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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鹏:西方自由主义治理失败的制度根源

更新时间:2021-12-23 23:59:26
作者: 范勇鹏  
也就意味着国家不再是社会整体的代表,而是财产权的代言人。拥有财产的资本家最乐意看到市场规则决定一切,市场规则就被称为“法”,与所谓的公权力对立起来。由此法治获得了独立的生命,法治的程序正义成了至高无上的正义原则。经过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不断建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被描述成了一种可以依据法治和程序原则展开公平竞争的、允许多元利益在其中博弈以获取国家权力的游戏。这个游戏表面上是透明、开放的,但实际上只有资本家及其附庸才有赢的可能。这套游戏规则不必讲公平、正义。甚至在理论上,自由主义干脆把正义解释为程序正义。只要符合程序,人们不能因为结果而抱怨,只能怪自己是失败者。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就发现美国存在一种“政治问题法律化”的倾向,其实就是用法治的形式公正来掩盖实质性的不公正,用看似客观的法律程序来免除国家对人民所负有的道德责任。法治概念掩盖了资本通过代议制、律师和司法权统治一切的事实。

   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经严厉批评美国政府的这种有限责任性。他认为《宪法》对政府的每一部分都委以一小部分职责,使其容易推脱责任,“任何一个可疑的罪犯,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他的同伙们”,“目前实行的权力分散但责任不清的做法,是美国联邦制度的根本缺陷。1787年制宪会议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为了铸成这一大错”。

   经过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和二战结束后的民权运动,美国联邦政府更加频繁和深入地干预社会领域,但是其制度的本质依然是有限责任。70年代后金融资本的放纵狂欢,留下了所谓“99%”的人民承担全球化的代价。在这个全球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度,阶级鸿沟前所未有地醒目,这无疑是美国宪法制度本质的一个剪影。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用众多人的生命健康揭露了美国制度的这种有限责任性质。

   结语

   在自由主义原则下,国家政府处于权力受限、责任有限的状态,对于人民福利、社会公平、救灾减贫、社会治安、抗击疫情乃至于国家治理的任何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都是“无力”且“无心”。因而,如果不能像过去一样继续通过殖民主义、金融霸权、全球价值链和科技优势来收割别国财富和获取超额利润来消解其内部矛盾,美国的治理失败和不断恶化是注定的。当此之时,拜登总统忙着拉帮结派搞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显然是忙错了方向。美国和西方国家当前最需要的,恰恰是反思其自由制度的致命弊端和深层矛盾,多下些功夫推动政治改革,向着真正民主的方向努力。

  

   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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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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