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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宝:顾颉刚的治学之道

更新时间:2021-12-18 23:14:31
作者: 王恩宝  

  

   顾颉刚(1893—1980年),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顾颉刚学术造诣深厚,其严谨治学风范给后辈学人以深刻启迪。

   “学问只应问然否”。把学问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是顾颉刚治学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原则。顾颉刚进大学时原选定的是哲学系,因为当时他想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基础而解决人生问题,他以为只有研究哲学才可以从繁杂离奇的种种事物关系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得到一个简单的纲领”。但是,当接受来自西方科学的影响之后,他对于治学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认识到学问的基础要建筑于事实之上,而过去的哲学却是建筑于玄想之上。顾颉刚认为玄想的哲学不是真实的哲学,真实的哲学是科学的哲学,而科学的哲学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只有先从科学做起,等到各科均衡发展之后,再通过做会通的工作,来建设新的哲学。

   因为推崇建筑于科学基础之上的学问,所以顾颉刚认定史学是最切近自己性情的学问。为什么要从事史学研究?1926年6月,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学了没有用,那么费了气力去学为的是什么!’普通人都这样想,我也这样想。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

   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强调:“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所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就是不受习惯的束缚,完全运用理性来作公平的裁断,只凭搜集到的证据说话。他明确表示:“只要以后发见的证据足以变更我的臆测时,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张加以修改或推翻,决不勉强回护。”

   在治学中顾颉刚秉持的理性精神,本质上就是科学精神。他认为做学问要保持客观的态度,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事物,也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不同的学术派别。这也体现了他求实、求是、求真的严谨治学态度。

   “怀疑精神是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顾颉刚被称为质疑历史的史学大师。他以可贵的怀疑精神,为史学研究闯出一条新路,并成为古史辨学派这一新史学学派的创始人。

   顾颉刚最欣赏的是前人的辨伪与考证工作。1980年,他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谈道:“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

   1927年,顾颉刚在《怎样读书》一文中指出:“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子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识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来管束我们的思想。所以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换句话说,就是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

   1934年,顾颉刚在《怀疑与学问》一文中对怀疑精神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我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要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顾颉刚认为怀疑不仅是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也是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他说:“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躲懒。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要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若使后之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

   “虚心请求教益”。在坚持怀疑精神的同时,顾颉刚也有着虚心向学、勇于接受批评、集思广益的治学态度。

   顾颉刚出身书香门第,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经常虚心求教。在1918年12月18日致傅斯年的信中,顾颉刚说:“我学问不好,所以有许多问题在我心中,虽然稍有一些境界,却很有点迷离模糊、捉摸不定的,尚不敢说似乎如此,更不敢说定当如此……我便当虚心请求教益;若有人对于我的话施驳议的,我决当屏弃好胜的感情,澄心的领略一过。”

   勇于接受批评是虚心向学的重要体现。1927年1月7日,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顾颉刚强调接受批评的重要性,“发表文字,不怕它浅或误,只是怕它隘狭,不能容受人家的批评。兄给我的信,虽不自满,但至少可以引起多少问题,引起多少人来商量或攻击,这便是一件好事情”。他认为,通过读者的批评,方能找出文章漏洞,并借此进行考证、修改,完成学术成果,“我们常有文字发表,自然常有人来讨论,也可把自己的意见一次一次的修改,使得它渐近于事实”。

   集思广益是虚心向学的逻辑发展和重要支撑。顾颉刚非常注重集思广益的治学方法。在1918年12月18日致傅斯年的信中,顾颉刚就《新潮》杂志学术风格提出自己的看法,“各社员各拟定了所作的题目,互相报告:要是某乙的思想到了某甲的题目里头,就可将某乙的意思去告知了某甲,某甲倘是赞成了,就多一宗正面的理由,某甲倘是反对了,也可就此驳议,多一宗反面的理由”。这种方法就是集众人智慧,广纳有益见解,“比较一人单独存想,或四面翻书,得益的多”。集思广益最重要的表现便是取长补短、相互学习,“要取他人的长,来补我辈的短,取他人对于某项问题的思想,来比较我辈对于这同项问题的思想”。顾颉刚认为,社会上各学派不应为了所谓体面,争个我胜你败、谁对谁错,应该“舍短取长,交互进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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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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