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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中西交流——黄嘉略的巴黎岁月

更新时间:2021-12-27 10:22:37
作者: 史景迁 (进入专栏)  

   对于黄嘉略来说,1713年的秋天和初冬是一段颇为艰难的日子。[1]巴黎的天气非常恶劣,寒冷刺骨,雾霭浓重。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又似乎永无止尽,民气低落,物价飞涨,货币持续贬值。尽管黄嘉略与巴黎女子玛丽-克洛德·雷尼埃(Marie-Claude Regnier)在1713年4月成婚,他们婚后的生活也依然十分艰难。这对小夫妇租住的房子位于塞纳河南岸靠近巴黎圣母院的盖奈戈街(Rue Guénegaud),由于没有钱支付木材和煤炭的正常花销,这间小房子始终很冷。他们的家具少得可怜,衣服也很少,根本买不起像样的结婚用的新床。他们甚至连盐都买不起,使得本就简单的饭菜连盐味都没有。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黄嘉略会在某些早上因咯血而醒,在这种情况下,他总会感到筋疲力尽,需要躺在床上休息好几个小时。

   黄嘉略到达巴黎的旅程本身就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黄嘉略,1679年出生于中国的沿海省份福建,他的父亲皈依了天主教,受洗入教并取教名保罗。保罗一心想要虔诚地过独身的修士生活,因而一直逃避结婚,但在父母的强迫下他最终还是成了亲,毕竟保罗是家中独子,不能在他这儿断了香火。然而,在保罗的妻子一连生了四个女儿之后,黄家人几乎要绝望了。保罗的妻子第五次怀孕的时候,小两口暗暗发誓,若能诞下男丁,便将其献给上帝。这次果真是个男孩,他们便让其受了洗礼,取教名嘉略。保罗在儿子刚七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尽管黄嘉略的母亲不太清楚怎样才能将小儿子献给上帝,但她还是遵守了这一誓言。当时恰逢李斐理(Philibert Le Blanc)——这位四十二岁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到小镇传教,为黄家解决了这个难题。于是,黄母便带着小嘉略去见李斐理,并向他阐述了自己和丈夫的誓言。李斐理深受感动,答应教育小嘉略,并使其投身宗教事业。为了避免李斐理产生误会,也为了遵守清朝的法律,黄母让李斐理正式收小嘉略为义子,从此两人在一起学习、工作了三年。

   李斐理很有远见,他为小嘉略请了当地很好的老师,辅导他继续学习中文,同时亲自教他天主教神学和拉丁语。三年后,出于至今尚不得而知的原因,小嘉略被转托给名义上的罗萨利主教梁弘仁(Artus de Lionne),继续此前在李斐理指导下业已开始的各种教育。1695年前后,黄嘉略十几岁的时候,便开始游历中国的南方和中部地区,投奔黄家分散在各地的亲戚,并考察当地的风俗民情。后来,黄嘉略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写道,正是在这次游历过程中学到的知识,帮助他“在国外体面地生活”。

   在黄嘉略之前,仅有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到达西方。前往西方的旅程不仅仅是迈入陌生境地的可怕的一步,同时也是违背大清律条的,这意味着放弃本土的价值观。黄嘉略之所以能前往,是一系列机缘巧合的结果:黄嘉略的母亲刚刚撒手人寰,大姐有能力也有意愿接管家里的一切事务;而黄嘉略仍然闲不住,旅游的心情还没有平复下来,他还在福建的小镇中巧遇了梁弘仁,而在此之前,他们俩已经数年未见。梁弘仁告诉黄嘉略,自己即将被召回欧洲,并建议黄嘉略与他同行,黄嘉略当即一口答应。1702年2月17日,梁弘仁和黄嘉略从厦门出发,搭乘一艘英国轮船,八个月后抵达了伦敦。当时,路易十四深陷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法国与英国的交战期,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一番努力,两人跟随有外交豁免权的巴伐利亚选侯的使节一道到了法国。1702年底,他们抵达巴黎,经短暂停留后,到达罗马。

   如果黄嘉略不那么具有冒险精神,或者是对宗教更加虔诚的话,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留在罗马接受教育,成为神父,并最终回到中国继续传教。但在罗马,黄嘉略似乎对神职人员的生活产生了怀疑,在他回到巴黎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生活在一起之后,这种怀疑进一步强化了。在一系列机缘巧合下,黄嘉略结识了法国国王图书馆的馆长比尼昂教士[2]。比尼昂刚刚接到一项棘手的任务,要对一批新发现的汉语和满语的藏书进行分类编目,这批藏书在国王图书馆当中越积越多。但比尼昂对中文一无所知,他需要一个中国助手,而黄嘉略需要一份工作,两人一拍即合。1711年,黄嘉略自己租了房子,在国王图书馆获得了中文翻译官的响亮称号,以及少量的奖金。

   在巴黎,黄嘉略专心学习法语。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对于他放弃神职深感遗憾,但并没有因此而记恨他,仍然为他提供住所和各种资料。在他的法语比较流利之后,他利用教会关系获得了一些翻译工作,并且开始追求玛丽。到1713年的春天,通过给教会成员翻译中国往来的信件,并且为法国学者翻译一些艰深的著作,如天文学的文献和中国古代典籍,黄嘉略获得了一些收入。但是,这点儿钱根本不够用来结婚,而且几位教会的长老也提醒他这可能会很麻烦。但是玛丽的父母似乎很喜欢黄嘉略,并且觉得应该给这对年轻人一个机会。他们时常到盖奈戈大街去看望这对年轻人,有时还带点酒和食物作为小礼物,或者借给夫妇俩一些小钱,帮他们偿还宿债。

   1713年11月下旬,黄嘉略和妻子走出了经济上的困境。几个月以来,国王图书馆馆长比尼昂一直在为这个中国编目员申请薪水,并亲自到凡尔赛去争取这笔钱。11月中旬,在比尼昂雄辩的言辞下,国王的大臣终于承诺支付五百里弗赫[3]。比尼昂在信中写道:“虽然您已经对他展示了善心,但我们年轻的中国编目员,如果不能得到国王的赏赐便难以为生了。……他身无分文,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下令,赐他几枚金币吧。”虽然仍遇上了行政上的障碍,但在11月27日的时候,黄嘉略最终拿到了这笔总数为五百里弗的薪水。黄嘉略和玛丽偿还了所有债务。“所有钱都还清了。”黄嘉略在他的软皮小本记载的随笔日记中高兴地写道。26日,黄嘉略已经预感到会有意外的收获,便给妻子买了两个鸡蛋作为礼拜日的早餐。现在,他又接着买了盐。28日,也就是星期二的早上八点,新购买的一车柴火也送到家里。国际政治局势似乎也在分享他们的欢乐,法国结束了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和平终于到来了。黄嘉略和玛丽与其他巴黎人一起到教堂里去唱赞美诗,表达感恩之情。

   债务还清之后,黄嘉略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奢侈品”:面包条、奶酪、两种馅饼、蛋糕和炖肉用的蘑菇。还请来了裁缝为黄嘉略裁剪三件套的衣服,包括裤子、刺绣背心和黑色外套。还给玛丽买了剪刀、丝绸和针线,她可以做些裁缝活儿。他们还精心挑选了一张新床,但是在最后一刻,玛丽还是不让买了。黄嘉略仍旧时常生病、发烧,但是现在他买得起药品,也看得起医生了。随着政治气候的好转,巴黎也迎来了最温和的12月。

   温暖的天气和美食让黄嘉略开始思考未来。他想要一个孩子。从他日记中的只言片语,可以看出他的兴奋和期待。这些话通常用罗马字母拼成的汉字书写,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避免有人偷窥日记中的隐私,甚至可能是防备妻子玛丽偷看。这样的内容第一次出现在1713年11月11日,记载了玛丽在一周以前满月时候来了月经。黄嘉略是以此来判断妻子怀孕的征兆么?如果是的话,12月28日的日记就透露出他的失望:玛丽又来月经了,这是在奥古斯丁教堂做完圣诞节弥撒之后回家途中开始的。下一次来月经是1月25日,再下一次是2月底。日记有些地方还有一些更神秘的符号,可能指的是房事,大多数出现在礼拜日的弥撒前后。

   其他的记录描绘了夫妻两人的共同生活:玛丽到商店、市场和肉店购物;玛丽特意为黄嘉略做了大米布丁或他最喜欢的油炸果馅饼;家里有烟,还有酒和茶;黄嘉略和朋友去城里的俱乐部。这对夫妻喜欢打牌,特别是和黄嘉略的岳父岳母一起玩皮克牌(Piquet)。他们还经常一起买彩票——这种新活动以巨额奖金来满足人们暴富的欲望,在当时非常热销。当然,也有很多关系紧张的时刻。夫妻俩都经常生病或抱怨,玛丽会突然没有缘由地发脾气,一声不吭地躺在床上,直到很晚才睡觉,有的时候还会绝食——通常是黄嘉略负责做饭——或者是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突然发火。钱仍然很少,还会发生些小灾小难,随时可能击垮这对在贫困边缘挣扎的夫妇:如丢失了一条面包,丢了二十七苏[4](后来又找到了),油(没有交代是灯油还是食用油)撒在了玛丽漂亮的裙子上。这对夫妻一直坚持参加弥撒,但是根据黄嘉略的记载,他们几乎每次都是在不同的时间前往不同的教堂。如果黄嘉略去了奥古斯丁教堂,玛丽则会去圣絮尔皮斯教堂(St. Sulpice);如果黄嘉略去了圣絮尔皮斯教堂,玛丽则会去圣日耳曼教堂(St. Germain)。这里是否有着我们不能理解的节奏规律?抑或在去做礼拜的时候让别人看到自己与外国的丈夫在一起,玛丽会觉得很难堪或尴尬?

   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1714年2月的时候,黄嘉略已经尽可能让自己看起来是一个城市里优雅的法国人。国王图书馆里一位细心的职员记录了黄嘉略婚后在盖奈戈大街定居以来,所添置的衣物、家具、寝具、厨房用品和书写工具,也清楚地罗列了黄嘉略的衬衫、西服、袜子、鞋帽、雨伞、剑和皮带。除了那把剑以外,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东西。但是在一份名为“黄嘉略开销备忘录”的附加清单中,记载了黄嘉略从领取国家基本救济金到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这里罗列有六条棉布领带、六条西装袖口褶边、两颗扣褶边的银扣;两顶假发,其中一顶价格昂贵,另一顶价格适中;一根流苏拐杖。其中最贵重的一件前襟配有纽扣的齐膝长斗篷,这种衣服被称为“罗屈埃洛尔”(Roquelaure),是以罗屈埃洛尔公爵命名的衣服,新近才流行起来。

   突然之间,黄嘉略的生活中出现了新光彩。为此,他热情洋溢,脸修得干干净净,头戴擦过粉的假发,领带和袖口处有整齐的流苏,身着斗篷,手持流苏手杖。1714年2月8日以前,他总是用第三人称简称自己为“黄先生”或用“H”来指代自己。但是在2月份以及3月初的日记中,他已经改称自己为“圣黄公爵阁下”、“福建的红衣主教黄殿下”、“黄元帅阁下”以及“黄大老爷”;而玛丽的穿戴,即使没有黄嘉略那么奢华,也比之前更好了,对她的称谓也随之提高,有时称她为“尊贵的黄夫人殿下”,有时为“公爵夫人”。而对他的岳母雷尼埃夫人,黄嘉略则称她为“大公夫人殿下”。

   在这些轻松而浮夸的文字记述中,有一则是黄嘉略在1714年2月17日写下的,他半模仿当时流行小说的语调写道:“我亲爱的读者,你看到了,黄大使先生整日忙得不可开交,还要接见各种各样的人。”当时黄嘉略正在编纂一部法汉字典,馆长比尼昂认为这是最首要的任务,如此一来,法国的学者便可以广泛地使用这些皇家馆藏了。比尼昂相信,要为汉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就有必要编纂一部基础的语言学习指南。这项任务相当艰巨,在此之前,欧洲从未对汉语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对两种文化和语法的比较也尚未展开。因此,为了帮助黄嘉略完成任务,比尼昂为他安排了一位学术地位日渐崛起的年轻助手——刚被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录取的尼古拉斯·弗莱雷(Nicolas Fréret)。弗莱雷比黄嘉略小九岁,但是他与黄嘉略一样,是家中独子,有四个姐姐。这两人很快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在第一次见面后,弗莱雷如此写道:我觉得黄嘉略是一个“有魅力、谦虚的年轻人,他似乎……颇具天赋”。但唯一的问题是——

   (黄嘉略)对于欧洲的科学和方法论一无所知。甚至他说的法语也很难懂,他的母语与欧洲语言之间丝毫没有共同点,他学得一知半解。因此,他完全无法理解法语的语法模式,也不知道充斥于书中的那些抽象的语法术语究竟有什么不同。

在接下来的1713年到1714年中,这两人的合作非常成功。弗莱雷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工作,解答黄嘉略的各种问题,试图帮助黄嘉略理解法语的核心——语法结构,并卓有成效地将这些语法结构用于汉语语法的分析。在他的帮助下,黄嘉略的法语进步很大,已经可以着手研究主要的问题,并提出假设性答案,然后再由弗莱雷对答案进行核实。黄嘉略也开始教授弗莱雷中国汉字的结构和意义,使弗莱雷摆脱了对汉字流行的看法,认识到中国的汉字与欧洲的象形文字截然不同。黄嘉略还为弗莱雷讲解了汉字的构成,说大字典中收录的七万或者更多的形形色色的汉字实际上基本都由二百一十四个部分构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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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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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纵横》史景迁著;钟倩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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