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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 陈广宏:以行动为信仰

更新时间:2021-12-24 17:09:52
作者: 汪涌豪   陈广宏  

   如前所说,侠人群具有一种“非正式群体”的特征。这里要进一步指出,由于他们不以亲缘、地缘的关联为共识基础,更不以经济利益的需要互相聚结,而仅以共同的理想和兴趣彼此吸引、相互信任,成员间靠感情投入自发形成,形成后又依侠义的原则维系一体化的团体意识,这使得他们实际所持的“内群意识”远远超过其他社会人群。由此,其作为群体的人格面貌和特征,也比其他社会人群来得更突出更鲜明。

   不过,当细细审视这种人格面貌和特征,试图对其人格特质、也即决定其行为的有效构成元素作出完整清晰的归纳时,我们仍感到莫大的困难。因为一方面他们以侠义自许,不怯死以苟且,不毁节以求生,秉一种梗正高洁的品格,向世人昭示了对个体身份的认同和对所属团体的评价;另一方面又意气自任,不受一般道德法律乃至乡规民俗的约束,由其发奋扬厉至于恣睢悍顽,常常构成对其他人群乃或整个社会的侵害。这其间,各种情况相互杂缠,殊难剖解。倘像前此有些论者那样,仅列举数端以为交代,显然不足以全面立体地把握其人格的所有,从而真正切入其人格精神的真髓。因此,基于人格虽说是人类心理特征的整合统一体,但人格的世界常常是一个内部与外部相冲突的世界,人格的存在既基于人内心的真实体认,又落实为外在的举止和行动,体现为人在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方面所达到的能力和水平[1],我们拟从行为方式和情感处置方式两个向度,对之作一番考察。依由外而内的顺序,先由前者说起。

   侠者大多心理能外流占优势,乃至以此作为一切道德追求的基础。有鉴于他们通常是在行侠活动中发现行侠的全部意义,所以从行为处置这个“首要特质”角度作考察,对揭示其人格或许会收到更直接的效果,意义也因此更大一些。

   毫无疑问,人对外界事物的反应大抵取认知反应、情感反应和行动反应三条途径,后两者皆基于前者。而就后两者内部而言,行动反应似又受情感反应的制约,显得更被动一些。然而在侠而言,是以行动说话,靠行为阐释原则的。这种行动将作为自然人法概念的人格特征开显得异常清楚。具体地说,就是他们通常一刻也闲不住,见不得一点不好,如眼里搁不下一粒沙子,是更愿意用自己的侠行来向世人说明自己,表白自己的。他们用以标别自己人群特征和人格特征的也更多是行动,包括侠义的或者一定程度上与侠义不相关涉的行动。此其一。

   其二,在一般人来说,情感持续多久,其外显状态也就持续多久。而在侠来说,其情感的外显状态可以比情感持续时间长得多,反应强度也大得多。所以,他们是一批以行动为信仰的人,是一批内心感知和外显行为之间经常打破应有的平衡而走向极端的人。不仅如此,作为对人类所特有的生存方式和自觉活动的指称,行为在伦理学上的诠释,要求人突出自身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与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崇高地位是相一致的。藉此考察侠的行为特征及其处置方式,就可以见出其之所以好以行动为信仰,且让这种行动胀破内在知觉阀限的原因。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基于自己对主义和使命的深刻理解作出的,而不是盲目的,非自主的。

   如果说,对于许多社会游手、市井无赖而言,由于对自己行为的目的和结果没多少自觉,或根本不自觉,他们的行为更多地带上一种“冲动动作”的特征,那么在侠者而言,他们目的明确,有的还算度精确,深思熟虑,那些由外界情境决定的相对性冲动,在其个性发展中经由转换,成为稳定的系统化的个人动机系统,常使他们的行为更多地带有“意志行动”的特征。显然,这是一种能达到自己提出的理想目标的行动,是为实现这个目标可以克服内外一切障碍的行动。正是在这种“意志行动”中,侠张大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实现了自己作为侠者的独立人格。

   当然,这种根本性的人格特质不可能对每一个侠产生同等的效能。即对同一个游侠,也不能每时每刻都起作用。基于此,侠的行为方式才显出它的丰富多彩。既有正义的,也有不太正义或非正义的,由此造成其人格面貌的复杂特性。下面拟结合其好游、好勇和好名的特点及其具体处置方式,来对侠的人格作一番审视。

   游乎诚信与恩义间

   侠常被称作“游侠”,很显然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游”构成了这一特殊人群的枢纽特征,并进而成了其人格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这个“游”字的原意甚为复杂,并非一望可知。东汉郑玄注《周礼·地官·师氏》,曾称“游,无官司者”。结合前文介绍,除“游侠”之外,当时还有“游士”[2]、“游夫”[3]、“游人”[4],包括荀悦所说的“游说”、“游行”,可见都是失去官奉和职守之人。随着诸侯力政,大夫专权,率土分崩,政权旁落,以及“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政治结构的瓦解,他们从原先政权金字塔中分离出来,既失去了早前曾拥有的固定的生活资料,又脱离了原本十分稳定的职守及法定的社会关系,朝夕之间,如浮云似飘蓬,一下子成了社会的游离分子。当然,还有一些本就生活在底层,为不事生产的游食无业者,其基本特征或生存样态就是好游。有的虽未必从来如此,但以后或为利益,或迫于生计,也就养成了四处周游的习性。余英时曾说:“战国时代的士几乎没有不游的。他们不但轻去其乡,甚至宗国的观念也极为淡薄。其所以如此者,正因为他们缺少宗族和田产两重羁绊。”[5]然而这所谓“两重羁绊”只是后人的说法,在当时,设身处地代为设想,他们是很愿意有这种羁绊的;且其如此好游,有的可能正是为了想给自己安上这两重羁绊。

   游侠作为游士中偏尚用武的一群,自然也受制于这个大时代,在失去宗国职奉的情势下被迫奔走四方,仗着一柄不再服务于公室的“私剑”,浪迹于控制不那么严密的乡曲市闾,到处寻找他们的用武之地。故陈世骧和刘若愚分别用“游离”、“游荡”来界定他们。[6]但在其后,侠的产生则未必再由士的失职或身份错乱催动,只要“制度不立,纲纪废弛”这种大的政治变动还在发生,原有的阶级划分和社会秩序错乱还在出现,游侠这种活跃、冲动并不惮冒险的行为方式就会再次被唤出。由此,其轻视事产、不乐安处的个性就不易收敛,在此基础上养就的好行动、尚发扬的人格趋向就必然会得到充分的张扬。

   然而,这似乎只说了一个方面。荀悦《汉纪》在给游侠下定义时,称他们“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班固《汉书·游侠传》在指责游侠“守职奉上之义废”的同时,还对其“背公死党之议成”提出批评。另外,韩非在《八说》篇中,也有“有侠者,官职旷也”,“弃官宠交谓之有侠”之说。上述诸家不管所持立场是否合理,都指出侠有好结交的特点。至于历代文学作品更对这种好聚合结交的群体特征作过形象的描绘,如张衡《西京赋》称其“结党连群”,曹植《七启》说他们“交党结伦”,还有王褒《游侠篇》说“豪侠竞交游”,影响所及,以至像“结客少年场”这类题目,最终成为咏侠诗中一个固定的主题。很显然,游侠之“游”除了游处外,还有一个“交游”的涵义在里面。而这种对交游的喜好,无疑是界定侠的人格特征的又一条重要路径。

   在先秦两汉典籍中,“游”之用以指交游相当普遍,如《荀子·劝学》谓:“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战国策·齐策四》谓:“今君之家,富于两公,而士未有为君尽游也。”鲍彪注曰:“游,犹友也。”《礼记·曲礼上》亦谓:“交游之雠,不同国。”郑玄注曰:“交游,或为朋友。”孔颖达疏曰:“交游,朋友也。”不过,侠之尚交游还有与一般人不尽相同的地方。一方面,就这一人群最初挺生的情况论,作为失职武士,他们被迫从原所依附的权力体系中分离出来,必然会转向其他社会力量寻求援助,以求得在这个“争于气力”的世界上自立自固。在这种情况下,投靠新崛起的政治势力不失为一条较好的出路,只要对方提供足以反映其存在价值的利禄功名,如果有相知和信任这些不失温情的承诺更好,他们是乐于为人所用的。其情形一如前述游士,所谓“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7],游的目的全在于利。但从另一方面通观考察古代社会的集团构成,则侠人群之尚交游,有的甚至好“逸游”[8],还有满足群体归属感、自我认同感这样更内在深切的需要,这就是心理学上所称的情感需要。

   诚然,仅作一般考察,则大量史实可以证明,侠尚交游似纯然出于行义的需要。基于有的侠之结党不仅为行义,还为营私,为贪暴,其尚交游就不能不说有狼狈为奸的卑劣考虑。而就大多数为侠者而言,他们纵横市闾,寄迹乡曲,相互间交通声气,结成党助,平居以壮声势,有难相互驰援,首先是为满足生存的需要。再进一步深入下去,则还可发现有一种张扬独特人格,以求在共同信仰基础上获得行为动力和荣誉回报的感情需求。

   战国游侠荆轲就是一典型的例子。司马迁说他虽混迹于市井,却是个有心思的人。他之所以无论浪游到哪个城市,都爱与贤豪长者结交,就是出于求生存的现实考虑。当其游经赵国榆次,与剑客盖聂比武;又游经赵都邯郸,与鲁勾践赌棋,实际都是想结纳一批同道,只是人家没瞧上他。后到燕国遇狗屠、高渐离和田光。高、田二人并不是能给他带来直接利益的达官显贵,狗屠的社会地位更可想而知,但他们彼此相知,志均义敌,如此日与饮市,酒酣以往,击筑和歌于市井之中,既相乐,复拥而相泣,视旁人惊愕如无物,这其间就有一种相知相重,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满足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得燕太子丹信任,尊为上卿,住豪宅享佳肴,乃或天下珍异、车骑美女,岂是他读书击剑游四方的最终目的。后世论者有感于他们立意皎然,志节凛然,无不将其视作游侠高上人格的典范。所谓“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振。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举,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9]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侠之为侠的根本。狂走四方是为求有当意者,与之结为生死之交,是为共同凸显侠者伟大的人格。故以后李白就以能结交此等朋友为幸,其平生好侠,既感叹“松兰相因依,萧艾徒丰耸”,复真心向慕“虞卿弃赵相,便与魏齐行。海上五百人,同日死田横”的壮行[10],只要彼此相知,有真情投入,不要说卿相之位,即生命也可弃之不顾,正说明他对侠的人格的理解。

   相比之下,当侠基于一种现实功利,在“交相利”的前提下聚合一处,其相与的目的就改变了,就小者言,它能构成一个个小集团,发展到极致,可以聚合起一股强大的力量,能量之大超出常人想象。若汉代剧孟不过一布衣之侠,因交通王侯、藏亡纳死,竟被天下人认为“得剧孟若得一敌国”,不过其人的品质因功利杂质混入,不免降低许多。由此,当其作为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一种和既有法律秩序、政治权威处对立位置的离心力量,很容易成为统治者打击的对象。这种打击并不要统治者付出多少道义的代价,并在一定程度上无须付出牺牲民心的代价,这恐怕是侠者始料未及的。

   由于既称侠者,有时以利相交并不表示他平居一切言行皆截然以此为准的,他也可以有志道相砥、坦诚相见的情感投入,故国家机器在具体应接与处置时,常常是既欲利用又心存戒备的,利用其梗正顽悍,敢于冒险成事;防范其结党蓄势,夺誉朝廷,因为单个游离分子是不足以对王朝政治构成真正威胁的,只有当这种离心力量聚合在一起,才能隐然成为与国家政权相对抗的力量。所以,像荀悦这样正统的史家会将其视为“乱之所由生也”。鉴于侠这种群体行为方式对后世从农民起义到会党斗争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不认为荀悦这样的戒惕和呼吁是多余的。

   如上所述,侠实际上在亲缘关系构筑起的宗法社会垂直型统治秩序外,别创了一种社会关系。[11]那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他们靠什么来维护作为侠的人格归属和认同呢?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其交游过程并没有什么外在的既有秩序可资利用,能依靠的只有靠自己侠行建立起的名声和信誉。这样,问题自然而然地引向了这种归属和认同意识的实现方式,我们将之称作游侠交游的发生原则。具体地说就是讲“信”。

对同道与其他社会人群的交往坚执一个“信”字,是侠所执持的最基本的行为处置方式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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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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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侠的人格与世界/汪涌豪 陈广宏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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