因此,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与本文的相关性更高。但这些研究仍停留在较为抽象的层面,尚未深入探讨网络协商的具体机制和技术支撑条件。总体来看,目前学界对于基层协商中的空间维度还缺乏足够的关注。本文尝试将空间维度引入基层协商研究,考察“协商空间”(Deliberative Space)的可能性及其运行条件。

   本文所谓的“空间”既有物理意义上的,也有社会意义上的。从物理意义上讲,协商空间包含两个方面:协商单元的划分和协商场所的空间布局;从社会意义上讲,协商空间也包含两个方面:协商空间成立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网络协商空间健康发展的社会条件。

   本文的核心关怀是协商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问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加以思考:第一,协商空间得以建立的前提:在何种空间尺度上,协商是可能的?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协商活动应该如何选择恰当的协商工具?第二,协商空间得以建立的社会政治条件:在何种社会政治条件下,协商空间得以产生?网络协商空间得以维系?第三,协商场所的空间布局与协商参与者的塑造:何种空间布局和空间表征,更有助于协商参与者实现角色的转换和协商规则的内化,从而为基层协商活动的有效开展奠定微观基础?

   一、社区规模与协商单元划分、协商工具选择

   规模一直是民主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规模与民主》一书中,罗伯特·达尔和爱德华·塔夫特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指出了规模问题如何推动民主形态从直接民主向代议制民主过渡,而且通过引入新的解释变量,对规模和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该书的第五章讨论了规模和沟通成本之间的关系,由于金钱、时间等成本的约束,通过相互讨论来进行决策的人数不可能太多,一般而言,应该控制在工作委员会的规模,即5~10人。即使超出工作委员会的规模,最多也只能在25~30人。超出这个规模,就很难指望参与者之间能够进行充分而有效的面对面沟通。⑦尽管这项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作出的,当时协商民主理论尚未兴起,但是,它对于协商民主这种以讨论为中心的民主形式来说至关重要。事实上,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与这一问题息息相关。首先,协商民主发展出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机制,即通过抽样来选取协商的参与者,由于人人都有平等的被抽中的机会,同时样本又能准确地反映总体的特征,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从而克服了规模和民主参与之间的难题。其次,协商民主的经典实践形态均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达尔提出的规模限制。例如,在公民会议、公民陪审团等西方最常见的协商实践中,人数均控制在10~30人;⑧在中国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中,人数控制在20人。⑨再次,当参与协商的人数超出这一限制时,会应用一些技术手段来克服统计意义的代表与规模限制之间的冲突。例如,在协商式民意调查中,人数往往较多,一般会达到几百人,为了保证参与者能充分讨论,会采用分组技术,每组12~15人。⑩

   从这个意义上讲,协商民主也一直在寻找各种方法来克服规模对于协商所构成的挑战。这一挑战不仅表现在国家层面或超国家层面的协商,同样也表现在基层协商之中。在城乡社区这一地理空间里,有两个主要因素构成了基层协商的规模难题:第一,人口数量。城乡社区的规模差异较大,小的社区可能只有几十户,大的社区则有上万户。以北京为例,社区一般的规模是2000~3000户,最小的社区只有149户,最大的劲松八棵杨社区则有10000多户。(11)农村社区差异更大,全国近60万个行政村,平均每村约1000人,青藏高原上最小的村才十几户人家,中国最大的村庄广东普宁的大长陇村常住人口4万多人。(12)第二,居住方式。城市社区的居住方式以集中居住为主,较易组织。但农村社区的情况比较复杂,尤其是山区和草原地区,居住方式与平原地区差异较大。在山区,往往一个行政村包含几个甚至几十个自然村,村与村之间隔山相望。

   人口规模和居住方式给协商带来的问题是:如何保障协商民主的代表性和城乡居民平等参与的权利?在人口规模和居住方式的约束条件下,绝大多数社区是不可能做到人人参与的,即使城乡居民有参与的意愿,并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参与,也没有足够的物理空间让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如何化解这一难题?

   首先,可以根据具体的协商议题,恰当确定协商单元。协商单元不一定要与行政区划相吻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明确区分了三种情况:(1)涉及行政村、社区公共事务和居民切身利益的事项,由村(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牵头,组织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2)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村、社区的重要事项,单靠某一村(社区)无法开展协商时,由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牵头组织开展协商;(3)人口较多的自然村、村民小组,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居民进行协商。(13)这一区分显然主要是以农村社区为模板来制定的,一方面,它没有注意到城市社区的特殊性,仅仅指出了农村社区中自然村、村民小组作为协商单元的必要性,没有考虑到城市社区中的小区、网格,甚至楼栋、门洞,都有必要成为独立的协商单元。另一方面,它也没有充分考虑农村社区的居住方式对于协商单元所造成的影响。实际上,对于山区和草原的村民或牧民而言,自然村、村民小组作为协商单元的必要性不是因为它人口较多,而是因为居住分散。在山区,两个自然村之间可能直线距离并不遥远,但隔山相望,要聚在一起,需走几小时山路。而且,很多公共事务就是局限于特定的自然村,与隔山相望的村子没有关系。对于这些自然村或村民小组而言,即使人口不多,只有十几户,甚至几户,也应该作为独立的协商单元,如此才能有效开展协商。

   其次,可以根据协商单元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协商工具。不同的协商单元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中,既有人口规模上的差异,也有居住特点上的差异,应根据协商单元的特点,选择协商参与人员的产生机制以保障其代表性,并选择合适的协商场所和会议形式以利于协商的开展。就人口规模因素而言,它主要影响协商人员的选取方式和会议的组织形式。在自然村、村民小组或楼栋、门洞这个层级,如果是涉及全体村民或整个楼栋的公共事务,通常会采用户代表的方式来挑选协商的参与者;如果是只涉及其中一部分人利益的公共事务,则邀请利益相关方参加。但是,在行政村和城市社区层级,或者乡镇、街道层级,如果是涉及全体居民的公共事务,户代表这种机制就需要加以改进,因为数量过于庞大。要么利用既有的村民代表大会或居民代表大会开展协商,要么通过自愿报名和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来选取户代表。在这一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在协商人员的构成上保证抽样产生的代表与选举产生的代表相结合,普通村(居)民与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村(居)民相结合,注意吸收一定数量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教师参与协商。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在有条件的乡镇、街道,可以建立协商人才库,摸清家底,根据协商议题选取一定数量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与协商。在这方面,浙江温岭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14)在行政村和城市社区层级,或者乡镇、街道层级,由于参与协商的人员可能较多,在会议的组织形式上,就不能仅限于大会讨论,而应该大会讨论和小组讨论相互配合,交叉进行,经过多轮的大会讨论和小组讨论,最后形成会议纪要。与此同时,这个层次上的基层协商,其前期准备工作应该比自然村或楼栋层次的协商更加充分,应该形成文字材料,提前几天发放给参加协商的人员,促使他们提前思考,以便会上的讨论更加深入,所反映的意见更加成熟。

   就居住特点因素而言,它主要影响协商场所的选择。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建专门的议事厅,在乡镇、街道或行政村、社区这个层级,如果有条件,能建当然好,但在大部分的行政村和社区还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因此,在协商场所的选择上,还是应该因地制宜,利用既有的场地开展协商。当参与协商的人数不多时,可以利用村部会议室、老年活动中心、妇女之家等场所;如果人数较多,可以利用社区中的空地或借用周边的中小学的教室来开展协商。如果会议形式是大会讨论和小组讨论交叉进行,借用中小学教室可能是最佳选择。在自然村或楼栋这个层级,应善于赋予既有空间以新的用途。例如,在南方很多地方有祠堂,以前就是家族协商议事场所,今天完全可以用它来开展协商活动;在很多城市社区,高层住宅的居民们将一楼的门厅加以装扮,变成温馨的“会客厅”,成为整个门洞几十户居民们协商议事的场所;在湖南临澧县农泉村,在苏州的项路村,利用村里小卖部前的空地,村民们搬着小板凳来协商议事,“板凳夜话”求出村民需求“最大公约数”;(15)在江苏徐州,将村里党员、乡贤家的堂屋作为“微协商”的场所,就邻里关系开展协商。(16)这些都是基层协商中涌现出来的活生生的巧用空间的案例。

   二、信任、权威与协商空间的构建

“协商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它和上一节所讨论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不同,它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空间是政治性的,它本身是社会的产物,各种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充斥其间,共同维持着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具体到本文所关注的协商空间来讲,不同的协商类型在协商空间的建构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协商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决策型协商、冲突协调型协商和公民教育型协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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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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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202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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