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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钟鉴:探索与反思——我的学术之路

更新时间:2021-12-30 17:19:58
作者: 牟钟鉴  

  

   引言

   我生于抗日最艰苦的1939年,出身于山东烟台一个小康之家。小时在烟台乡下经历过日寇的残暴,亲族中有长辈惨死于日军刺刀之下。小学四年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青岛,目睹过美国大兵的耀武扬威和街头大批流浪的难民与乞丐,并且亲身经历了青岛解放的重要时刻。我遇上了从国民党统治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当代中国最重大的社会变革,家庭和自己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建国息乱,开始和平建设,我随母亲回到烟台读高小,从此在新制度下成长。

   祖父是当地有名善人,以接济贫苦为乐,受到乡里的敬重。父亲活到93岁,为人忠厚,终生笃信孔子之道,写有不少相关诗文。我在《悼父诗》中感念他:“尊孔读经,褒扬先贤”,“关切黎庶,时弊是耽”,“追念先祖,忠厚代传”,“心如赤子,远离伪奸;一生清白,可表于天”,称他是“民间儒者,林野文渊”。母亲是远近赞誉的贤妻良母,德寿双兼,而今已有百岁高龄,仍然神清体健,是我有大福气。我撰写《慈母颂》为她祝寿,称道曰:“巍峨如山仁,柔和似水亲。数代皆仰赖,不积亦不矜。风霜历已久,纯厚仍此心。功德何其多,亲疏皆沾恩”,“家教温而雅,家风和且淳”。我有幸生长在这样一个道德家庭,以父母为启蒙之师,从小养成了温和好善的品格。

   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生活是值得回忆的。社会在医治战争创伤之后迅速发展,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名校的烟台二中朝气蓬勃,教师尽职敬业,学生尊师苦学,德智体全面发展,没有后来应试教育的弊端。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修完又续读中国哲学史专业方向研究生,前后八年。那是一个充满崇高理想、革命热情高涨的年代,仿佛旧的一切都将过去,新的生活正在呈现,因此破旧立新便成为课程内容的主调。但是校园并不平静,政治运动频繁袭来,教育革命冲击教学,学生不能安心学习,经常陷于苦闷和困惑。好在出现三年经济困难和之后几年的社会运动松弛间歇,终于能够潜心读书,顺利毕业。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在那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两个绝然不同的历史时期。1987年转入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现升格为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到今天。我在京居住长达59年之久,北京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从文化上说它是我的精神之乡、安身立命之地。时间如流水,不舍昼夜,转瞬间已过古稀之年,感慨良多。我的工作经历比较简单,人生却遭遇了和平时期生存环境下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变化,特别是“文革”的灾难,这是命运的安排,也许就是为了锤炼学人的心性,打掉稚气,促其成熟。如果说共和国前三十年是社会对我的培养期,包括学校教育和实际考验(社会是更大的学校),那么共和国后三十年便是我为社会的服务期,主要是从事中国哲学和宗教学的学术研究。再加上“文革”后期勉强做的一点专业工作,我的学术生涯约有四十年之久,也称得上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学人了。虽然勤奋努力,却业绩不多,只能算是一个学术上的“及格生”。客观上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前辈学者的家学渊源、国学根基和系统西学训练,又赶上一个文化激进主义汹涌澎湃的时期,缺乏原典教育,所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主观上资材平凡,智慧不足,没有早早自觉远离“运动”、游心学术,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好在上天眷顾我,使我青年时顺利进入北大,接受一批大师级学者的熏陶;中年“文革”的磨难经过转化,成为亲历者独一无二的精神财富;后半生又遇上改革开放,有了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日渐改善的物质条件,特别是适逢中华文化走出低谷,浴火再生,日渐受到社会各界重视和尊重,自己所学专业有了用武之地;再加上自己肯于学习,勇于反思,并得师友之助,遂略有所成,弥补了前半生许多缺憾,也是人生之幸了。

   我从中小学时代即习惯思索,遇到问题喜欢连问几个为什么,总想刨根究底,包括宇宙之际、社会之变、生命之谜,常思其来龙去脉而不得解,翻阅一些书册亦寻找不到满意答案,但因此增加了对于根源性问题探讨的兴趣,想学点哲学。高中学业成绩文理兼优的我,不顾当时“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舆论压力,自主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并被录取,从此走上只有极少数人才选择的以“思想”为主业的人生道路。我的学术研究以中国儒、道两家哲学为主,后来又兼做宗教学理论、中国宗教史、民族宗教的研究。宗教研究虽非当初的选择,却也符合哲学与宗教学交叉的实情。哲学与宗教都要穷根究底,也都可以使人安身立命,两者面临与回答的问题都具有终极的意义;不过哲学中理性沉思的成份为主,宗教中情感心理的因素居多,两者的进路有所不同,而又相互融摄,难解难分。

   经过大半生的求索,我是否找到了揭示宇宙、社会、人生谜团的最后答案了呢?并没有。非但如此,我从一个哲学上的纯粹可知论者变成兼信不可知论者。相对真理是可知的,终极真理是不可知的。人类是伟大宇宙神秘创生力的产儿,虽有灵性却渺小而短促,它不可能洞悉创生之母的无限威力从何而来,因此,宇宙之谜的谜底是永远不可知的,社会人生之谜也不可能彻底揭开。各种宗教描绘了宇宙终极者的情状,给出了各自的答案,而信者自信,却做不到遍信;各种哲学提供了认识真理、应对生存困惑的智慧,有助于精神的提升,却达不成共识。社会与人生并没有一条确定不移的道路,人们只能在漫漫人生之旅中上下求索,不断地获得一些有益于社会人生的启示,使自己和周围的人安心受用,改善生活的质量,而无法勾画出可以令所有人满意的清晰的终点。所以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华文化的探索者,在探索中不断反思,在反思中继续探索。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我的理解,哲学并不直接去研究宇宙、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而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对人类的认知过程和结果,包括认识史、思维史、心灵史,回过来作再一次的认识、思索和体悟,总结出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提炼出根本性和普遍性的真理与智慧,使人的精神生活达到高度自觉。人们不可能都成为哲学家,但应当有哲学头脑,学会反思,就会使人生减少盲目性、依赖性,而走向明智和成熟。

   在学术探索的曲折道路上,我经历了两次大的反思和突破。第一次是摆脱“苏联模式”和“五四”文化激进派的束缚,回归中华文化前后相续、有因有革的传统。从大学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朿,我处在一个矛盾状态:在内层性情上保持着温和理性的气质,在外层认识上追随着革命激进的反传统的潮流,努力学习做一名批判旧世界的斗士式的学者,而总是达不到当时社会主流的要求。“文革”的教训,使我猛醒。它把反传统主义推向极致,也充分暴露了民族虚无主义的莫大弊害,使得几十年来以“革命”的名义横扫传统文化的思潮,同“文革”一起破产。几年的反思,认识到文化偏激主义的破坏,较之文化保守主义的落后,其对国家民族的危害要甚于百倍。保守文化也许会延缓新陈代谢,然而尚有旧文化旧道德支撑社会精神生活,可以慢慢加以改良;扫荡文化则会断裂传统,使整个民族精神上无家可归,还可能倒退到野蛮。“五四”激进人物喜欢讲“礼教吃人”,殊不知“左”倾狂热也可以“吃人”,吃更多的人,连文化的根系一同吃掉。凡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人,莫不为此而痛心疾首。溯其源,来自苏联“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的理论和文化激进派的极端思想。“五四”激进人物标榜“科学”与“民主”,而他们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一棍子打倒,并无科学分析,对待不同学派强烈排斥,也没有民主精神,只有简单武断之言和咄咄逼人之势,自美其名曰“反对封建专制”,实则要把“科学”与“民主”变成类似上帝的绝对权威,提倡另一种文化专制,这是中国“全盘西化论”者的一种悲哀。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逐渐走近中华文化,并为它所吸引,走上文化改良的道路。有人把我划归“文化保守主义”群体,我则自称文化改良主义者。虽然“文化保守主义”并非政治保守主义,它包含改良,又广为流行,我还是要为其“正名”。“文化改良”才是名符其实,既包含坚守优良传统,又包含剔除陈腐成分,还包含不断创新。多年来中国前沿思想家在文化问题上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最终并未喚出一个新的文明社会。我认为,文化不能革命(不可大破大立),只能改良渐进,否则必然断裂文明链条,造成灾难。“不破不立”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不立不破”更有其真理性,学术工作的重点要放在推陈出新上面,这比简单化地批判要难得多,却最能有效地推进文化建设事业。在反思中我找回了当初的“真我”,一个温良中和的人,性情与认知终于取得统一。

   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多元文化和中西比较中摆脱西方话语的支配,寻找中国模式,探索中国特色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与宗教学的研究,由于广泛吸收西方的学术成果,视野拓宽,方法多样,出现了新的气象,中华学术有了新的生机,逐渐进入国际交流平台。同时,主导的话语权仍在西方,影响所及,甚至中国学人判定中华文化的优劣,也要以西方价值观为标准加以衡量。西方人文学术的优点是理性主义和个性解放,不足是欧洲中心论和斗争哲学。例如重外超越本体,轻内超越日用,难以如实阐明儒学的内涵;重逻辑分析,轻直觉体悟,无法正确评价禅宗和道家;重一神教和体制化宗教,轻多神教和民间宗教,不能准确把握中国宗教的特点,如此等等。有些中国学者不自觉地照搬西方理念,及文、史、哲、宗的学科分类标准,套用在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与学科分类上,扭曲或肢解了中华传统学术,甚至不承认国学的正当地位。西方文化仍然处在强势地位,它所提供的民主、自由、法治、理性、人权等普世价值,以及现代学术成果、教育理念、学科分类、教育体制和教学方式,许多内容已成为全人类的财富,我们必须认真吸纳,用中国特色的形态加以体现,不如此,中国就无法进入现代文明行列。可是西方近现代文化有两重性,国内社会管理与国际外交事务用双重标准。它以殖民扩张所形成的不平等国际秩序为背景,在本质上是自私的大民族主义的,加上资本集团本性的贪婪,它在国际行为上真正信奉的是强权和霸道,并无民主、自由、法治可言,不过依据形势的变化,经常变换姿态,软硬兼施或轮替罢了。即使较为开明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论,也没有摆脱“实力”的考量,并未达到道德境界的高层次,更不用说迷信硬实力的政界主流势力了。其主导世界潮流的结果,造成族群冲突加剧,地区流血战争不断,军备竞赛继续进行,经济与生态危机转嫁不发达国家,人类前途堪可忧虑。西方学术文化长期占据国际学界中心舞台和对东方和中国文化的忽略与贬低,也不可能短期改变。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其天人一体、天下一家、仁爱忠恕、和而不同的精神和智慧,正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欠缺,成为国际通行的公共规则和当代文明转型期普世价值的重要内涵。中华学术的传统与成果又是今日中国发展新学术的必备要素和资源。所以需要进行中西文化互释互补、平等对话,主动掌握话语权。意识到这一点等于实现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而学术上真正的突破则需要坚毅的精神和持久的努力,这一过程远未结束。

   下面谈几点在学术探索道路上反思的体会。

   一、尊师重道,承接前辈学者的学术统绪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的北京大学哲学系,集中了一大批全国各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的著名教授和学者。中国哲学史学科有:冯友兰、汤用彤、朱谦之、黄子通、张岱年、宗白华、周辅成、任继愈、朱伯崑等。西方哲学史学科有:洪谦、朱光潜、郑昕、熊伟、任华、王宪钧、张世英、汪子嵩、吴允增等。初期老教授被强调要改造思想,不受重用,1956年以后开始陆续走上讲台,与学生有较多接触。真是天赐良机,我恰恰在这个时期入学学习哲学,这使我能够就近接受他们的教诲,有一个高起点。当时政治空气严峻,批判运动正在节节推进,民国时期硕果累累的哲学学术传统已经式微,又不绝如缕,大师级学者仅存于北大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所。当时学生与老教授接触存有疑虑,却又被他们的学术和气象所吸引,自觉不自觉学到不少知识和治学之道。我听过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的宋明理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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