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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旭:论唐宋时期的李贺故事讲述与形象建构

更新时间:2021-12-22 16:35:01
作者: 陈长旭  

   内容提要:李贺一生虽然短暂,但充满着传奇色彩,其独特的创作方式、超常的艺术思维、怪异的长相与性格、为帝掌记白玉楼的神话传说等,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话题。李贺的“人”与“文”都充满着神奇的色彩,千百年来在人们的不断讲述中,逐渐编撰出了一系列奇异的故事。唐宋时期李贺故事的讲述与形象的建构主要采用史传互动,诗歌、小说、诗话等多维评价,凸显白玉楼传说,用图画描绘等多种途径。李贺系列故事的讲述,不仅是对历史史实的超越,达到了艺术的真实,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关 键 词:李贺  故事化  白玉楼  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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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晚唐诗人李贺才高命薄,就个人命运而言,体弱多病、仕途多蹇、官卑位冷、英年早逝;就文学成就而言,他文才卓异、诗名早著,诗篇千古流传。李贺一生虽然短暂,但充满着传奇色彩,其独特的创作方式、超常的艺术思维、怪异的长相与性格、为帝掌记白玉楼的神话传说等,成为后世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李贺的“人”与“文”都充满着神奇的色彩,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千百年来在人们的不断讲述中,逐渐编撰出了一系列奇异的令人津津乐道的李贺故事,其中有显示少年奇才的7岁吟诵《高轩过》,表现刻苦作诗的锦囊苦吟,体现仕途坎坷的讳父名不能应进士举,遭人妒忌诗文被投入溷中,且以表达美好期冀的死后成仙掌记白玉楼的传说最为典型。李贺故事的流传经历了从晚唐杜牧、李商隐开始文人编撰,到五代时期不断地丰富与延展,再到两宋时期进一步地深化成型的过程。唐宋时期人们所讲述的李贺故事主要侧重“文”与“人”方面,所载虚虚实实、似有似无,美丽又凄恻,既寄寓着对李贺的喜爱、敬仰与惋惜之情,又饱含着讲述者的身世之感。

  

   一、晚唐五代时期李贺故事的肇起与流变

  

   自李贺病逝后,关于李贺的故事讲述与形象建构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从现有史料可知,李贺故事的讲述起于同时代的杜牧、李商隐,随后文人学士开始接续李、杜的讲述,内容越来越丰富、手法越来越多样、形象越来越丰满。晚唐五代时期李贺故事的流传不仅有抄写传阅、题写上壁、歌妓传唱等各种各样的文学传播方式,而且还出现了7岁作诗、死后成仙掌记白玉楼的神奇故事编撰。“晚唐五代文人,或感于李贺一代奇才英年早逝的可惜,而有意识地补叙追忆;或为当时好奇志怪、有闻必录的时代风尚所驱使,而撰写传记、序文或笔记,向世人讲述他们心目中的李贺”[1]174-175。李贺形象的建构具有“史”与“传”互动以及“史传”与“诗文”互证的特征。

   1.史与传之互动建构李贺形象

   李商隐《李贺小传》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李贺故事讲述的肇始。李商隐《李贺小传》:

   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叙》,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为密,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疲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所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欻下榻叩头,言:“阿弥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

   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圃、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四年,位不过奉礼太常中,当时人忌,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2]8-9

   李商隐的这个小传开篇就谈到两件事:一是杜牧的《李长吉集序》(《李长吉歌诗叙》)对李贺的人与文之异作了详细的记述;二是声明本文所记之事是李贺姊王氏所讲。首先,从生卒年来看,李贺(790-816年)、杜牧(803-852年)、李商隐(813-858年),三人基本属于同时代的人,杜牧是在李贺去世十多年后给李贺诗作序的,所记内容应该较为可靠。其次,“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李商隐在此表明小传的材料来源,是“长吉姊”的叙述,并再次强调“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坐实李贺神话故事的真实性、可靠性。李商隐的《李贺小传》基本上是李贺故事讲述的正式肇起,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最为典型的情节有:异貌(细瘦、通眉、长指爪)、特长(能苦吟疾书)、交游(韩愈、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创作(奚奴、疲驴、锦囊)、临终(升仙、玉楼掌记)。李商隐的小传与杜牧的集序构成了李贺的生平事迹、文学创作及传说故事的基础性的原始资料。中晚唐时期正是搜奇猎异的传奇小说兴盛时代,李商隐《李贺小传》中的神异记载,既是当时文人们尚好的集中表现,又为晚唐五代文人创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于是相继出现了对李商隐《李贺小传》的续写与敷衍,如张读《宣室志》:

   陇西李贺字长吉……其先夫人郑氏,念其子深。及贺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梦贺来,如平生时,白夫人曰:“某幸得为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从小奉亲命,能诗书,为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饰也,且欲大门族,上报夫人恩。岂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养,得非天哉?然某虽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讯其事,贺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迁都于月圃,构新宫,命曰‘白瑶’。以某荣于词,故召某与文士数辈,共为《新宫记》。帝又作凝虚殿,使某辈纂乐章。今为神仙中人,甚乐,愿夫人无以为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异其梦,自是哀少解。[3]304

   《宣室志》对李贺升仙掌记白玉楼的传说做了补充、完善、丰富,故事性更强。李商隐的小传写到李贺临终成仙就没有了,而《宣室志》接续了死后的事情,从“其先夫人郑氏,念其子深”后梦见儿子,李贺告知升天后的生活情况,并且把“白玉楼”改为“白瑶”,“记”具体化为“《新宫记》”,并有具体活动:“帝又作凝虚殿,使某辈纂乐章。”俨然为神仙中人了,更富神异色彩,更符合人们对仙境的美好想象。后世文人在诗文、诗话、笔记、小说等中更多地采用张读的《宣室志》的记载。

   李贺英年早逝、仕途坎坷、诗才奇异,晚唐五代文人非常惋惜与钦佩,所以在李贺“才”字上大做文章。康骈《剧谈录》:“时元相国稹年老(应为“少”,笔者注),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于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令仆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父名晋,不合应进士举。”[4]1497《剧谈录》所记多为中晚唐期间的朝野遗闻、神仙灵怪及剑侠故事。虽然所记史料多有可疑之处,但是所作传奇对后世小说具有一定的影响。此处的李贺因拒见元稹而致科举考试时遭其报复之传说,杜撰附会成分极大。但是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李贺清高孤傲的个性,也反映了后人对李贺没能参加进士举的推测与辩解。

   又如,王定保在《唐摭言》卷一〇《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中对李贺7岁赋诗《高轩过》让韩愈、皇甫湜甚为惊叹的故事进行了详细描述。李商隐《李贺小传》中有一句“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于是张固在《幽闲鼓吹》中就附会其事、生发出李贺之表兄记恨李贺孤傲而将其诗集扔到厕所粪池里的故事:

   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旧者,召之见,托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尽记其所为,亦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葺者视之,当为改正。”李公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李公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小同处,恨其傲忽,常思报之。所得兼旧有者,一时投于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篇什流传者少。[4]1450

   李贺留世之作较少,主要原因应是英年早逝,但世人觉得诗才横溢的李贺不应少文,也不愿意他少文,于是就杜撰了诗文被妒忌者所毁的故事。但作为历史著作的《旧唐书》和《新唐书》,与李商隐、张读等人的传记记载有明显的差异。刘昫等《旧唐书·李贺传》:“李贺字长吉,宗室郑王之后。父名晋肃,以是不应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辩》,贺竟不就试。手笔敏捷,尤长于歌篇。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其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补太常寺协律郎,卒时年二十四。”[5]3772全文不足120字,主要涉及家世、无缘科举、文学成就、最后官职,叙述极为简洁。而后来的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李贺传》对李贺的记载就较为详备:

   李贺字长吉,系出郑王后。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如素构,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它人牵合程课者。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见所书多,即怒曰:“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愈为作《讳辩》,然卒亦不就举。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迳,当时无能效者。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为协律郎,卒,年二十七。与游者权璩、杨敬之、王恭元,每撰者,时为所取去。贺亦早世,故其诗歌传世者鲜焉。[6]5788

   与《旧唐书·李贺传》相比,《新唐书·李贺传》增加了7岁赋诗《高轩过》的故事、奇特相貌描述、早出晚归苦吟作诗、与王参元等交游及诗歌传世情况等内容。《新唐书·李贺传》内容更加丰富,这也是李贺故事讲述不断累积的结果。

   晚唐五代时期李贺故事主要由史传完成。历史传记与文人传记之间在取材上有着密切承继关系,但在书写方式、态度、角度上又存在明显差异。《旧唐书·李贺传》与《新唐书·李贺传》中的一些材料均来源于杜牧《李长吉集叙》和李商隐《李贺小传》,但两唐书毕竟是正史,秉承“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比较客观、真实,叙事平实简洁。“然与正史记载情况相反,许多野史札记,特别是在一些诗歌评论的诗话著作方面倒留下许多关于诗人生活、创作方面的传说故事,尽管有不少系前人道听途说得之,或系小说家言式的艺术加工与虚构,但却表现出诗人的鲜明形象,反映出诗人的性格特征”[7]。而《李贺小传》重在记叙李贺临终前的幻觉,升天成仙、掌记白玉楼,爱憎分明、感情浓烈,两唐书却因事涉虚诞并没有采录。但历史传记与文人传记的互动进一步丰富、巩固了李贺故事内容。

   2.诗歌、小说、序跋、诗评等多面之建构

晚唐五代时期,李贺的接受以及故事的讲述在民间与文人等层面上展开。在文人层面上,主要通过诗歌、小说、序跋、诗评等形式进行的。最早关注并传播李贺诗歌的是其好友沈亚之,元和七年(812年)沈亚之下第东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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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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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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