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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 何奇峰:行动伦理:论农业生产组织的社会基础

更新时间:2021-12-17 13:52:03
作者: 周飞舟 (进入专栏)   何奇峰  

   摘 要: 通过考察三个村庄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分析家庭经营与规模经营的成功与失败之道,其中劳动力的雇佣、管理和监督是关键所在。家庭经营的优势在于扎根于村庄的社会基础之上,充分利用了农民“内外有别”的行动伦理。经过案例的对比可知,外来企业的规模经营只要遵循这些伦理,也有可能通过“扎根”而获得成功。行动伦理也为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伦理资源。

  

   关键词: 家庭经营;规模经营;社会基础;行动伦理

  

   阅读导引

  

   一、农业生产组织的社会基础

  

   二、家庭经营的伦理基础

  

   三、跨越家庭的生产组织

  

   四、余论:农业现代化与传统伦理

  

  

  

   近些年,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展开,农业产业发展面对新的机遇,也面对转型的挑战。大量的财力、物力以及城市资本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中,打通了农村与外部市场连接的通道,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过去农业生产所面临的资本、市场和技术的瓶颈。但在另一方面,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劳动力务工潮却使得农村劳动力由过剩变为短缺,成为束缚农业生产发展的新瓶颈。在生产要素配置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产业的组织形式是否应该进行转型就成为重要而关键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对“家庭经营”与“规模经营”的讨论上。

  

   “家庭经营”是20 世纪80 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农户在自家承包地上进行农业生产,依据生产要素的配置进行一部分土地流转作为补充;“规模经营”则是超出家庭经营能力、以雇工为主要劳动形式、追求实现机械和土地规模效益的生产形式。在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种植领域,家庭经营一直被认为是适合中国国情、较为合理的生产形式。即使在农村大量劳动力外流、农业劳动力以老人与妇女为主的“去过密化”趋势之下,家庭经营也表现出灵活配置要素的特点,会对家庭劳力进行重新分工以实现生产生活的融合与调配。与规模经营相比,家庭经营有一些固有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于规模较小而与资本、技术和市场对接时处于弱势地位。在实行包产到户以来的几十年里,农村发展出了大量围绕家庭经营而建立起来的生产组织形式,如“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这些形式既保持了生产经营过程中家庭的主体地位,又通过政府的介入以及与公司、合作社的联合而解决了资本和市场的对接问题,比较充分地发挥了家庭经营的优势。

  

   家庭经营的优势是在与规模经营相比时显露出来的。近年来,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大规模流转土地、经营现代化农业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学术界称之为“资本下乡”。广义的资本下乡包括资本介入村庄规划以及加工业、旅游业等各种行为,我们在此主要讨论资本下乡经营种植业的情况。资本下乡多采用园区、基地等规模经营的方式,实际上是把种养园区和基地当作企业来经营管理,主要依靠雇佣当地农民作为劳动力。资本下乡的规模经营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雇佣和管理的困难,这些困难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的形势下大大加剧了,以至于很多企业会采用“反租倒包”的形式“回到”家庭经营形式,撤资、跑路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劳动力雇佣和管理的困难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监督的困难,即企业管理中的办法很难应用于农业。因此,除非人均土地规模大到能够承受劳动效率下降所带来的损失,或者劳动主要以机械操作为主,以园区和基地等形式进行的集中经营通常会陷入亏损的境地。

  

   除了家庭经营和规模经营之外,农业中还有许多介于两者之间的生产形式,如农户家庭间各种形式的互助和联合生产,以及以雇工为主的种植大户。这些经营主体是如何雇佣和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的呢? 通过家庭经营、合作经营和规模经营的对比,我们力图找到一些支配农村劳动力管理和组织的规律,考察这些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探讨其能否为规模经营在农业中的发展提供启示。

  

   一、农业生产组织的社会基础

  

     家庭经营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优势是学术界和政策界讨论的重点问题。众多的研究发现,尽管城镇化引起的人口流动导致农村生产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家庭却是一个“拆不散”“离不开”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核心。

  

   人口流动使得农村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进入21 世纪以后,从人口学统计来看,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无限供给的阶段已经过去,大量的经验数据和经验研究表明,老人、妇女正在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家庭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随着劳动力外流,农村家庭表现出复杂的跨地区、跨季节、跨家庭的分工形式以适应变化。研究表明,农民外出务工或返乡务农并非完全出自个人意愿,而是一个复杂家庭结构分工决策的结果。

  

   这种以适应外出务工为主的家庭分工对我们理解农业的家庭经营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从时间维度来看,这种分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谁外出、谁留守、谁返乡是随着“家庭生命周期”而不断变化的。例如,一个家庭如果存在需要被赡养或抚养的家庭成员,那么这个家庭在外务工人员的返乡意愿则明显高于其他家庭,结婚与生育往往是年轻夫妻中妻子返乡的重要节点。其次,从空间维度看,外出务工人员仍然将农村看作是自己的“家”,留守人员也会将务工人员看作是在外挣钱的家人。家庭成员虽然不在一起,但是他们心目中的“家”是“重合”的,是同一个“家”,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家”是随着家庭成员的分离而“撑开在城乡之间”。第三,由于返乡或留守大多出于家庭的原因,所以农村家庭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其从事的产业类型、劳动投入和生产规模都会与其家庭状况和家庭生活相匹配。例如,为照顾家庭成员而留守或返乡的劳动力就不会从事劳动过于密集或对劳动投入时间要求过高的产业。总之,家庭在城镇化的新形势下做出各种灵活调整的事实,显示了农村家庭的顽强“韧性”。这种“韧性”与农业生产之间形成了一种“生态”关系,我们可以把每个家庭的经营状态看作是一个与家庭结构、地方资源、产业机会、时间分配等因素相适应的“家庭生态系统”。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业开始经历一个大规模的资本化过程。但是各种以种植园和基地为形式的“资本下乡”少有成功的范例,大部分农业资本和技术投入的载体均以家庭农场为主。对于新形势下小农经济的调整,黄宗智将其称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一方面,小农的家庭经营并未排斥中国农业的资本化,在投入、化肥、技术等方面都有显著增加,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发展;但在另一方面,这种资本化并没有使得农业雇工大规模增加,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有学者认为这种形式的生产者是“既非农民,也非资本家的小资本生产者”。资本投入、技术进步和附加值的增加“隐藏”在传统的家庭经营形式之下而大规模实现,这简直就是一场“隐性的农业革命”。基于这种观察,黄宗智将中国农业与美国以节省劳动力为主导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区分开来,提出中国农业中具有适度规模的、“小而精”的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正确的发展道路。

  

   家庭经营的韧性来自何处? 从小农家庭经营长期的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人民公社集体农业的对比来看,这并非仅出于经济理性和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与中国文明的家庭本位文化密切相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并讨论社会和文化因素与家庭经营的关系,这些因素被叫作“社会基础”。

  

   “社会基础”一般指村庄的社会关系,较早的研究指出这些社会“关联”构成了村庄自治和权力运作的基础。在农村中,社会基础被看作是一整套以“关系”“人情”“面子”为基本特征的关系结构和行为取向,也被称为“乡土逻辑”。在农业生产中,“做人情”和“做面子”的社会基础构成了农业生产中生产要素配置和交易的前提,有利于农户间的合作。这些社会基础发挥了“社会资源”的功能,企业可以将家庭农场吸纳进入自己的产业链当中,并利用其资源化解社会困境。

  

   这些研究虽然指出了“关系”“人情”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但大多是从功能性的角度入手,将其视为“资源”,是农户用来提高其生产效率的手段,与生产要素没有本质的差别。这与社会学研究中将“关系”视为“社会资本”的研究取向有关。无可否认,“关系”“人情”具有强烈的交换甚至“投资”的意涵,但是如果这样来看待“关系”“人情”,我们就面对将其还原为与财富、权力等资源同质的危险。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关系”“人情”具有一些特殊的含义。这些含义的要害在于,如果两个人以交换为首要目的而“搞关系”“做人情”,就失去了“关系”“人情”在中国文化中的意味,这样的关系就不能算“好”、人情就不能算“厚”。“关系”“人情”的深层基础,不是社会交换的功能,而是一套基于家庭关系的伦理体系。

  

   徐宗阳的经验研究显示了“社会基础”的伦理内涵。在对山东某地“资本下乡”经营大规模农场的案例研究中,他发现农民对于与自己有“关系”的雇主,会给自己加上一些伦理性的责任和要求,而对于没有“关系”的人,则会遵循完全不同的伦理。在案例中,企业家所使用的主要劳动力都是从自己老家请来的,这有效地解决了劳动监督和偷懒的问题,但是却面对当地和自己没有关系的农户持续不断“盗采”玉米的问题。徐宗阳将这样的行动伦理称为“内外有别”,即老家雇来种地的农民与当地盗采的农民虽然行为方式完全不同,却持有相同的伦理。农民对此认为理所当然,有着自然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来自中国家庭本位的伦理,即对于不同的关系遵循不同的行动原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伦”指关系,“理”则指行动原则。有“伦”必有“理”,“伦”不同则“理”异。家庭成员的父子、兄弟之间,家庭之外的朋友、路人之间,不同的关系对应不同的行动原则,可以称之为“行动伦理”。行动伦理建立在家庭的“孝悌”伦理基础上,随着“差序格局”的圈层结构向外延伸,构成了社会基础的核心内容。

  

   将社会基础拓展到行动伦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农业生产发展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家庭经营之所以有韧性,规模经济之所以遇到劳动力管理和监督的问题,农业中各种合作经济之所以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各类生产组织之所以成功或失败,除了讨论生产要素的合理利用和配置之外,我们还可以将分析深入到社会基础的层面,讨论行动伦理在农业生产组织中所起的作用。这些人与人之间默契的、“不言而喻”的习俗及其背后的规范性伦理,构成了影响一个地方农业生产发展的“社会底蕴”。下面我们利用实地调研的三个案例,分别讨论农业生产发展中的伦理问题,试图用社会基础和行动伦理的概念帮助探索农业生产发展如何从家庭经营向更大规模的经营方式的过渡。

  

   二、家庭经营的伦理基础

  

  从2018 年以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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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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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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