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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新媒介能否让我们遭遇世界?——从阿伦特的政治社会理论出发

更新时间:2021-12-17 22:39:26
作者: 李敬  
摘要:web2.0技术更新了媒介交往的形式与内容,新媒介的公共性问题受到重视,已有文献多诉诸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阿伦特的政治行动理论未受到认真对待。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对"手段—目的"范畴的根本超越,它带来了对"复数性"行动本身的强调;"复数性"意味着人的"自我彰显","人"从而与"世界"遭遇并赋予其意义。面对今天的技术情境,阿伦特启发我们提出以下问题:新媒介在技术上允许"多元和差异"存在,是否由此等同于"复数的"人的行动?本研究以阿伦特对"社会"和"公共"的定界考察了网络空间中"公"与"私"的复杂缠绕,并尝试把对"社会"的限定从内容层面转向"隐喻"层面,从而对三种不同类型的网络平台进行针对性的讨论。研究发现,新媒介所建构的技术交往空间与"公共性"相距甚远:"多元"不代表差异和复数,"自我表达"也不意味"人"的"自我彰显"。 

   关键词:阿伦特;新媒介;公共性;世界性;复数性

   作者简介:李敬,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重返阿伦特:对媒介技术之公共性的新质询

  

   当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为代表的web2.0技术刷新我们的网络体验,交互性使用实现了对1.0技术时代的颠覆性推进,乐观倾向的技术决定论不在少数,技术使得“前所未有的、个体参与和赋权的民主成为可能”(Barassi&Treré,2012),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公共性思考遂成为学术讨论的焦点。何谓公共性?无论采用怎样不同的理论框架,“公共性”在根本上都意味着公共的“政治参与”。在我们所熟知的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那里,“政治参与”被发展为政治商谈理论,它是左右立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也是公共性的内容和手段;理性的商谈支撑起公共空间中的交往,从而使得民主政治成为可能。在已有的文献中,把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应用于新媒介技术的公共性问题讨论随处可见。可以说,谈及公共性问题就几乎离不开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诚然,哈贝马斯给出的沟通行动理论的历史重要性确凿无疑,它是二战后思想家面临现代国家合法性重建力于解决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媒介的技术进展如何作用于公共空间则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议题,被哈贝马斯的理论视野所包容。

   但我们在承认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之重要性的同时,不能就此忽略哈贝马斯理论的滥觞,即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政治行动理论。如果说哈贝马斯是对阿伦特思想的规范性构建和发展,那么阿伦特则是以更加“宽广”的姿态去讲述政治和人。所谓“宽广”,是指阿伦特对自古希腊以来一直“潜伏”在政治理论中的“手段—目的”范畴的彻底超越。她一再强调,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人的活动,都不能在有用性(in order to)的层面被理解,而是以行动本身为价值(for the sake of)的自我显现。而哈贝马斯的政治交往理论过于强调理性商谈的结果,这在阿伦特看来尚未彻底甩开目的论的束缚,它还不是阿伦特眼中的真正的“行动”,即意义不在于某个达成的结果,还在于行动的过程本身,人之为人的勇敢和尊严正酝酿于其中。可以说,在源头理论阿伦特那里,她以更本真、更强力的方式呼唤我们返回人本身,从而得以挽救现代政治——政治不是行政强权意义上的,而是参与性的真正属人的行动。阿伦特一再强调,公共领域中的言说和行动本身就充满意义,人们在行动中确证自身,也创造了属于“世界”的记忆——人们活动与其中,并超越人之有限性的、持久存在的、“我们的”世界。交往行动由此赋予“手段—目的”范畴的“世界”以“意义”。1由此我们可以说,公共性在阿伦特那里意味着人与世界的真正遭遇:世界通过人在公共领域的言语/行动填充了空洞性而获得意义,人在得以公开显现(public appearance)的空间中确证了自我和世界的实在性。

   尽管阿伦特较少直接谈论媒介,2但实际上她的理论对于媒介问题的思考有着强烈的包容性。换句话说,阿伦特的视角为媒介公共性的问题打开了新鲜的思路:在阿伦特那里,“公共性”就意味着人能够脱离以“生命/欲望的循环”为狭隘主题的私人空间,转而与世界真正遭遇。简单来说,公共的人,意味着世界的真实性对于他们而言是“共同的”,即人们能够共同拥有、理解和讨论“同一个世界”,从而结成在世界之中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的(in-between)整体。“公共性”也就指向了一种“世界性”(worldness)的活动,它对立于“无世界”(worldlessness)的、被限定在不被他人所见的、私人领域的行为。由此,从阿伦特理论出发思考媒介之公共性,就可转化为新媒介技术是否具有“世界性”这样具体的问题。具体而言,它又包含两个层面:首先,阿伦特把“社会”和政治做了严格区分。进入公共空间、获得公共性的人,就是“政治的”。与现代政治的界定不同,阿伦特诉诸古典给出“政治”的根本含义,它是允许人们进入其中、被公开彰显的、属人的自由的领域。所谓自由,是对立于拒绝“显现”的、纯粹私人性的、晦暗不明的领域,而在阿伦特那里,“社会”领域与“公开彰显”的政治领域相反,前者在原则上完成的是对人的“遮蔽”。正因为这种对于社会和政治的严格区分,以及对政治概念的独特限定,使其理论的实践性受到来自哈贝马斯和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Bernstein)等学者的颇多质疑。3我们该如何理解由新媒介技术所支撑的互动空间——人们进入其中并开始交流。这样的交往空间在阿伦特看来究竟是“社会性”的还是公共的/政治的?尤其对于社交媒体来说,围绕“社会性”的主题所展开的交流,是否就意味着对公共性的直接否定?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阿伦特社会理论对两者给出的严格区分,在实践背景转为现代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理论与实践该如何对接?由此推促我们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即是否可能在阿伦特社会理论对内容层面所做的规范性限定之外,寻求新的跨越?

   其次,对于阿伦特来说,“公共性”意味着自身的“公开彰显”,这种“彰显”必须要求他人的持续在场,才能保证“被听见(诉诸于言说)”4“被看见(诉诸于行动)”。倘若仅从粗糙的表象来比对,今天的新媒介技术似乎给予了人们充分的自我表达机会,人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轻松达成诉说和表现的欲求。但我们就此可以断言公共性吗?阿伦特强调,人们只有通过言说和行动才能表明自己是谁,从而揭示其独特的个人身份,让自己彰显于世界之中。重要的是,这种彰显烘托出的是“某人是谁”而非“某人是什么”;对于后者,“什么”指的是品质、天赋、才能和缺点,人们既可以显示也可以隐藏,而对于前者来说,关于“谁”的彰显无法刻意而为之,它蕴含在人的一言一行之中,除非彻底的沉默和绝对的不作为才可能去隐藏。因此,“彰显”的彻底实现,只有在公共领域中才可能完成(阿伦特,1958/2009:180)。正是人们在自我彰显的实现中,才能够确认自身的真实和世界的真实。人的世界性只有在人与他人结成的真实关系中得到确认,反之,当被限定于私人领域的遮蔽时,人就是“失去世界的”。古希腊的“不自由的”奴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区分于“自由的”公民。因此,当阿伦特引领我们对媒介发问,我们就必须去质询:新媒介技术所实现的交往空间是否让人的彰显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把研究对象做无差异化的“铁板一块”,而必须通过关键概念来区分不同的空间类型的公共性质程度,新媒介与公共性之间不能做简单粗暴的直接挂钩。

  

   二、阿伦特的侵入式社会理论:网络交往空间的晦暗与光亮

  

   (一)理解侵入式社会理论:公私界限的明确分野

   阿伦特在1964年接受记者君特·高斯(Günter Gaus)的专访时强调自己不是哲学家,也非政治哲学家,而是政治理论家。因为在阿伦特看来,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总站在政治的对面,“在大多数哲学家那里都存在着一种对所有政治的敌意,鲜有例外。康德是一个例外。这种敌意对于整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它不是哪个个人的问题。它存在于对象自身的性质之中。”5远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阿伦特就发现了“沉思”作为一种内在的优越性超脱于“人致力于此世之物的活动”之上,后者是服务于一个活着的肉体的需要而获得的有限的尊严,它可谓“积极生活”,而处于最高位置的“沉思生活”自古典希腊以来就贯穿于整个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的脉络。哲学在根本上是对智慧的爱,是在“无言的”沉思中对永恒的体验,阿伦特要做的恰恰是拉开自己与哲学的距离。她完全有能力进入沉思,但不愿就此止步,而是刻意的从沉思中抽离并投身于“世界”,即以公共的人、政治的姿态投身于我们的“世界”之中。

   如果我们把这理解为一种序列上的颠倒,那么阿伦特显然不是理论的起点。在尼采和马克思那里,就已然完成了对传统秩序的颠覆,并把人的实践活动从形而上学的“压迫”中“解放”出来,阿伦特承认他们的贡献,但她认为这样的倒转是不够的,尤其对于现代生活而言这种“解放”仍是混沌不清的。因为所谓“倒转”,始终不过是背后决定的原则之间的倒转,而区别于沉思生活的“积极生活”被认作是仅遵从一个原则的整体,这在阿伦特看来有重大问题,并与现代政治的危机脱不了干系。由此,阿伦特不辞辛劳地重返古典哲学,对自现代以来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从源头处进行严格的界定区分,发掘出隐藏于其中的绝对不可逾越的、且应该被守护的清晰的界限,即劳动(labor),制作(work)和行动(action)的分野。它们意味着公共与私人的重要区分,也是社会与政治的严格界限,并由此奠定了阿伦特政治社会理论的基础。

   尽管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就把意味着追求真理的沉思高高凌驾于人的世俗活动之上,但在古典希腊的哲学中,积极生活并非是内部模糊的一团。阿伦特重返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严格区分,它建立在对三种活动的划分之上。劳动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为了自我持存而对必要之物的生产与消费,在这种活动中,只有生命的自我存续而“没有世界”,因为所有被生产出来的必需品都在生命机器的运转中消耗殆尽了;或者反过来说,所有的生产都是被生命有机体本身所规定的循环式的重复,尽管劳动的原料常常以最原初的方式取之于自然,在这一点上似乎它与世界最为接近;但同时,以消耗或抵御自然侵蚀为目的的、被限定的、重复性生产,使得它不能为人的世界留下任何持久的、超越“有死性”(mortality)之有限个体生命之外的东西。重要的是,劳动从根本上说无需他人的在场。即使协作劳动/劳动分工看上去是人的聚合,但这样的劳动根本上只是被分解成N个部分的、加起来“=1”的、“彼此像一个人一样行为”的活动,它是单一性(one-ness)的,彻底地对立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因为它意味着物种的同一性,即物种中的每个成员都是一模一样和可交换的(阿伦特,1958/2009:124)。协作的表象下是绝对的孤寂,彻底的“无世界性”是劳动的属性。

制作不同于劳动,此种活动的主体是技艺人(homo faber)。制作是物化(reification)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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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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