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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一代文化托命之人——刘梦溪先生学行小记

更新时间:2021-12-21 14:02:21
作者: 谢志浩 (进入专栏)  
可以是说香港的文化地标,学界盛传的“南饶北季”,这里的“南饶”,指的是饶宗颐先生,“北季”指的是季羡林先生;周有光是沈从文的连襟,真正认识周有光,那是在多年以后。周先生指出“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还要从世界看中国”,振聋发聩;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已经在国内出版,这对当年我这个“五四迷”可以说具有很大的激励作用;李学勤学生属于“少壮派”历史学家,记得戴晴采访李学勤先生,题目就叫——力戒空疏学风;冯其庸先生这位红学家还是一位多面手;王蒙平步青云,一下子成为文化部长,也是那个时代的印迹;龚育之与他的上级——于光远,一直是自然辩证法学界的宗师,不止于此,龚育之还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深耕细作;李泽厚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地标,《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奠定了李泽厚先生思想家的地位;金耀基先生的《大学之理念》深深吸引着我,以至于欲罢不能,最后,出了一本《叩问大学》。

   最后要说的李希凡,不是由于重要,压轴,而是由于厌弃。新中国着手建立“学统”之际,两位“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登上历史舞台,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矣!蓝翎似有所悟,回头是岸,李希凡一直没有觉悟,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这叫人如何是好!不过,这位李希凡,当时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新生事物——《中国文化》须要李希凡支持之处甚多。现在依然这么看,这个名单,要是没有李希凡,真是探讨文化的一个“最佳阵容”;名单上有李希凡,只能属于“次佳阵容”。中国做事情,不是想做什么,而是能做什么。刘梦溪的志业,确实,离不开李希凡。

   季羡林先生在《中国文化》创刊座谈会上说,这个刊物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以为,这个刊物是地下冒出来的,这里主要是指主编——刘梦溪。志浩描绘百年中国学术地图,如果说也有一点家传味道的话,得益于父亲订阅的《北京晚报》,这份报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淌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我从这份报纸上,知道了太多的文化名人,以至于吸引着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描绘百年中国学术地图,如果说也有一点师承的味道,那么,不能不感念萧延中先生,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遗憾的是,也许是自己粗枝大叶,也许是另外的原因,反正中国人民大学四年的读书生涯,几乎没有见到刘梦溪的名字。第一次见到《中国文化》,给我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不仅觉得《中国文化》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更感觉名不见经传的“主编”——刘梦溪,从地底下冒出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界称之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本人作为八十年代之子,感同身受。这里暂且不说好的方面,先说不好的方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新文化时期,充斥着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何其相似乃尔!“文化热”与“文化大革命”,看似相悖,实则相成,都是“文化搭台,政治唱戏”,反映了一种政治思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三座文化地标——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属于向前的,占据了大学生的心灵;中国文化书院,表面上属于向后的,往往是偏远地区中小学老师,更加痴迷。这里为什么说中国文化书院,表面上属于向后的呢?因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办人——汤一介先生在“文化热”的潮流之中,创办中国文化书院的初心,并不是为了寻觅中国文化的道统,而是为了彻底批判中国文化传统。也就是说,汤一介欠缺一份中国文化的自信,总想着梳理中国文化中的缺失。反倒是老辈梁漱溟先生,流淌着中国文化的道统,具有中国文化的自信。尽管,汤一介在跟老辈打交道的过程中,慢慢树立了一点中国文化的自信,最后的工程是编纂《儒藏》,但,没有真正产生一种文化自觉,不觉得自己是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中国文化书院是上篇,中国文化研究所是下篇,两者犹如姊妹篇,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汤一介,跟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刘梦溪,属于通家之好。中国文化书院恢复了学统,中国文化研究所更上层楼,找到了道统。这里面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汤一介谨小慎微,刘梦溪大气磅礴;第二,中国文化书院成立于1984年,恰值“文化热”,激进主义,意图伦理,甚嚣尘上,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前身——中国文化研究室,成立于1988年,文化热开始落潮,门庭冷落鞍马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刘梦溪经历了一次将近五年的政治落难,刘梦溪先生称之为——倒悬。试想,要是没有将近五年的“倒悬”,这位曾经写出小说《刘志丹》“审读报告”,也曾差一点写出批判《苦恋》电影文章的文化部和文联系统的大才子,往左发展便是林默涵、陈涌,往右发展便是刘再复、林兴宅,无论如何,也不会承接了中国文化的道统,并成为一代文化托命之人。

   见到刘梦溪从地底下冒出来,十分兴奋,又一位文化名家冉冉升起。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既不亲,也不近。我是吸吮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乳汁成长的,时代已将我锻造成为一位坚强的反传统主义者。我转过这个弯,已经是2010年以后的事情了。

   说起来特别尴尬,一位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一度经历三年的“倒悬”,日常接触之中对我产生同情的爱才的李克荣院长,放手使用,给我压担子,那就是在各个学院进行《中国传统优秀道德》的讲座,这个讲座,殊胜因缘,成为一门全校选修课——中国传统文化,后来升级为《中国文明导论》;与此同时,我还开设一门《世界文明史》,中间叫过《西方文明简史》,现在升级为《西方文明导论》。一般情况下,春季学期开设《中国文明导论》,秋季学期开设《西方文明导论》。《中国文明导论》和《西方文明导论》两门课,让我备受煎熬,犹如坐过山车。《中国文明导论》,用过冯天瑜先生的《中华文化史》,《西方文明导论》用过陈乐民先生的《欧洲文明十五讲》。冯天瑜先生的《中华文化史》只是在外围作战,没有深入中国文明的肌理;陈乐民先生的《欧洲文明十五讲》,我跟随陈先生的脚步,成为一名“传道士”,信奉月亮是外国的圆,欧洲中心论。陈乐民先生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以为欧洲是上帝的“选民”,怎么看欧洲,怎么喜欢。陈先生帮助欧洲找到了文化自信,欧洲不是一时半会儿好,而是一直好。自从希腊,欧洲就有了民主和科学。陈先生眼中,欧洲文明的扩张,塑造了世界近现代史的基本格局。陈乐民先生这种思路,与一代特立独行的卓荦之士——顾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反传统主义者,不具有逻辑的彻底性,只是选择性“反传统”,也就是说,只反中国传统,不反西方传统。顾准、陈乐民,一脉相传,自然有一定的道理。试想,文化大革命的狂澜之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本身没有错,遗憾的是,人类文明的所有遗产,皆被视为“封资修”,顾准不得不如此立说,流淌着苦心孤诣——西方有好东西。无异于石破天惊了。顾准揪着自己的头发,想逃离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其实,不大可能!顾准更深一层的悲剧在于——月亮石是外国的圆!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买了顾准的书后,认为不值,很快就以三元的价格转让给一位同学了。当然,顾准自有顾准的价值,迄今为止,我依然认为,顾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多得的思想家。

   不过,从顾准那种思维套子中走出来,并不容易。本人能够树立稳健的历史观,离不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高王凌先生的点拨。高王凌先生看待中国历史,秉持“正面观察,贯通古今”的理念,反传统主义者内心深处的坚冰,慢慢融化,确实,倒霉不能怨祖宗。祖宗不是用来挡枪的,不能说,不加分析,让祖宗躺着中枪,现代人不懂得感恩,至少,也要懂得克制,不能一上来,就是“封建”,就是“专制”,经济上的地主剥削,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社会上的人口众多,一度都被视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三根绳索”。这种心态之中,出现《河殇》那种电视政论片,那是早晚的事。一元单线史观,总觉得中国失去了最关键的一次机会,以后,再怎么努力,也天命难违。顾准——陈乐民——贺卫方,老中青三代,薪火相传,皆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学好的坏学生。按理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中国理当见贤思齐,比学赶帮超,怎么总是不长进呢!高王凌先生很早就提出——正面观察,贯通古今,因此,见不得《河殇》那样编排祖宗,于是,跟老铁——李零,一起写文章——认为《河殇》反映了一种失衡心态。本人受到高王凌先生的濡染,渐渐从那种失衡心态之中走出来。四十年来的社会变革,也让中国生机勃勃,尽管,不认可中国的奇迹,更不认可世界历史已经来到了中国时刻,但,仅仅四十年的工夫,中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也让我这位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看待中国历史,更多了一份文化自信。

   各位读者不妨看一下《西方文明导论》课程的教学大纲——《西方文明导论》与《中国文明导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通识课。《西方文明导论》秉持高王凌先生的“正面观察、贯通古今”。课程的主旨在于梳理西方文明的节奏,把握西方文明的脉搏。中国学界长期以来信奉“西方中心主义”,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这是需要进行反省的。本课程的目标就是祛除“欧洲中心主义”,以平常心理解西方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费孝通先生晚年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提出十六字方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钱钟书先生也曾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愿与各位学友共勉,力求做到——仇视一个国家不能丧失理性的清明,热爱一个国家不能逾越理性的堤坝。

   这与十四五年前,甘当“传道士”,总觉得月亮是外国的圆,可以说大异其趣,简直判若两人。此时,再把陈乐民先生的《欧洲文明十五讲》作为《西方文明导论》的教材,恐怕,不大合适了。我已经寻觅到一本合用的本子——阮炜先生《文明的表现》,作为《西方文明导论》的教材;与此同时,也找到了一本合用的本子——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作为《中国文明导论》的教材。这是没有走出失衡心态时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梁漱溟先生与马一浮、熊十力,堪称现代新儒学的“三圣”,“三圣”皆为特立独行之辈,不过,依我看,梁漱溟先生更加奇崛,再加上,我与梁先生有一面之缘,因此,更加亲近。回顾所来径,不仅在《中国文明导论》课程上梳理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而且,还在全校选修课——《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课堂上致敬梁漱溟先生,以至于,一个头的《百年中国历史人物》,前后九次,围绕着梁漱溟先生一人展开。梁漱溟先生的精神特质——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物来顺应,廓然大公。

   2020年11月30日,恰值有学问的思想家王元化先生,百岁诞辰。因此,2020年秋季学期的《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和席明纳,围绕着清园先生展开。清园一生,前后有五位难以忘怀的老师——任铭善、汪鸾翔、郭绍虞、韦卓民、熊十力。殊胜因缘,现代新儒学三圣之一的——熊十力,接纳了上海滩落难的胡风分子——王元化。熊夫子秉持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根底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给了清园无穷的力量。

   刘梦溪先生作为一代文化托命之人,也要找到道统所系之人,那就是现代新儒学“三圣”之一的马一浮。刘梦溪的生命之中,遇到马一浮,也是一种缘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近五年的“倒悬”,刘梦溪感到冥冥之中如有神助,这就是阅读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旧文四篇》、《写在人生边上》、《宋诗选注》,成为须臾不可离的精神伴侣;刘梦溪“倒悬”状态的第一推动力,恰恰来自推崇钱钟书为文化昆仑的“党内一支笔”,世间之事,竟然如此奇妙。读书可以疗伤,钱钟书的图书,正好是治疗刘梦溪伤病的灵丹妙药。

刘梦溪从钱钟书开始,发现一个奇妙的学术天地,如入桃花源中,落英缤纷,芳草鲜美,不知秦汉,遑论魏晋,还弄什么文学评论的劳什子,文学评论不足以慰藉心灵,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一度,刘梦溪丧失了写作的自信,将学术热忱投射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的编纂。刘梦溪对钱钟书先生无有异词,这是刘梦溪先生之可贵之处。不过,刘梦溪和钱钟书先生两人都在京城,又那么喜欢钱钟书的著述,刘梦溪组织了多次学术活动,按理说,见一次面总不会是问题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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