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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民族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未来

更新时间:2021-12-29 23:39:23
作者: 赵鼎新 (进入专栏)  

  

   一、理论

   民族主义运动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研究是社会科学中的富矿,并且产生了许多有很大影响的理论[1]。以笔者愚见,现存理论多多少少存在着以下几个误区。

   第一,缺乏更长时距和宏观的权力/结构视角。大多数学者会强调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形态都是近现代的产物,并且认为其产生和发展背后有一些比较单纯的结构性原因。比如,蒂利提出以民族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欧洲军队打仗更勇敢,战争因此就促进了民族国家在欧洲的扩散(Tilly 1990),盖尔纳认为是工业社会人员的高度流动性和现代国家的教育体系的性质等因素促进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Gellner 1983),高斯基强调新教组织对其成员的各种“规训”不但为欧洲国家提供了统治模版,并且为民族主义这一跨区域认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Gorski 1993),安德森强调了现代通讯技术在民族主义这个跨区域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意义(Anderson 1991)。本文则强调,虽然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都是近现代的产物,但其思想渊源却可以追述到犹太/基督教的一些教义。本文还指出,虽然以上的理论都不无道理,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驱动着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政治模式扩散的原因却有着高度的多样性,很难简约到以上某类理论,但是帝国政治始终在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扩散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第二,研究民族主义运动的学者普遍有给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做出定性的欲望,提出了诸如宗教民族主义(Barker 2009;Brubaker 2011)、族群民族主义(Roshwald 2001;Smith 1981, 1986),文化民族主义(Bets 2018)、以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Tamir 1995)和公民民族主义(Kohn 1944)等等概念,并试图区分出倾向于和多党民主结合的公民民族主义,和容易引发仇恨、暴力和族群清洗的族群民族主义(Brubaker 1992)。本文则想指出,民族主义是一个内容非常单薄的意识形态,除了认定某类居住在某地、获得了某种地域性政治认同的群体(民族)拥有自治权之外,再无其它。但这一特点却给了民族主义思潮很大的生命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和性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结构结合而形成高度多样的变种。简单地通过给不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定性来把握其性质,非常容易让我们忽视这一点。为了缓解这一困境,本文通过对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梳理总结出了四个在经验层面影响巨大的理想型——公民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讨论了这些理想型的基本特征,并且指出哪类理想型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帝国政治框架下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

   第三,以往学者会强调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是捍卫文化多样性的武器 (Hobsbawm and Ranger 1983)。本文则指出,民族主义运动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精英操纵下的产物,并且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也是地方文化多样性的杀手。

   第四,以往学者或者会认为民族想象必须要有族群、文化或者语言等客观基础才能维持和壮大(Hroch 1985;Smith1983),或者会强调民族是一个“想象共同体” (Anderson1991)。本文指出,民族认同既可以植根于某种客观的历史、宗教或文化基础,也可以建立在纯粹的想象和制造的基础上,并且民族主义运动的认同基础在世界上有一个从客观到主观的发展过程。

   下文对本文提出的理论与威默尔(AndreasWimmer)和豪(John A. Hall)两位研究民族主义运动专家的理论的相似和区别做出讲解,由此来点明本文理论的一些要点。威默尔的理论可称之为“权力-合法性”解释框架(Wimmer 2013, 2018;Wimmerand Feinstein 2010;Wimmer and Min 2006),而本文的理论则可以称之为一个“帝国政治-意识形态”解释框架,由于两者有相似之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加以阐释。威默尔的理论大致可以总结如下:近代欧洲国家力量不断增强,插手社会的能力也不断加大。在此过程中,欧洲的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不断冲撞,最后实现了国家合法性基础的转变。具体而言,国家需要为国民提供公共物品并且给予国民政治参与的权力,而国民则为国家提供税收和军事支持。因为率先实现这一合法性基础转变的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要比帝国以及其它政体形式的国家来得更为强大,这就导致了同构扩散(即其他国家开始仿效),民族国家这一政治模式因此逐渐取得主导(Wimmer and Min 2006)。

   威默尔认同如下一些被广为认可的观点,即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发展是一个帝国垮台的过程(Jászi 1929;Roshwald 2001;Shawand Shaw 1977),民族国家这一政治模式具有某种内禀的同构扩散动力(Meyer, Boli, Thomas, and Ramirez1997),以及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威默尔同时也强调不同国家间的军事竞争对于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让我们看到蒂利(Tilly 1990)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面,虽然蒂利分析的只是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形成和扩散,而威默尔却把蒂利的逻辑推广到了整个世界。

   笔者对威默尔的理论有四点质疑:第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很长一段时间,在英法这两个民族主义思潮率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其统治者的疆域控制、自我认同、行为方式都更像是帝国,而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民族国家。第二,至少到二战前,传统的帝国政治一直占据着主导,决定世界政治格局的也同样是大帝国之间的政治。与其说是因为民族国家战争能力强导致民族国家这一政治模式在世界上取得主导,不如说是帝国的扩张以及帝国之间的战争不断给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机会。第三,大多数国家得以独立并且发展成为民族国家,并不主要是因为那些国家内部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转变,而是得益于帝国冲突而造成的非企及结果。第四,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都有广泛的民众加入,但是民众往往是被动员起来的,而不是因为有了民族意识后才自觉加入。民族主义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个政治精英运动,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以国家或者其他政治精英为核心的国家建构运动,而不是一场在民众与国家讨价还价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运动。

   在众多的民族主义理论中,笔者的理论与豪的“帝国政治”解释框架最为相似(Amasyali and Hall 2021;Hall 1993)。豪强调民族主义运动的高度多样性,决定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主导性因素是政治,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帝国垮台、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对于这些观点,笔者都特别认同。但笔者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与豪有三方面的区别。第一,虽然民族主义是个现代现象,但它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却有前现代渊源,并且这个渊源并不是来自通常所认为的近代族群意识和国家能力的发展(Armstrong 2017;Wimmer 2013),而是来自犹太/基督宗教的零和性。换句话说,民族主义不但是现代产物,而且还是西方文化下的产物。比如,族群意识和国家能力在宋朝及以后的中国日益发展,但如果没有西方给中国送来了民族主义,笔者很难想象在东亚的传统文化和政治秩序中会自然发展出民族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第二,笔者更强调民族主义运动的多样性和生命力的意识形态来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内容单薄而有着机会主义的特性,或者说它不但能和任何性质的社会政治结构结合,而且非常容易与影响力正在上升的任何性质的意识形态结合从而产生大量变种。启蒙运动后产生的任何世俗意识形态都有过时的可能,唯独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很难落伍。第三,笔者认可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主导因素是政治,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帝国垮台到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但是相比于豪,笔者更强调世界范围内的帝国政治在民族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世界近代史中,帝国的性质和行为方式不断变化,但其主导性始终没变。

   笔者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对二战后民族国家这一国家模式在全世界取得主导的解释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近代以来的帝国政治和既定时空下主导意识形态的结合,不但决定了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而且还决定了不同时空下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这个理论有两个相互依存的要点:第一,民族是一种认同,除了家庭和其他一些在直接交往基础上产生的认同,其它形式认同的建立都得靠某种外在强制力,而不是仅仅靠共同语言和文化等客观基础。第二,在所有的外在强制力中,国际政治,特别是大帝国之间的政治是最强有力并且最具后果性的力量。

   因此,研究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都应该首先从帝国政治出发来做考察,而不应该仅仅从诸如族群认同、历史记忆、对于民族自觉的追求、通讯和交流手段的提高、民族国家模式的扩散能力等强制力较弱的社会力量出发来建立各种“瞎子摸象”式的理论。这里并不是说后面这些因素不重要,而是这些因素本身的重要性,或者说它们对于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型塑作用,都首先受到帝国政治的影响。在本文中,“帝国”指的是一类地域庞大、内部文化和族群多样、在国际政治方面有一定主导权,并且对其他国家的主权有显著的干涉意愿和能力的一类政体模式,而不是狭义的专指近代西方侵略者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也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通行用法。在国家建构史上,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已经延续长达数千年,发展出多种类型,至今历久不衰。

   二、民族主义发展的九个阶段

   基于本文提出的“帝国政治—意识形态”理论框架,笔者把近代民族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分成九个阶段,即九个历史转折点。以下是九个阶段基本特征的一个简要总结。这个总结欲达成三个目的:其一是点明当代的民族主义思潮与犹太/基督教的关系;其二是阐述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如何推动民族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和发展,从而改变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迎来了二战后民族国家模式的主导,以及宗教民族主义运动的复兴;其三是勾勒出一些重要、但在别的理论框架下容易被忽略的经验事实。

   (一)犹太/基督教的零和性和人类认同感的突破性发展

   犹太教出现之前的世界是多神教的天下。彼时的征服活动通常伴随着“胜者所推崇的神为大”这个规律。因此,随着某些政治势力的兴盛,某些神的影响也逐渐强大,但这一发展并不改变多神教世界的基本宗教生态。从许多方面来说,犹太教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中具有转折点意义。在犹太教取得主宰之前,由多个部落(传统说法是十二个)组成的犹太人活动于迦南、埃及一带,遵循着多神教的传统,与近东地区的其他部落和部落联盟并无本质不同。就犹太人的命运来说,成了“上帝的选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它帮助犹太人确立了一个跨部落的认同,加强了内部的凝聚力,发展成了一个在前现代就有了“民族”(nation)概念的群体。但问题也在于此,它将犹太人与其它群体之间的边界清晰化。不难想象,在前现代的政治文化氛围下,一个内在凝聚力强大、外在边际清晰的群体势必会召来其他政治势力的挤压,而这种挤压在缩小犹太人生存空间的同时,势必会加强犹太人的民族认同。

   必须说明,当代的民族主义思潮与犹太教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它们在思想上却有高度的同构性。笔者很难想象,在一个多神教的世界中会出现认同清晰、边际清楚的民族主义思潮。犹太教的兴起可以说是为民族主义在近代的发展播下了一颗种子,但这颗种子将以基督教的形式得以保存。

对于本文来说,基督教的意义在于它在罗马帝国框架下把零和性的犹太教改造成为一个兼具零和扩张性的宗教(零和指的是一种“只有我掌握着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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