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威威:《管子》中德教与法治的结合

更新时间:2021-12-24 00:15:58
作者: 王威威  

  

   摘要:“德治”倡导道德教化在治国中的首要地位,“法治”则肯定法律的至高权威,二者分别被看作儒家和法家治国思想的标志。而齐法家的代表作《管子》则既主张法治,也推崇道德教化,在礼义廉耻的教化之中融入了法治的因素,实现了德教与法治的结合。《管子》认为道德与法具有一致性,通过道德教化养成良好的风俗,民众就会守法听令,刑罚就可以减少使用;重视君主的道德品格在化民中的作用,认为君主以法约束自身并严格执法,可以引导民众敬畏并遵从法律。《管子》从人的本性出发,认为君主首先应通过利民、爱民满足民众的欲求,进而推行道德教化,再施以严格的赏罚。利民、爱民和道德教化这两个环节都属于德治,而赏罚则属于法治。

   关键词:德教;德治;法治;礼义廉耻;俗

  

   德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前者倡导道德教化在治国中的首要地位,后者则肯定法律的至高权威。在《论语·为政》中,孔子提出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法治模式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模式的区别,并表达了德治优于法治的看法。孟子在《尽心上》中提出“善政”不如“善教”,因为前者只能“得民财”,而后者则能够“得民心”。荀子虽然“重法”,但更重视礼义之教的“化性”作用,他的礼教、礼治仍应归属于“德治”。与儒家的德治传统相对,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三晋法家推崇法治,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对德治、德教多有批评。而齐法家的代表作《管子》则既主张以法治国,又肯定道德教化的重要性,通常被看作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代表。但是,儒家的“德治”和三晋法家的“法治”有着不同的论证逻辑(参见冯国超),《管子》一书如何将二者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对“德教”“德治”和“法治”的内涵作了怎样的新解,又与儒家和三晋法家形成了怎样的区别和联系,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

   一、国有四维,礼义廉耻

   《管子·牧民》提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这里既明确了道德教化的内容,又肯定了道德教化对于维系国家存在的关键作用。

   “礼”为“四维”之首。“礼”原指祭神祈福的仪式,后泛指社会等级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礼节仪式和道德规范。《管子·五辅》中有“礼有八经”的提法,即“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从中可见,作者将社会中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分为上与下、贵与贱、长与幼、贫与富,而“礼”体现了上下、贵贱、长幼、贫富之间的差别。《牧民》所讲的“礼不逾节”就是使不同身份的人各处其位,按照其所处地位所应遵守的“礼”而行动,而不超出“礼”的规定。此外,《五辅》提出:“八者各得其义,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蒙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可见“礼”不是单纯的礼节仪式、行为规范,“礼”的教化也不仅作用于人的外在行为,而且可以培养出中正、忠信、慈惠、孝悌、宽裕、比顺、敦蒙、劝勉等道德品格。

   “义”即适宜、适当,是正确行为的准则。《牧民》讲“义不自进”,尹知章云:“自进,谓不由荐举也。”(见黎翔凤,第11页)有“义”则不会以不适宜(荐举之外)的方式去钻营。《五辅》中提出了“义有七体”的观点:“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蒙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孝悌慈惠”“恭敬忠信”“中正比宜”“整齐撙诎”“纤啬省用”“敦蒙纯固”“和协辑睦”为内在的道德品格,“养亲戚”“事君上”“行礼节”“辟刑僇”“备饥馑”“备祸乱”“备寇戎”是具体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务。与“礼”通过礼节仪式、行为规范培养道德品格相比,“义”强调将特定的道德品格转化为道德行为,以恰当地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务。

   “廉”的本义是堂之侧边,《仪礼·乡饮酒礼》说“设席于堂廉”,郑玄注曰:“侧边曰廉。”(郑玄、贾公彦,第222页)彭林指出:“廉乃是以砖石块砌于堂边沿的长条形建筑,四边皆有,一堂四廉。”(彭林,第33页)因为堂廉之石具有平直、方正的特点,故引申指人的品性刚直、方正。《牧民》讲“廉不蔽恶”,将“廉”与“恶”相对立,有“廉”就不会掩饰自己的过错,也不会姑息他人的恶行。

   “耻”意为羞耻、羞愧,即孔子所讲的“免而无耻”和“有耻且格”中的“耻”。“耻”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情感。曾钊新、李建华讲:“在人的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义务感、羞耻感、荣誉感和幸福感。”(曾钊新、李建华,第132页)《牧民》讲“耻不从枉”,“枉”与“直”相对,意为邪曲、不正直,也指邪曲、不正直的人和事。有“耻”就不会屈从于不正直的人,不会做不正直的事。

   《牧民》将礼、义、廉、耻四者组合为“四维”,包含了道德教化的不同维度。张连伟认为,“礼义是对人的道德行为的直接约束,廉耻是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它会转化为人们对道德行为的自觉”。(张连伟,第141页)由前文的分辨可见,礼、义虽然偏向于对行为的要求,但并没有停留在约束行为的层次,而是关系到道德品格,“廉”是一种道德品格,“耻”属于道德情感。礼、义、廉、耻的教化,既要规范道德行为,培育道德情感,也要养成道德品格。孔子在《为政》中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孔安国曰:“免,苟免罪也”。(见高尚榘,第40页)物双松解:“免者,谓免于刑戮也。”(同上,第41页)“免而无耻”是说民众在行为上能够免于刑罚,但无法培育出内心的羞耻感。孔子应该是将道德情感看作道德自觉的动力,认为政令和刑罚只能规范人的行为,而缺失了道德情感,就无法将他律、被动转化为自律、自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能“有耻且格”。“有耻”和“无耻”相对,“格”和“免”相对,“免”指行为上能够免于刑罚,“格”也应从行为的角度来理解。何晏讲:“格,正也”。(见高尚榘,第41页)“格”应指行为正当。《管子》关于礼、义、廉、耻的教化既重视外在的道德行为,也重视内心的道德情感,是对孔子思路的继承,将“耻”列入“四维”之一也可以说是对法治的“民免而无耻”这一弊端的弥补。

   德国哲学家爱德华·封·哈特曼(Edward von Hartmann)还将羞耻进一步划分为“在他人面前的羞耻”和“在自己面前的羞耻”,而“在他人面前的羞耻”仅仅涉及“荣誉感”。(见哈特曼,第28页)“荣誉感是对荣誉与耻辱的易感与敏感,亦即对他人的赞同与反对、欣赏与贬损之意见及其通过言行之宣示的易感与敏感。”(哈特曼,第26页)孔子和《管子》所讲的“耻”是对自己的不正直行为感到羞耻、羞愧,而不是因为他人的反对和贬损,应该是一种“在自己面前的羞耻”。只有“在自己面前的羞耻”才能真正走向道德自律。三晋法家其实也已认识到自律、自觉的重要性。韩非主张“以法为教”,将教化的内容限制为法令条文以及对法令条文的解释,使法令成为人们唯一可以知晓的行为标准,并以“法”为标准建立起人的是非观念,进而配合相应的毁誉评价,从而实现民众的守法自觉。(参见王威威,第85、87页)而毁誉评价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韩非认为喜好美名是人的天性,《韩非子·八经》讲:“民之性,有生之实,有生之名。”《韩非子·诡使》甚至提出“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民众对名誉的重视体现了人的荣誉感,因为他人的诋毁而产生的羞耻感源自荣誉感,是一种“在他人面前的羞耻感”。可以说,在韩非看来,“在他人面前的羞耻感”是人天生具有而无需后天教化的,但他并不提倡通过道德教化去培养“在自己面前的羞耻感”。

   在《管子》一书中,“礼”与“义”并立、“廉”与“耻”并用的情况较多,体现出“四维”之中“礼”与“义”、“廉”与“耻”分别有着更密切的关联。“礼义”偏重于为善,“廉耻”则直接与“恶”“枉”相联系。“廉”则不掩饰自己和他人的恶,“耻”则不屈从于不正直的人和事,所以说,“廉耻”偏重于去恶、禁止为非。唐柳宗元作《四维论》一文,提出“然则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吾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柳宗元,第49页)由前文分析可见,将“耻”列入四维,凸显了道德情感对德性养成、他律转化为自律的作用。而将“廉耻”与“礼义”相提并论,体现出道德教化中除恶禁奸这一维度的重要性。此外,“礼”和“义”均与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相关,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关系,处理不同的事件,对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有不同的要求,而“廉”和“耻”则同样地面向所有的人。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管子·立政》讲:“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管子·立政九败解》解释说:“然则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又说明将礼、义、廉、耻并列为“四维”在《管子》的作者群中被广泛认可,故而在解释“廉耻”时亦引入了“礼义”。

   二、教训成俗,而刑罚省

   对民众进行礼、义、廉、耻的教化,首先是一种认知教育,即要了解个人处于不同的关系中应遵守怎样的礼节和行为规范,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务应遵循怎样的原则,要知晓何为善,何为恶,何为直,何为枉。《牧民》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知礼节”“知荣辱”是道德教化的起点,进而体现在行为、品格和情感的培养上。《五辅》讲:“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

   礼、义、廉、耻的教化还需从小处着手,不断实践。《权修》讲:

   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

   国家的治理者想要民众有“礼”、有“义”、有“廉”、有“耻”,就应该要求民众从谨守“小礼”、践行“小义”、修养“小廉”、整饬“小耻”、禁止“微邪”做起。此段文字在与礼、义、廉、耻“四维”对应的“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之外,又增加了“禁微邪”,亦可见作者对除恶禁奸这一维度的重视。

   礼、义、廉、耻的教化,使民众能够有礼、有义、有廉、有耻,既要规范行为,也要养成品格、培育情感,这可以说是对人的道德的全面培养。但是,《牧民》讲“四维张则君令行”,直接推出礼、义、廉、耻教化的结果是民众听从君主的命令。关健英提出:“《管子》对于‘四维’与‘君令’‘守国之度’的看法,其实代表了齐法家对道德与法度、德治与法治关系的理解。”(关健英,第117页)这一点可以成为理解《管子》思想中道德与法度、德治与法治关系的突破口。《管子·权修》讲:“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无邪行”和“无淫事”是行为上的正当,可见此处所讲的教、训的目的偏重于规范外在的行为。此篇又接着讲:“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作者认为通过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可以使民众行为正当,进而在群体中形成良好的风俗。如果能够通过教、训形成良好的风俗,民众触犯刑律的现象就会减少,这样就可以有“刑罚省”的效果。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何“教训”可以“成俗”,为何“教训成俗”刑罚就可以减少使用?

“俗”是在一定地域生活的人们长期而逐步形成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等,因其对群体中的个人有浸润式的教育效果而备受重视。《管子·七法》讲:“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何为“化”?“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渐”为循序渐进,如前文所讲的礼、义、廉、耻的培养要从小礼、小义、小廉、小耻开始逐渐累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052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