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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圣元:先秦“书写”神圣性观念研究

更新时间:2021-12-22 16:40:28
作者: 党圣元  

   内容提要:

   “书写”神圣性观念最早出现于宗教祭祀的占卜活动中,在历史上“书写”具有建构和阐释道义权、统治权、文化权的功能,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道统、政统、文统三大话语体系之生成与建构,这奠定了“书写”神圣性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六经”作为中国文学的起源,其形成分别经过了“书写”神圣性观念的政教化、文学化和范畴化三个不同阶段。就文学书写而言,“书写”神圣性观念将人的事功精神和审美需求整合在一起,决定了传统文化和古代文论独特的运思方式,从而对古代文论的思想品格和理论话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形塑作用。

   关 键 词:

   先秦  书写  神圣性  六经  古代文论

  

   西方文学起源于神话,中国文学则源自于六经。①中西方文学在源头上的显著差异,使得两者在文学形态、审美风格上有显著的差异。先秦时期,上古神话多以史料的形式被搜集、选择性整合、嵌入“六经”之中,实际上仅仅从文献生成的角度考察这个过程,不足以说明先秦文本的“赋格”和质性,而正是“书写”神圣性赋予了“六经”文本话语权的合法性依据。同时,“六经”文本的形成实际上也是一个朝向于书写“神圣”性的“阐释”过程,或者可以直接说它们就是在“阐释”“书写”的“神圣”性,离开“书写”之“神圣”性是无法透彻地说明先秦如“六经”这样级别之典籍的文献生成的。先秦儒家典籍的这种“神圣”性“书写”,促使文学观念由“神话”向“人文”发生转变,“书写”神圣性观念正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书写”概念的确立则标志着人类由神话时代进入了信史时代。“书写”神圣性观念最早出现于宗教祭祀的占卜活动中,在历史上“书写”具有建构道义权、统治权、审美权的功能,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道统、政统、文统三大话语体系之形成,这奠定了“书写”神圣性的现实功用性和理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先秦时期尚未形成稳定的历史概念,“战国以前,古史的性质是宗教的,其主要的论题是奇迹说。我们不能为了孔子等少数人的清澈的理性,便把那时的真相埋没了”②。严格来说,六经也非一时一地之制作,都是由集体创作完成的,六经作为先秦时期人文风貌和政体制度的整体展现,其观念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历程。“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③,六经以其话语之威权性与形式之独特性融合生成了“书写”的神圣性,“书写”神圣性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也因此不断影响着六经的文体创制,从而奠定了“六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本体性地位。

  

   一、“书写”与“神圣”的概念

  

   “书”作为动词来讲,有“记载,书写”等含义;作为名词理解时有“文字、书籍、书法和书信”等几种含义。例如,“写在竹帛上称为‘书’,‘书’是如‘舒’‘著’‘记’的意思”④。如《墨子·尚贤》:“故书之竹帛,琢之槃盂。”⑤《周礼·地官·族师》:“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⑥《论语·卫灵公》:“子张书诸绅。”⑦《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⑧“写”具有多重含义,作为“移置、抒发、宣泄”解时有如下用法,如《礼记·曲礼上》:“器之不溉者不写,其余皆写。”⑨而“书写”两字的连用,则要晚见于《后汉书·樊宏传》:“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辄手自书写,毁削草本。”⑩由此来看,“书写”观念可从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进行界定,从内涵方面来看,只有郜、谟、誓、命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教化规训才能诉诸书写,通过书写形式保存下来。从外延方面来看,书写者身份的差异、书写程序的仪式化、书写媒介规格和材质的迥异共同决定了“书写”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简和牍的长度因文书类型的差异有所不同。汉代规定官方律令必须书写在3尺长的简牍上;儒家经典则使用2.4尺长的简;信件使用的简牍则有一尺长(因此信件旧称就是‘尺牍’)。”(11)由此可见,“书写”作为记载史实和抒发情志的含义,已经具有了较为严格的形制、材质等方面的规范。

   “神”有“天神”“神灵”等含义,如《书·微子》:“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12)《楚辞·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13)作为“事理、玄妙”来理解时,又有如下用法,如《易·系辞》:“阴阳不测之谓神。”王弼注:“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形诘者也。”(14)除此之外,“神”还具有意识、精神、容貌和气色等不同含义。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15)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16)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17)

   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18)

   “圣”,是令人崇拜的人或事物。如《书·洪范》:“聪作谋,睿作圣。”传:“于事无不通谓之圣。”(19)“圣”又可作为帝王和圣人的代称,唐宋时期“圣”又进一步衍生出精灵、乖觉、迅捷等不同的含义。“圣”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与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严格繁琐的礼制规范,祭祀的庄重和仪式的神圣性,都会被以书写的形式记录下来,从而突出了“圣”的历史内涵。“书写”作为一种表现礼的仪式性重要工具,最早掌握在巫觋手里。从历史的层面来看,可以说巫觋是人类社会中最早通过“书写”来保留人类历史的“史官”。《汉书·郊祀志》对此做出了很好的概括:“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使制神之处位,为之牲器。使先圣之后,能知山川,敬于礼仪,明神之事者,以为祝;能知四时牺牲,坛场上下,氏姓所出者,以为宗。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神异业,敬而不黩,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灾祸不至,所求不匮。”(20)由此可知,巫觋在先秦时期主要起着构建和维系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和义理的作用,除此之外,巫觋同时还掌管着国家祭祀和社会教化的政教职能。作为祭祀者,他们的主要职能是代天帝向民众施行教化,这时候巫觋俨然成为上帝在人间的化身,他们的言语和教导就成为具有神圣性的指令,从而会受到人们的敬奉和信仰。继而,巫师通过占卜、祭祀以“书写”的形式将上帝的神圣之谕记录在甲骨、铭文中,从而使天命的崇高、庄严和权威等内涵,转化为“书写”的神圣性。

   “神圣”常见于以下几种用法,如《管子·霸言》:“夫使国常无患,而名利并至者,神圣也。”(21)《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至于灵王,生而有頿。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22)《庄子·天道》:“老子曰:‘夫巧知神圣之人,吾自以为脱焉。’”(23)由此可知,“神圣”性强化了人们信奉和恪守的律令色彩。先秦时期的帝王、圣人或者巫觋假借神灵的命令,以“书写”的形式将国家意志、集体信仰和社会教化等,强化为人们必须遵守的世范常则和人伦纲纪,使“书写”具有了不可违背的神圣性。“书写”神圣性的意义在于通过“书写”将政权的合法性以文献的形式(六经)固定了下来,这赋予“书写”神圣性的理论基础及其话语权力和合法性依据。在中国文学史上,“六经”作为中国文学的起源,其形成分别经过了“书写”神圣性观念的政教化、文学化和范畴化三个不同阶段。“书写”神圣性观念将人的事功精神和审美需求整合在了一起,因而不但范铸、规约了传统文道观、文统观、文德观的架构形态与发展走向,而且对传统思想文化体制、传统文类及其秩序、传统文学和美学精神等的运思与言说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乃至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书写神圣化是一种文化基因性质的价值信仰与思想意念,蕴含在中华传统文化肌体的血肉之中并世代传承。

  

   二、“书写”神圣性观念的政教化

  

   就目前发现所知,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是甲骨文,相对于金文来说,甲骨文是商朝的通俗字体,其使用更为普遍。关于文字的创制在历史上有两种不同记载:一是伏羲造书契代结绳记字。《系辞下传》中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4)伏羲以“象形”的方式,创造了书契以代结绳之政,教化人民。二是仓颉应帝王的命令,提出以“六书”的方式创造文字。伏羲造书契,帝王“命仓颉制字,字有六义,一象形,二假借,三指事,四会意,五转注,六谐省,使天下义理必归文字,文字必归六书,是为万世文教。”(25)《淮南子·本经训》甚至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26),高诱注释:“仓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27)《淮南子》此说不惜极力彰显夸大汉字创制及书写的神秘性与功效,所为者何?难道不正是为了张大、强化文字及书写之神圣性吗?汉字“书写”的象形写物神采毕现,在文字创制之时就具有了代天神进行管理的职能。汉字是世界上使用历史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贾湖遗址发现的17个文字符号,表明中国文字从8000多年前已经开始出现。中国的古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创造者,比苏美尔人早一千多年”(28)。这也从侧面证明,中国文字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书契作为文字的雏形开始赋予事物以不同的历史含义。可以说,从最初作为具有综合性政教功能的巫、史性质的“书写”,逐步分化发展到文学性质的“书写”,展示了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书写”神圣性观念生成和演化的全过程,书写神圣性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下面试分两个方面分而析之:

   1.“书写”的政教功能

   “书写”作为一种理论观念,伴随着较为成熟的表意文字系统的出现而产生的,《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29),人们通过神道设教和“书写”神圣性进行天人沟通。例如妇好墓中出土的一块甲骨卜辞,就详细记载了古人祭祀征伐的传统:

   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旅万,呼伐□。

   卜辞共计载有15个甲骨文字,其中2个甲骨文字缺失,然而其叙事书写的表意功能却十分明确。据史料记载,妇好为武丁的妻子,谥号“辛”,妇好为我国历史可考的最早的女将军。卜辞记载妇好于辛巳年占卜,时运安吉,征兵一万三千人。当时,正值商朝中晚期国势不断衰微,面临着来自北部鬼方、土方等少数民族的入侵。因此,有关商朝征兵的记载在存世文献中屡见不鲜,但是,妇好的征兵数量应该为商代征集军队最多的一次。“这些甲骨卜辞的文字书写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词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文学的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30)对此,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申说,即这些甲骨卜辞还包孕着中国早期文体的胚芽,而且它们作为一种书写性言说,亦是早期文学叙事、文学阐释之肇始。由此可见,在殷商晚期,甲骨卜辞的“书写”神圣性已经展现了从政教职能,向文学叙事转变的演进趋势。

从书写媒介来看,先秦时期用来书写的媒介主要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简册帛书三种形式,然而,严格意义上说,卜辞、铭文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的文学书写和文学文本,从卜辞、铭文发展到“六经”仍需要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例如《尚书·禹》记载的史实可追溯到夏朝早期,但是从其政治修辞和思想观念来看,《禹》显然形成于西周初期,这是先秦时期朦胧的叙事模式逐渐觉醒的时候。其中保存在“六经”中的文献,如后世传抄记载下来的《尚书·盘庚》和《诗经·商颂》等都具有这种叙事风格。“起源于遥远年代的传统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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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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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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