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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锋:拟剧论之前的戈夫曼(1945—1953)

更新时间:2021-12-21 11:39:42
作者: 王晴锋  

   摘要: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以拟剧论被人熟知,但学术界较少探讨他在拟剧论之前的思想。在学术生涯早期,戈夫曼主要受社会人类学而不是符号互动论影响,他也关注职业角色、社会阶级等主流社会学偏爱的研究议题,而且注重经验研究,具有明显的方法论反思意识。在出版《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之前,戈夫曼已在公开发表的论文里熟练使用“运作共识”“符号媒介”“误呈”“自我呈现”等关键术语,并且采用博弈的隐喻描述互动。他还关注社会性自我及其救疗,这也表明他在有意识地探索互动秩序问题。总之,拟剧论之前的戈夫曼已呈现出他后来的某些研究特征,尽管这些观念和思想较为粗糙、尚未形成体系。

  

   关键词:拟剧论;芝加哥学派;阶级地位;分类图式;互动组织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1)05-0106-13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毕生研究面对面互动系统,他是微观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在近30年的学术生涯里,戈夫曼从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行为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借鉴各种观点、发现和概念,进而形成分析微观互动现象的独特风格。1953年,戈夫曼根据在英国北部设特兰岛的田野调查完成博士论文《一个岛屿社区的沟通行为》。此后,他一边从事科研工作,探讨社会互动中的仪式要素(面子工夫)、情感(窘迫)与社会组织、恭敬与风度等,一边继续修改和完善博士论文,最终于1956年由爱丁堡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出版《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详尽阐释了拟剧论视角。尽管该书与戈夫曼的博士论文存在较大区别,但两者仍有不少关联。可以说,戈夫曼关于拟剧论的思想起源于他对设特兰岛上一个孤岛社区的人际互动所进行的观察。

  

   本文主要探讨戈夫曼形成拟剧论视角之前的思想,因而聚焦于他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前的研究,具体时间从1945年戈夫曼正式成为芝加哥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一直到1953年初。研究的文本包括完成于1949年的硕士论文《对被描述的经验作出反应的若干特征》、1951年发表在《英国社会学杂志》上的《阶级地位的象征》、1952年发表在《精神病学》期刊上的《论抚慰受骗者:适应失败之刍议》、完成于1953的一项研究报告《加油站服务商:其人其工作》。这个阶段是戈夫曼初探学术研究之时,也是他逐步确立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兴趣的重要时期。通过总结戈夫曼在拟剧论之前研究的若干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它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的研究既有区别,又存在某些连续性。

  

   一、学习生涯:从多伦多到芝加哥

  

   1922年6月11日,戈夫曼出生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曼维尔市的一个犹太家庭。中学毕业后,戈夫曼最初在曼尼托巴大学攻读化学专业,中途在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戈夫曼甚至考虑过将来在电影行业谋求发展[1]。然而,他最终还是决定重返学业,但国家电影局的工作经历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影响。1944年,戈夫曼在多伦多大学跟随查尔斯·哈特等人学习人类学,后者成为拉德克利夫-布朗学派的忠实信徒。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弗洛伊德的思想在北美地区风靡一时。因此,在多伦多大学求学时期,戈夫曼也对弗洛伊德的学说甚感兴趣。

  

   1945年秋天,戈夫曼正式注册成为芝加哥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芝加哥社会学派早期的领导者和主要成员,诸如罗伯特·帕克和欧内斯特·伯吉斯等人,都颇为注重经验研究,主张用城市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工业社会的发展问题。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熏陶下,戈夫曼也偏向于实地调查和参与式观察研究。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期,对戈夫曼的学术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是埃弗雷特·休斯。休斯当时是芝加哥学派经验研究的带头人,从一开始就对戈夫曼产生了良好印象,认为他是一位知识广博、无所不知的学生,具有弗洛伊德式的卓越洞察力,能够知悉周围每一个人的动机。在后来的学术生涯里,戈夫曼与休斯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同时又像父子一样的关系。戈夫曼对休斯充满敬佩之情,明确承认休斯对自己智识发展的影响,并自称是“休斯式民族志学者”①。休斯的影响还体现在戈夫曼关于方法论的反思,譬如戈夫曼承认自己的研究方法是“休斯式都市民族志”和“米德式社会心理学”之间的结合[2]。

  

   在芝加哥大学时期,戈夫曼广泛阅读帕森斯的著作,还有威廉·托马斯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的作品,包括他俩合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以及兹纳涅茨基的《社会学方法》。戈夫曼承认自己受教于罗伯特·帕克、欧内斯特·伯吉斯、路易斯·沃斯以及后来的埃弗雷特·休斯等人。作为整个休斯式传统的奠基者,帕克对戈夫曼那一代芝加哥大学的年轻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最初,戈夫曼主攻社会人类学,跟随的是劳埃德·沃纳,拉德克利夫-布朗也因而成为他关注的核心。对戈夫曼而言,拉德克利夫-布朗是比任何社会学家都重要的人物,甚至成为他进行论文写作的模范[2]。也就是说,芝加哥时期的戈夫曼在学术上接触比较频繁的不是符号互动论者,而是社会人类学家。除了休斯之外,戈夫曼在早期学术生涯里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无疑是劳埃德·沃纳。沃纳在美国社会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原先是一位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也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追随者。沃纳早年以研究澳大利亚的一个土著部落而驰名学界,后来移居美国,在马萨诸塞州开展关于雅客城的系列研究。沃纳将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视为一个复杂、先进的“部落社会”,进而分析其社会组织和文化信仰。与当时很多主流社会学家一样,沃纳在关于现代社区的研究过程中,也逐渐转变为阶级结构和分层系统的研究者,但不同之处在于,沃纳是从社会关系网和仪式整合的角度,即以对原始社会研究中的部落亲属关系和仪式的视角来研究现代社会,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或职业结构来研究社会结构与分层现象。在这种人类学的分析框架下,沃纳将现代社会描绘为印第安人部落的图腾柱形式,譬如将阶级系统看作多元文化系统的形式。

  

   沃纳对戈夫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沃纳是戈夫曼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虽然沃纳关于现代社区的研究受到很多美国社会分层领域的左翼学者强烈批评,尤其认为他忽略经济基础,并且毫无批判精神地接受了信息提供者保守的意识形态。然而,沃纳的研究却充分表明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及其生产机制,而这正是戈夫曼开启社会学研究历程的主题。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正是沃纳凭借着他强大的个人关系网络,使戈夫曼有机会前往英国的爱丁堡大学从事访学,并在设特兰岛开展为期一年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由此为博士论文的写作奠定基础。其次,除了纯粹的学术交往之外,沃纳与戈夫曼之间还存在某种性质的雇佣关系。1946年,沃纳与他以前的学生威廉·亨利和伯利·加德纳联合创立了“社会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采用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法研究美国民众的消費动机,从而为各类客户提供市场调研报告。沃纳和亨利都是戈夫曼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因此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参与这些项目。与很多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一样,戈夫曼也受雇于“社会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沃纳的研究助理开展一些商业用途的研究项目。在这种雇佣关系下,戈夫曼撰写了《加油站服务商:其人其工作》以及关于当时流行的广播剧《老大姐》的调研报告。最后,戈夫曼还通过沃纳汲取西欧古典人类学思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沃纳在澳大利亚从事田野研究时既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门徒,也是涂尔干思想的忠实倡导者和实践者。拉德克利夫-布朗和涂尔干的人类学思想也通过沃纳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戈夫曼。正因如此,戈夫曼在《公共场所的关系》一书的扉页上写着“纪念拉德克利夫-布朗”,而且他的微观互动研究具有明显的功能主义色彩。而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尤其是“个体崇拜”观念,更是对戈夫曼的互动研究产生了持续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后者的互动仪式思想,以至于兰德尔·柯林斯评价戈夫曼是“涂尔干式保守主义者”[3]。

  

   总之,戈夫曼是在多伦多大学开始进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知识殿堂,之后芝加哥大学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成长环境,使之有充足的机会不断地探究社会学的奥妙,尤其是休斯、沃纳等良师益友成为他的学术领路人,对他后来形成独特的社会学思维尤为关键。遵循着芝加哥大学的学术传统,戈夫曼也不采用被许多美国社会学家所追捧的统计手段。从学术渊源上看,戈夫曼受传统社会人类学的影响颇深,他的研究很好地结合了人类学与定性社会学研究,这种结合集中体现于他的民族志实践,如设特兰岛的偏僻社区、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等,都成为重要的民族志现场,尤其是设特兰岛成为研究面对面互动实践的天然实验室。

  

   二、初探社会阶层与人格特质之关系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沃纳等人创立的“社会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一个项目,旨在调查美国的家庭主妇对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老大姐》的反馈,其中一个关注点是听众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特质之间的关系。这项关于广播听众的调查主要由沃纳和亨利合作完成,作为人类学家的沃纳当时正醉心于研究美国社会的阶层结构,这项研究正好符合他的学术旨趣。为了测量这些家庭主妇的个性特质,沃纳决定采用在学术界颇为时髦的一种心理测量法,即“主题统觉测验法”,这也是亨利较为擅长的研究方法。1935年,哈佛心理学家亨利·默里发明了“主题统觉测验法”,此后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广为流行。“主题统觉测验法”的核心程序是研究人员向被试者出示一些意义含糊或不确定的图片,然后让被试者基于对图片含义的理解展开叙述。默里認为,这些故事能揭示被试者过去的经历和当下的状态,因为被试者会有意无意地在他们的反应中投射出自己的情感与需求。因此,“主题统觉测验法”被认为能透视个体内在的深层自我。“主题统觉测验法”以精神分析学为基础,实质上是心理投射理论在人格测量中的具体运用,它认为主体的自我叙述能够揭示潜意识的性情甚至隐秘,而这是普通的社会研究方法(如访谈)无法做到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种心理投射法被广泛运用于测量个性与自我。

  

   为了开展这项研究,沃纳和亨利的研究团队共招募了数十位女性,其中包含初级行政人员、熟练技工以及白领的妻子等。1946年秋天,在沃纳的指导下,戈夫曼开始对芝加哥大学附近海德公园社区的家庭主妇进行调查。不同于沃纳和亨利关注熟练技术工人和白领的妻子,戈夫曼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专业人员和经理人员的妻子,他用“主题统觉测验法”研究了50位这样的女性。戈夫曼的硕士论文正是基于这些调查工作完成的,其主题试图探讨社会阶层与人格之间的关系。硕士论文的最初设计是以科学研究的标准,也即实验逻辑的原则,用“主题统觉测试法”测量个性特征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研究不断地推进,戈夫曼发现由于变量设计的主观性和任意性,对被试者复杂散乱的回应无法进行比较和统计验证,因而无法实现他预期的目标。戈夫曼质疑亨利·默里的“主题统觉测验法”不能作为一种揭示人的内在心理的测量工具,认为它在方法论上缺乏内在一致的逻辑,尤其是无法从被试者复杂的真实反应中简单地抽离出某种人格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戈夫曼转而对海德公园地区的受访者对“主题统觉”测验卡片上“被描述的经验”作出的反应特征和要素进行了辨析与分类。戈夫曼将被试者使用背景模糊、意义隐晦的图片表达出来的内容称作“被描述的经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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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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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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