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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争鸣:张伯端及其《悟真篇》诸问题的再检讨

更新时间:2021-12-22 16:43:36
作者: 罗争鸣  

   内容提要:

   张伯端曾遭遇谪籍岭南等重大变故,一生起伏不定,又因其隐显无常的道士身份,成为箭垛式的人物。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在后世被反复塑造和改写,以至于史籍中有关张伯端的记载前后牴牾。张伯端籍贯是天台还是临海,学界讨论比较多,一些学者混淆了宗教文化地理和行政区划的内在分别,忽视了署作“天台张伯端”未必就是“天台县张伯端”的细微差别。《悟真篇》的源头复杂,但总体来看源自吕洞宾、刘海蟾一系。另外或与宋初高先《真人高象先金丹歌》有密切的源流关系。《悟真篇》全篇用诗词文赋形式写就,具有特殊的宗教文学意义。

   关 键 词:

   张伯端  生平  《悟真篇》  文学性质  Zhang Boduan  life history  Wuzhen Pian  religious literary significance

  

  

   五代末至北宋中期,道教内丹方术渐次兴起,钟离权、吕洞宾、陈抟等丹道修持者先后提出自己的内丹理论,至张伯端《悟真篇》有了更系统的阐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六《悟真篇注疏》评《悟真篇》云:“是书专明金丹之要,与魏伯阳《参同契》,道教并推为正宗”①。在道门内部,《悟真篇》与《参同契》齐名,在文学表达上,《参同契》已是“文章极好,盖后汉之能文者为之”②,而《悟真篇》完全以诗词形式写就,创造了丹道诗词艺术成就的又一个高峰。张伯端正史无传,是一位隐显无常的仙道人物,相关道经和各种杂史笔记的记载交错芜杂,其颇具神异性的生平,历来聚讼纷纭,尤其关于张伯端籍贯的讨论,观点对立,争论激烈,缺乏对问题本身的思考。另外,《悟真篇》的来源及文学性质也还有讨论的空间,本文即针对以上诸问题略作考订,希望能对张伯端及其《悟真篇》的深入了解有所助益。

  

   一、关于张伯端籍贯争论的反思

  

   张伯端籍贯主要由“临海”和“天台”两种观点,这两种说法都有历史文献的有力支撑,如果我们仅依据相关记载,各执一词,互不认可,以至于言语上的激烈抨击,就逐渐背离了学术应有的客观与理性。为了张伯端籍贯的认定,2014年台州市社科联设立专项课题,成果《张伯端籍贯考辨的正本清源》反驳了《台州道教考》等论著认为张伯端为临海人的说法,得出了张伯端是天台人的“明确结论”③,这似乎为这桩公案画上了句号。成果作者系天台山桐柏宫中国道教南宗研究所的郑为一先生,除了这篇“正本清源”之作,他还在《宗教学研究》上发表了《张伯端籍贯考辨的几个关键问题》等文章④,讨论的内容基本雷同。郑先生维护天台山桐柏宫道教南宗的历史地位,极力主张张伯端为天台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并非临海一说就毫无意义,毕竟雍正派人实地查访,“其在天台,惟桐柏宫有真人于此栖真修炼之迹,余无所传”⑤,而临海“但今府城中尚有紫阳楼,传为真人故居,久已改建元坛庙,另起楼于左侧,为仙像以祀。又因真人曾著《悟真篇》,故府治之北有悟真桥,并有悟真坊在于城北,皆其遗迹。⑥”清初查访的悟真坊、悟真桥,在南宋陈耆卿编订的《嘉定赤城志》就有记载,可见临海的张伯端遗迹渊源有自,从南宋至清,绵延数百年仍有留存。其实,一定要指认张伯端为“天台人”还是“临海人”,对当地文化建设或许有一定意义,但学术价值不大,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文史考据应有所阙疑,我们更应该思考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出现。就此,究其原因,概有两端:

   其一,张伯端在后世传播过程中,成为箭垛式的人物被反复塑造和解读,尤其谪籍岭南的坎坷身世,强化了张伯端作为一代高道的神秘性和隐显无常的仙道特征。在为张伯端“神性加注”的过程中⑦,他的年里生平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张伯端《悟真篇自序》云:“仆幼亲善道,涉猎三教经书,以至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术,靡不留心详究。⑧”从这些叙述中,我们看到张伯端从小好道,慕长生,漫游山水,遍涉三教,饱读坟籍。《陆彦孚记》云“少业进士”⑨,但显然没有获取功名⑩,此后张伯端在当地做了一名“府吏”,直到惹下一桩官司。《陆彦孚记》谓“坐累,谪岭南兵籍”(11),但因为什么“坐累”,没有进一步的叙述,直到康熙年间编纂的《临海县志》卷十才有这样一段记载:

   宋张用诚,邑人,字平叔,为府吏。性嗜鱼,在官办事,家送膳至,众以其所嗜鱼戏匿之梁间,平叔疑其婢所窃,归扑其婢,婢自经死。一日,虫自梁间下,验之,鱼烂虫出也。平叔乃喟然叹曰:“积牍盈箱,其中类窃鱼事不知凡几。”因赋诗云:

   刀笔随身四十年,是非非是万千千。

   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

   紫绶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

   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

   赋毕,纵火,将所署案卷悉焚之。因按火烧文书律,遣戍。先是郡城有盐癫,每食盐数十觔,平叔奉之最谨。临别嘱曰:“若遇难,但呼祖师三声,即解汝厄。”后械至百步溪,天炎,浴溪中,遂仙去。至淳熙中(12),其家早起,忽有一道人,进门坐中堂,叩其家事,历历,随出门去,人以平叔归。云百步岭旧有紫阳真人祠,遍云紫阳神化处,今废。(13)

   这段记载,许多学者以为荒诞不经,尤其所赋诗,元末明初人叶子奇的《草木子》卷四《谈薮》篇所载元代至顺年间福建廉访使蜜兰沙的求仙诗,与此诗雷同。另外,所云崇奉盐癫,押解至百步溪溺水而亡,淳熙年间又现身家中的传说,显然是后人附会到张伯端身上的。元初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九所记与僧人神游扬州观琼花事,也无从考实而语出荒诞。可见,从南宋到元,张伯端形象已经日趋繁复而荒诞,康熙年间的《临海县志》不过搜集传闻进一步“加注”而已。但是,在所有这些传闻中,因罪“谪岭南兵籍”是确信无疑的。

   宋代的惩官治吏法由严而宽,由重而轻,张伯端“火烧文书”如属实,当非轻罪,但“谪岭南兵籍”,当未遭受杖脊、黥面之刑,仅仅是外州编管或流配。明道二年(1033)仁宗曾下诏:“凡命官犯重罪当配隶,则于外州编管,或隶牙校。(14)”南宋白玉蟾《高祖圣师天台紫阳真人赞》所云“元丰一皂吏,三番遭配隶”(15),白玉蟾曾为前代高道写过多篇像赞,如张继先、王文卿等,这首张伯端的像赞有一定可信度。如张伯端果真“三番遭配隶”,罪责一定不轻,但无论怎样,此后张伯端一直以“戴罪之身”编配岭南,在陆龙图帐下从事类似机要秘书的工作(典机事)。据陆龙图的孙辈陆彦孚记载,张伯端后来徙至秦陇,事马处厚,这虽在史实上有各种出入,但事体大致如此,即张伯端发配充军后,并未隐居修道,而是辗转军中出任校书(秘书)等职务。

   翁葆光《紫阳真人悟真直指详说三乘秘要》中载录的《张真人本末》有谓“于己酉岁,遂遇异人传火候之秘,其道乃成,仍戒之曰:他日有与汝脱缰锁者,当受之”(16)。此谓“与汝脱缰锁者”即指摆脱戴罪之身。张伯端又名“用成”,或“用诚”,再加上百步溪溺水而亡、淳熙间现身等各种传说,可能也是这种洗白脱罪的努力之一。总之,张伯端一生充满传奇和神异色彩,而这也正是作为一代高道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高妙之处,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成为富有神异性的道教人物,同时也为考据张伯端籍贯带来重重迷雾和不小的障碍。

   其二,署作“天台张伯端”不一定是“天台县张伯端”,有些天台县或天台山的文化学者混淆了宗教文化地理与实际行政区划的分别。

   张伯端撰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的《悟真篇序》即自署“天台张伯端平叔叙”(17),撰于元丰元年(1078)的《悟真篇后叙》亦署“天台张伯端平叔再叙”(18)。此后,去张伯端年代不远的陆彦孚和再传弟子翁葆光等,或署“张平叔先生天台人”(19),或署“乃天台缨络街人”(20)。这的确是张伯端为天台人的最有力证据,但即便如此,也不一定就是天台县人。籍贯在天台山麓下的其他县市乡镇,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自然也可以署为天台人,如天台山周围的临海、仙居、三门等,都可自称天台人。

   天台山从六朝开始就是道教圣地,在道教特有的洞天福地系统中,“十大洞天”中的赤城洞就在天台山西北,“七十二福地”中的灵墟、天姥岑、司马梅山等也都在天台,再经唐代司马承祯(隐居天台山玉霄峰)等人的系统化建构,天台山更成为天下道门的圣域。可见,一位天台山麓范围内的道士,自称“天台人”并不为过,而张伯端自称“天台”及他书也多作“天台”者,更是从自然地理和宗教地理角度的“泛指”。我们当下的一些研究,以现行行政区划下的“天台县”等同于张伯端口中的“天台”,在地方志修订和地方文化建设中,因乡贤归属的敏感,言辞激烈,缺乏足够的学术理性。

  

   二、“遇刘海蟾”辨析及《悟真篇》来源推测

  

   《悟真篇》的成书过程就像张伯端的年里生平一样,歧说纷出。最可靠的记载,当是张伯端所撰《悟真篇自序》、《悟真篇后序》及较接近张伯端的陆彦孚所作《陆彦孚记》。张伯端的两篇序文和《陆彦孚记》在后世刊刻流传过程中,每有增删改易之处,各本均有同异,但关于《悟真篇》的成书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

   在《悟真篇自序》中,张伯端云:

   惟金丹一法,阅尽群经及诸家歌诗、论、契,皆云:日魂月魄,庚虎甲龙,水银丹砂,白金黑锡,坎男离女,能成金液还丹,终不言真铅真汞是何物色,不说火候法度、温养指归。加以后世迷徒,恣其臆说,将先圣典教,妄行笺注,乖讹万状。不惟紊乱仙经,抑亦惑误后学。

   仆以至人未遇,口诀难逢,遂至寝食不安,精神疲悴。虽询求遍于海岳,请益尽于贤愚,皆莫能通晓真宗,开照心腑。后至熙宁二年己酉岁,因随龙图陆公入成都,以夙志不回,初诚愈恪,遂感真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其言甚简,其要不繁,可谓指流知源,语一悟百,雾开日莹,尘尽鉴明。校之丹经,若合符契。因念世之学仙者,十有八九,而达其真要者,未闻一二。仆既遇真筌,安敢隐默,罄所得成律诗九九八十一首,号曰《悟真篇》。(21)

   张伯端这段自序文字最能说明《悟真篇》的写作缘起。张伯端自幼就亲近道教(善道),但也广泛涉猎儒、释两家经典,甚至子部诸说也都详究细讨,但是研读大量丹经、歌诀,多为泛泛之谈,终究没有说明“真铅真汞”为何物,对什么是“火候法度、温养指归”也都语焉不详,再加上后世的各种臆说笺注,这些丹经、歌诀更加乖舛难明。为此,张伯端苦求不得,一度寝食不安,精神憔悴。后随陆龙图入成都,在神宗熙宁二年(“己酉岁”,1069)于成都得遇真人,授以金丹药物、火候之诀,于是罄其所得,撰定《悟真篇》。张伯端在成都所感“真人”(22),是否五代宋初广泛流传的刘海蟾,有学者怀疑(23),但也不尽然,王沐等道教学者的意见不可轻忽(24),更不能无视与张伯端有间接联系的陆彦孚所作《悟真篇记》中的相关记载。

张伯端获罪发配岭南军籍时,陆彦孚祖父陆龙图曾收在帐下“典机事”,后随陆入成都。陆龙图薨于成都后,张伯端辗转秦陇,再事马默(字处厚,《宋史》卷三四四有传),把《悟真篇》交付马默,马默为司农少卿时又交付陆龙图之婿张坦夫,坦夫传陆龙图之子,也即陆彦孚父亲陆师闵,而陆彦孚童年时目睹《悟真篇》,取而读之,不能通也。《陆彦孚记》中的这些记载,因其耳闻目睹,可信度相当高。柳存仁《张伯端与悟真篇》一文指出张伯端事马默不可信,因马默为河东转运使是1086以后的事情,张伯端如果1082年去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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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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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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