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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利玛窦攀登北京之峰

更新时间:2021-12-27 10:27:08
作者: 史景迁 (进入专栏)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花了四十九年的时间才来到北京。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在他心中到中国来的愿望是在人生的哪一阶段发了芽,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身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时代,充满着围堵新教和传播天主教信仰的理想。利玛窦的家乡马切塔拉(Macerata)属于教皇辖区,附近有三处地理坐标为他的思想插上了翅膀。第一处是洛雷托(Loreto),这里有拜者云集的圣母马利亚圣殿和以她之名召唤的奇迹;第二处地标是安科纳(Ancona),东面亚得里亚海的一座港口城市,是意大利与中东的贸易中心,也是犹太人的避难所,这些犹太人大多皈依了基督教。第三处地标就是罗马,特伦托会议改革之后,罗马教廷恢复了权力(虽然这里并非是清一色的基督教徒),教皇庇护五世即位后,便开始野心勃勃地按计划对外扩张。

   利玛窦最初想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但他在1571年加入了耶稣会,之后在罗马、佛罗伦萨和科英布拉学习了六年,于1578年春前往印度。他还在罗马学习的时候,负责这些初学修士的代理教师是神父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范礼安来自基耶蒂(Chieti),是一位聪慧过人、令人敬畏的牧师,他也是耶稣会的东方总巡察使,对在印度、日本和中国的传教工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范礼安将教堂视为纯净、坦荡和慈爱的圣地,这一观念可能也传递给了年轻的利玛窦。在致函学生时的同窗好友朱利奥·福利嘉蒂(Giulio Fuligatti)神父时,利玛窦唯一一次谈到了他最初的动机。他回忆了在马切塔拉和罗马时,他们是如何梦想着前往印度传教,但也认识到在国内也有很多传教的工作要做,他说“人不需要钢铁般的意志才能成为殉教者,也不需要长途跋涉才能成为朝圣者”。[1]

   利玛窦于1578年9月到达印度西部的沿海城市果阿(Goa)。在1582年春天之前,利玛窦要么在果阿,要么在稍偏南的城市科钦(Cochin),这段时间成为他后来在中国工作的学徒期。进入这个陌生的印度世界,也就进入了一个充斥着异常多元的教义和战略纷争的世界。这里面包括了教会中不同教派之间的紧张态势、对宗教法庭的角色认识上的分歧、西班牙与葡萄牙之间的纷争(1580年联合之前)和由此带来的两个国家和教皇之间的分歧,以及固执己见的个人如范礼安和卡布拉尔(Francisco Cabral, S. J. , 1538—1609)之间的争端。

   范礼安是促成利玛窦北京之行的关键人物。范礼安于1539年出生,1566年加入耶稣会。在罗马学院期间,他师从克拉维乌斯(Christoph Clau, S. J., 1538—1612)学习神学、哲学、物理学和数学。1571年他被任命为初学院代理教师。正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在这个职位上,他主考了年轻的利玛窦的第一学年考试。之后,范礼安又担任了马切塔拉的修道院院长。1573年,耶稣会总长埃弗拉德·墨库里安(Everard Mercurian)神父任命他为远东耶稣会监会司铎,并派他出使印度。按照教会当时的体制,这一任命一下子给了三十四岁的范礼安很多权力,相当于从好望角到日本所有耶稣会教区的总视察员。[2]范礼安的使命是用高昂的宗教热情为亚洲传教使团注入新的活力,在远东增加人手,好让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之后稍作休息,从而在精神上重新焕发出活力。同时,他也要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决定是否在恒河流域之外的印度、摩鹿加群岛、马六甲海峡以及日本建立独立的传教使团基地。

   范礼安对印度的传教事业寄予厚望,这同时也是耶稣会总长的期许,即使可能会令葡萄牙统治者不满。这一举动耐人寻味,既表现了墨库里安的独立精神,也凸显了招募有才干的新会员的迫切需要。麦古里神父选中了三十二位耶稣会会士分配给范礼安;在麦古里神父的批准下,范礼安还选了八位会士一同前往东方。这些传教士中有很多忏悔者——即之前信仰犹太教的“新基督教徒”。时任葡萄牙教会事务主管曾警告说,塞巴斯蒂昂国王(King Sebastian,1557—1578年在位)及其皇叔红衣主教恩里克(Cardinal Infante Dom Henrique)可能会明确反对他们的行动,而且印度那些鄙视新皈依犹太人的葡萄牙传教士和贵族也会强烈反对。范礼安毫不怀疑地认为,葡萄牙那些老神父对教会的体力、纪律和肉体惩罚的要求过于苛刻,且不合时宜地宣称这是建立者罗耀拉(Ignatius Loyola, 1491—1556)的初衷。范礼安并不赞同这种方式,坚持认为有必要沿着以信任和慈爱为基础的道路前进。1574年初,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葡萄牙人所独有的特点是,总是承受着内心的痛苦。他们无处不在的忧郁和惆怅就是明证”。[3]

   1574年1月,范礼安在接受塞巴斯蒂昂国王的接见时表现奇好,这增强了他天生的乐观。他请求国王赐予他们每人一百斯库多[4](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再多些)作为三十位耶稣会士的旅行费用,要求预定的船舱要设于船尾,以利于通风和储藏;他还恳求国王提供一定量的面粉,让他们可以制作新鲜面包,而不是依靠船上的饼干为生;并要求额外的资金来支付里斯本到东方的旅行费用。塞巴斯蒂昂国王同意了范礼安所有的要求,并且额外给了他一些买酒钱。最终,经过两个月的最后训练,1574年3月,四十一位传教士满怀热情地同范礼安一道出发了,并于9月份到达了果阿。[5]

   尽管旅行的开端颇为顺利,但在仅仅一年之后,居住在葡属印度殖民地(主要是在果阿)的范礼安在一封信中以最黑暗的色调描绘了印度的未来,他认为政府体制太糟糕,以至于耶稣会士们不愿聆听文武百官的忏悔;而在其他方面,印度士兵军饷短缺,要塞防御简陋,军舰装备落后,司法体系不公。[6]

   两年后的1577年,也就是利玛窦到达果阿的前一年,范礼安在前往马六甲的途中重新仔细评价了印度社会,这与其他葡萄牙人写的报告一样言辞尖利。印度气候炎热、疾病蔓延、社会堕落、死气沉沉。这些感受让他将印度人与非洲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不比“凶残的野兽”强多少。他补充道:“这些人(我指的并不是所谓的‘白种’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缺乏个性和才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天生就是为人服务而不是发号施令的人。”[7]对于印度当时在文化或哲学,或者说在历经千年的古老宗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范礼安毫未觉察,也已经毫无兴趣。

   利玛窦的经历也如出一辙。最开始,利玛窦刚刚达到果阿,莫卧儿王朝统治者阿克巴(Akbar, 1542—1605)便邀请了三位耶稣会士前往他的宫殿,并派遣了重要的使团,经水路前往果阿。这让利玛窦备受激励,为在印度取得成就的前景欢欣鼓舞。除此之外,同样让利玛窦斗志昂扬的,还有印度人对于基督教神学指导的需求,以及他并没有同他的同人一样,被认为是智识上的二等公民而受到歧视。

   但是,在此后的一年左右,利玛窦备受疾病折磨,不得不前往交趾疗养。几个朋友的去世让利玛窦伤心不已,很多印度天主教同事的教育水平之低也让他苦恼失望,晦涩难懂的印度文学和文化让他困惑不安,这一切,让利玛窦变得像一个巡查员。在1581年的一封信中,利玛窦认为已经没有希望让阿巴克皈依基督,而阿巴克邀请耶稣会士前往其宫殿,仅仅是因为“他对于某种新的思想流派有着天生的好奇”,并希望在与自己兄弟的内战中取得葡萄牙人的支持。[8]利玛窦最为沮丧的语气出现在1581年12月1日,在一封写给耶稣会同事、历史学家吉安·皮耶特罗·马菲伊(Gian Pietro Maffei, 1533—1610)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沮丧和失望,他写道:

   全体神父目前都很健康,工作相当忙碌,只有我没有事做,今年已两次患病,上司要我把神学念完,因为我不时参与杂事,所以有时真该去忏悔一番了。……我宁愿承受十倍的旅途艰辛,去换取同尊敬的神父您和我亲爱的老朋友们待上哪怕一天的时间。[9]

   利玛窦知道,这种思乡之情不会有助于情况的好转,而且对于那些在果阿试图用爱和鼓励来使他振作的人来说,这是心胸狭隘的行为。但是,在领悟之余,他仍然给马菲伊写信,他觉得自己已经“像一个老人一样,用所有的现在去缅怀过去的时光”。

   但是,随着利玛窦对印度越来越失望,他就对日本越来越抱有希望。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了范礼安是如何期待并影响到利玛窦的。1580年1月18日,利玛窦从交趾给他之前在科英布拉的神学老师写信,信中兴奋地提到,马六甲教区的院长神父与玛弟亚·阿布格神父(Mathias d’Albuquerque)一同到了交趾,并带来视察员范礼安神父年报的复本。在书信中,范礼安宣布了五国领主后国(Bungo)大名归化的消息。1月30日,利玛窦最初的热情演化成为羽翼丰满的希望,丰后大名及其儿子的皈依意味着“不但其统治的五六个国,而且整个日本都能皈依基督”。利玛窦称赞这些成就还有一个更为私人的原因,那就是一位传教士在京都(旧称Meaco)使一万两千人皈依了基督教,这位神父名叫朱利奥·皮埃尼(Giulio Piani,1538—1605),来自马切拉塔,是利玛窦的同乡,家境富裕,比利玛窦年长十四岁。[10]

   然而,这一时期始终充满了矛盾与不和谐,利玛窦所承受的压力也是极为复杂。正当利玛窦为范礼安传来的有关日本的消息而欢欣鼓舞之时,范礼安却改变了自己的语气。1579年,利玛窦正在印度春风得意、对基督教在日本社会的成就充满热情之时,范礼安给耶稣会总长墨库里安神父写信说道,日本的五十五个耶稣会会士(其中只有二十三个牧师)不可能满足十万日本民众精神皈依的需要,教会对“他的圣子要求过多了”;此外,传到印度的有关传教在日本大获成功的消息也与现实大相径庭。范礼安意识到,那些原本被他称赞为“白色人种”和“绝对虔诚的民族”的日本人,实际上是“世界上最虚假和伪善的人”。他感到自己正处于“束手无策、焦虑不安的状态,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应该遵循严格的逻辑基础,首先为年幼的日本青年设立神学院,并且为欧洲人开办更好的语言学校。但是,“什么时候才能为日本人授予圣职并且依靠他们的帮助呢?我无法回答,我甚至看不到这一计划会实现”。[11]

   日本人残酷、自尊、邪恶和伪善,个性过于复杂,让范礼安丧失了准确分析形势的信心。即使是皈依了基督教,日本人似乎也不会对此充满虔诚。或许,“有这样的基督徒还不如没有强!”范礼安将自己视为反宗教改革的领袖,认为仅仅对基督教一知半解是有害无益的。然而很多日本人坚信,只要念叨着“阿弥陀佛”,便可以获得拯救。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忧伤的事实,“他们对于称义的观点,与路德教类似”。因此,让训练不足的牧师带领信仰并不强烈的日本民众,反而可能导致异端教派的繁荣。[12]

   在范礼安对日本人本性和品质的幻想破灭之际,他回想起了1577年到1578年在澳门度过的十个月。对于他来说,似乎中国人才是“东方最有能力、最有教养的人”,而非日本人。[13]1579年10月,范礼安在日本起草了一篇关于远东问题的文章,比较了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区别。尽管这一段在1580年被范礼安从整篇文章中删去,并没有被利玛窦看到,但是它也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一种连续性。1570年代中期,由于对印度的失望,范里安开始对日本心怀好感;十年之后,随着对日本现实的沮丧之感逐渐加深,在范礼安主观认识当中没有受到玷污的中国成为欢愉之感的来源地。以下是历史学家舒特(Schütte)转录的范礼安的话:

在中国,没有人可以携带武器;而在这里人们总是全副武装地走动。中国人喜欢看流血的场景,打架斗殴乃家常便饭;日本人从来不殴打小孩或仆人,也不用粗暴的言语责骂他们,而会直接用剑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杀死。中国的贵族或上层阶级都居住在有围墙的地方,日本的上层则居住在乡下。中国男人留着与女人一样的长发,而日本男人不仅会剪短头发,还会剃成光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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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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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纵横》史景迁著;钟倩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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