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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大一统与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钱穆历史思维的理论启示

更新时间:2021-12-17 22:53:39
作者: 任锋  

  

   内容提要:学界对于大一统的重思,应当注重其在现代语境中生成的争议性、复杂性和基源性。处于现代中国转型期的大一统问题,长期以来被学人置于专制主义进路中加以批判和解构,由此在历史认知上为通向政治实践抉择提供起始条件。对大一统的常见讨论,或者聚焦于秦汉以来两千年政治传统,或者注重《春秋》公羊学所代表的经学义理。钱穆强调“一统”和“多统”是中西政治传统的基本差异,主张在通史基础上透过历史政治传统的实践性阐释来揭示大一统的系统涵义。钱穆的研究揭示出,秦汉以前与之后两大时期历史代表了大一统的两个形态,各自包含国家形态与政教机制两个层面。文化地理、经济生活方式透过族群聚合而形成的国族认同表现出强韧的传统延续性,而政制文教在因承维系中又深具调适弹性。道统相对于治统、礼治相对于尚法、封建分权相对于郡县集权、经义相对于法术、正统相对于偏离,在一系列争持中衍生出富有活力的张力结构,内在驱动着大一统体系的辩证宪制逻辑。中国文明透过“统”与大一统所开立的基源,不仅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指向文明演进的起始和趋向,也在秩序建构的维度上揭示出国家形态与政教体制的机理。大一统作为规范理论所包涵的超越性和天下性,为反思世界政治的文明前景提供了更富生机的进路。

   关键词:大一统;统;钱穆;政治秩序;基源;历史思维

  

   中国历史惟一大事,乃是民族抟成与国家创建,形成一个民族国家大统一之局面。但外国人不说这些,因此我们也不说。外国人说现代国家,中国人便说要赶上也成一现代国家。但现代国家之最高理想,岂不应该是一个大一统的民族国家?这是中国史上久已完成之一件事。惟有由此基础,始可走上世界大同。

   ——钱穆:《史学导言》(1970)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与政治理论中,大一统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议题,自晚清以降经历了褒贬纷呈的阐释和评价。这种争议性背后的思想图景,镶嵌在现代中国的转型历程之中,密切关涉对于传统和现代道路的认知辨析、对于中外文明形态及其品质的体会鉴别。大一统主题引发的古今中外之争,至今仍在展示其未尽发掘的复杂意涵,深刻影响着当前政治体的秩序建构。现代立国进程的深度展开,促使我们进一步从历史政治理论的视角把握其秩序价值。现代学人钱穆先生的先驱性探索向我们揭示出,大一统指向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需要在争议性中领会其理论与实践的中心价值,并应对现代挑战实现其新的转型。

   一、大一统的现代争议性:从专制主义论到立国本位论的转换

   如何理解大一统在中国政治和文明传统中的构建性地位,这一历史认知问题自晚清以来就与我们的现代转型历程紧密缠绕在了一起。换言之,历史认知与现代国人关于国家转型的时代认知和选择,二者紧密关联、不可分离。

   在张灏先生所言的转型时代(1895—1925),伴随政治和文明危机的加速升级,大一统的讨论很快超越中国经史的义理范围,从西学中引入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系列理论,搭建了思想分析的舞台。社会演化论、进步史观、联邦主义、立宪主义、民主理论、世界主义、诸种乌托邦想象,为人们反思自身所处国家的历史传统提供了极具冲击力和颠覆性的新思想坐标。大一统主题的争议性,就是在这种解构意味浓烈的反思中逐渐形成的。反思中,有的思考能够反求诸实,合乎史实地去理解传统,有的思考由中国扩展至世界,提升了大一统论述的检验范围。其中更能代表时代精神趋向的,是对大一统的激烈批判和否定,藉此树立西学表彰的价值和制度。这一进路,将大一统与专制主义捆绑在一起,视前者为西方民主自由的传统反题,需要在现代立国中予以扬弃。

   笔者曾提出“梁启超论题”来指称这一进路。梁任公认为大一统由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和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专制构成,抑制了共同体演进的竞争活力,导致了现代转型期遭遇列强后的不断挫败。梁任公的观点经由舆论场不断扩散放大,时代影响不可估量。“广土众民而大一统者,专制国之真相也”,严复的这一判断最能代表这种时代认知。

   梁启超论题在理论进路上可概括为大一统的专制主义论式,其内里是依据专制—民主的政体类型学将中国政治传统认定为专制政体,举凡文化、伦理道德都可归结于政体论的专制主义解释,大一统被视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合形式。历史认知的专制主义论式,对应的是转型实践的自由民主选择。现代立国应当符合西方现代的文明精神,与此悖逆的历史传统自当加以批判和否弃。历史认知在某种意义上是知识铺垫和陪衬,重要的是要强化论证现代实践选择的启蒙方案。专制主义论式,在判定大一统传统的现代终结之后,更在意的是政体论意义上全新政制的构建。在这个强势理论意向的推动下,历史认知不可能得到充分延展或深化,争议喧嚣中,大一统终归于一种模糊虚浮的知性境地。

   这个论式的历史认知意涵,或显或潜都指向了对于历史传统的激烈否定,在立国传统认知上极易滑入虚无主义。钱穆先生的大一统论,就是在专制主义论式大行其道的时代风潮中,极具创发性地呼吁国人注重大一统在历史政治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众所周知,钱穆对于中国政治传统的专制论批判一直持强烈的保留态度,主张予以具体地历史辨析。这种看似防御性强烈的史论立场,往往容易掩盖其立论上更为积极性的思维进路,而后者实则就是以大一统为基点,衍生发展出了关于政治秩序的历史宪制论述。

   1951年,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的开篇演讲中直言,辛亥革命以来,国人学习西方转益多师而难有所成,自己五千年的深厚传统急切又打不倒,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苦痛、最大的迷惘。迷途知返,出路在于用沉静的理智来看待自家历史,历史知识的复活将决定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复活,中国由此才能真正独立自存。第二篇演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开门见山,强调中西政治的异同比较,指出中国政治以“一统”为精神,西洋则奉“多统”为本质。中国即使在多统的分裂时期,仍以一统为精神取向;西方即使身处一统,也往往以多统为常态。西方在形式上一统的帝国并无法达到汉唐郡县国家式的国家同化整合。欧洲共同体的理想直到当代仍然难以落实。从时间上讲,中国历经朝代更迭,但国族同一性的认同绵延不绝,而欧洲文明政治中心多处转移,政治身份上多国之间始终鸿沟深裂,无法融合为一。钱穆在比较这个异同后,总结道,“所以中国人受其几千年来的历史熏陶,爱讲‘传统’,西方人则根本不知有所谓传统。无论就时间讲,或空间讲,他们都是头绪纷繁,谁也不肯承认接受了谁的传统。也有人说,中国今天,就吃亏这‘一统’上,西方人也就便宜在其‘多头’上。这话对不对,我们暂可不论。但我们先要问,专就政治讲,究竟应该一统的呢?还是多头的呢?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政治系统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机构的问题。”

   很明显,钱穆引用的那些时代意见(“一统”吃亏论),包括大一统的专制主义论式,依据现代中国转型初期的国家竞争胜负来回望批判历史政治传统。而钱穆主张的思路,在于首先正视历史传统本身,不能完全依据一时的时代意见做出历史判断,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在理论上首先是关于政治秩序的系统性问题。在之后论述中,钱穆从国家观念、政治体制的视角,来解释中外政治形态的这个根本差异。

   钱穆并没有把中西政治差异直接化约为政体论意义上的专制/民主、人治/法治相对的优劣论,而这样的思路在大一统的专制主义论式中是支配性的。钱穆的贡献在于敦促我们首先正视“一统”和“多统”这个基本差异,从以千年为单元的长程经验出发,厘清探索的基本原点。在钱穆看来,中国的一统政治有近五千年传统,是现代政治思维需要尊重的基本前提,是经验原点,也是理论原点。现代国人主张变法,主张革命,提倡民主法治,针对时代政治的弊病探寻病源,但不能因为一时期的病症而否定国家历史传统这一整体生命。

   这个思维进路,与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思路显然不同。后者依据引入的启蒙标准,趋向于对历史文明传统的激进化、虚无化处理,把历史进程中一个具体时期的弊病视作是整个传统的必然归宿或本质,由此并不能将千年传统作为一个必须正视、衡平估量的思想依据。如果大一统被归结为政体论范畴意义的历史实践后果,就很难再作为宏观层面上政治秩序的基源问题得到充分承认。

   笔者曾指出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存在着变革思维与立国思维的张力,前者依据某种外在标准提出对于现实政治的大幅度变革,而后者对于现实政治体的经验保持更为审慎和保守的态度,注重立国本末源流的探讨。在近世思想传统中,理学与经制事功学分别代表了这两个思维范式,前者高举“法三代”而批评后世如汉唐宋明的祖宗家法(“法祖”),后者则重视发现“法三代”与“法祖”之间的历史延续性。大一统的专制主义论式受理学激进历史意识和政治理想主义的传统影响,将“法三代”转换为了“以西为师”,对于历史政治传统的激烈抨击则一仍旧贯。比较起来,钱穆更多地继承了经世传统主流的立国思维,将大一统视作探讨现实立国的起始前提,主张在尊重和维系这一前提的条件下思考维新变革。

   钱穆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中提出的大一统论述,不妨称之为大一统的立国本位论。大一统专制主义论式自转型时代以来风行一时,笼罩世人,在这种时代风潮下探索一种更为尊重历史精神的思路,其苦心孤诣的先行者意义需要我们充分体认。对钱穆学思的检索可以发现,至迟在其1940年代的《国史大纲》《政学私言》《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代表作品中,这个思路即已形成。而到钱穆学术生涯晚期的《晚学盲言》,这个立国本位论可以说蔚为大观,臻于化境。中国作为一个广土众民的政治体,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扩展为超大规模(“可大可久”),这是钱穆历史政治思考的中心主题。中国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正是围绕这一主题,钱穆触动并衍发了对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道德、治体与世界秩序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阐释,系统显示出大一统之于政治秩序基源性问题的关键价值。

   二、国家形态与政教机制:追溯大一统的古源和动因

   对大一统的常见讨论往往呈现出两个进路,即聚焦秦汉以来两千年政治传统,且注重《春秋》公羊学代表的经学义理。在探讨大一统的现代命运时,这两点往往构成其立论基础。钱穆的立国本位进路,并未单纯依托经学义理,而是强调在通史基础上透过历史政治传统的实践性阐释来揭示大一统的系统涵义。针对上述两个进路,他强调秦汉以前与之后两大段历史的大一统之通贯,可谓“法三代”与“法祖”两个大一统形态并举,同时更看重立国宪制意义上诸种要素如文化、族群、政制的历史政治演化,在经史参证的进路中展开论证。

   将大一统区分为封建式与郡县式这两个基本形态,这个区分可以避免只关注秦汉以来两千年的郡县大一统。换言之,由中央集权、君主制和士大夫官僚制度、儒家主导的政教政学合一这些要素构成的郡县大一统,只是大一统的历史形态之一。这一区分在大一统的历史谱系上为我们打开了向上追溯与向下推展两个向度,即秦汉大一统在传统上其来有自,渊源深远,在未来也会有新形态产生,并非终结于历史,已成过眼烟云。

三代以周礼为代表的封建式大一统,不仅是孕育出后世郡县大一统的古史海床,也是我们理解中国国家民族(国族)及其历史文化精神得以奠立的关键起源。如果没有这一源头,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在秦汉以降势成悬隔之态,大一统的现代重构也将失去元气精魂。钱穆由论述三代大一统,拈出中华国族的立国之本,以此为讨论后世政治得失的大前提,并由此形成了国家与政府的基本区分,敦促我们溯源三代来理解国家的基本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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