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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仁健:百年伟业 “三农”华章——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领域的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

更新时间:2021-12-23 23:57:40
作者: 唐仁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未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揽,回顾第一个百年奋斗光辉历程,展望第二个百年奋斗光明前景,深刻阐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是一篇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一条重要线索,党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走过的百年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的百年奋斗史诗的重要组成,是党的初心使命最生动的诠释。农业农村系统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总结、系统梳理党领导做好“三农”工作的历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把握历史规律,汲取前进动力,接续拼搏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谱写新的“三农”华章。

   一、从百年党史看,“三农”问题始终是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一以贯之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焦点和任务不同,但“三农”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这是由“三农”问题本身的一系列本质特性所决定的。“三农”问题具有政治性,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长期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力量,解决“三农”问题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也必将伴随现代化全过程。“三农”问题具有基础性,农业是关系吃饭问题的基础产业,农民是关系政权稳定的基本群体,农村是关系永续发展的战略后院,土地制度是最重要的生产关系安排,农业农村这块“压舱石”如果稍有动摇,就会影响经济社会大局。“三农”问题具有全局性,“三农”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方面面,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事关国家现代化全局。“三农”问题具有战略性,构建新发展格局,农业农村可腾挪的空间、可投资的领域、可激发的动能都很大,新阶段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必须稳住农村这个大后方和根据地。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一时一地可能看得还不那么清楚,但如果放在党的百年历史长河中,用大历史观来观照,就能看得很明白。

   第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三农”为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依靠。

   党旗的图案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从最开始的洋镐锤子、“犁头旗”,再到镰刀斧头,最后定型为镰刀锤头。这个历程,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党对于革命力量和革命路线认识的不断深化。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从城市暴动到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

   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旧中国,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被剥削、被压迫、很多时候也是被遗忘的群体。最典型的农民形象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愚昧保守、麻木不仁、逆来顺受。近代以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也包括中共成立之初,都没有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直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农民人口众多、深受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只有将工人与农民联合起来,革命才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早期共产党人如李大钊,在1919年所作《青年与农村》中就对中国农民问题有了一些初步和朴素的认知,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因而,他号召:“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首次阐述了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关系。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早在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和彭湃等就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培训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同时各地纷纷建立农会,开展减租运动,农民被广泛发动起来投身革命。在古田会议上,党首次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通过思想教育、诉苦运动等,唤起农民的阶级觉悟,成功地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把过去一盘散沙的农民变成了紧密团结在党周围的坚定革命力量。对于我们党与农民关系结合得如此紧密,当时的乡建派代表人物梁漱溟曾经感叹“鬼斧神工,奇妙绝伦”。

   在党的领导下,农村燃起了星星之火,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当时党还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模式,认为城市斗争高于农村斗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主要目标就是夺取中心城市,最后都失败了。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党的工作重点逐步由城市转入农村。随后,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陕甘边等根据地像雨后春笋一样创立并发展壮大。面对党内一些同志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指出,红色政权的存在“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到抗战结束时,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解放战争时期,党把农村根据地作为战略大后方,立足农村、依靠农民,解放区越打越大,连接成片,最终夺取了全国胜利。

   在党的领导下,土地革命逐步广泛地开展起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不竭动力。1925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这是党内首次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党深入农村以后,如何发动农民、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问题更加现实地摆在面前。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指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党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先后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等,把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一概无任何代价予以没收,分配给劳苦的农民。毛泽东在寻乌、兴国等地深入调查后,在第三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的完整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焕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毛泽东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去年二月起革命,老大老二都参加,老大当农会粮食科长,老二当宣传。几个妇娘子都赞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债主逼债,逼得她们过不得年,她们听得抗租、抗捐、抗粮、抗债,心里喜欢,故此赞成老大老二革命。”这非常生动地表明了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党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适应斗争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土地政策调整为没收地主土地。1947年,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并归个人所有。到1949年6月,在解放区已有1亿多农民获得了3亿多亩土地。1950年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杜润生曾直截了当总结道:“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第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业是工业化物质积累的主要来源,“三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一穷二白,工业化起步迟、底子薄,又面临国外的封锁,只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毛泽东指出:“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党在这一时期是怎样领导农民开展建设、支援国家的呢?

   一是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组织起来,开辟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道路。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新解放区全面开展土改,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约3亿无地少地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党认识到,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没有也不能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问题。毛泽东提出:“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党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互助合作,从以换工帮忙为主的互助组,到以土地入股分红、重要生产资料私有为主的初级社,再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高级社。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7.8%,基本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在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到1958年,开始由高级农业合作社向人民公社迈进。虽然这一时期向高级社过渡过快,特别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超越了生产力发展实际,明显走了弯路,但对当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人均预期寿命从1952年的35岁提高到1982年的68岁,文盲率下降到34.7%。与此同时,党领导农民彻底消灭了长期把持乡村政权的地主豪绅,改变了千百年来“皇权不下县”的局面,使得政权完全深入到乡村一级。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民通过豆选、圈名、烫香洞等方式,第一次拥有了选举和被选举权。

   二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提供了物质条件。党把农业恢复作为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带领广大农民重整山河、改天换地,在艰苦条件下开展了大规模、大范围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针对当时水旱灾害频发的情况,毛泽东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一定要根治海河”。国家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建成了红旗渠、十三陵水库等一大批防洪灌溉工程设施,很多现在都还在发挥作用。又如,针对农业科技落后的问题,1955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农业部门应该有计划地将农业技术推广站建立起来,到1956年就基本做到了一区一站。1958年,毛泽东亲自总结提出了著名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作为促进农业增产的技术措施。1960年中央提出,从中央一直到公社的各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凡是没有建立的地方都应该及早建立起来。经过几年努力,初步建立起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大体系。再如,针对农业机械化的空白,1959年毛泽东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我国农机工业从零起步,先后研制推广了机耕船、水稻插秧机、水轮泵等,形成了大、中、小型拖拉机配套系列,到1979年农机总动力保有量达1.36亿千瓦。

三是探索建立以农补工,主要依靠农村积累,为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强化了基础支撑。1953年,国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迅速展开,城市人口迅猛增加,农产品需求大幅增长。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国家粮食出现40亿斤缺口,粮食市场价格高于牌价30%至50%。为了应对这个局面,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在农村按照土地面积和质量等级征收公粮,在城里按照工作性质和年龄供应粮食,粮食开始凭票供应,后来列入统购统销的农产品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200多种。统购统销缓解了粮食供需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物质资金积累。有专家测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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